韩钢

　　关于“九一三”事件，官方著述基本沿袭了事发之后不久下发的一系列中共中央文件的说法，这些文件包括：1971年9月18日中发【1971】57号，关于林彪出逃的《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6日中发【1971】65号，《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1月14日中发【1971】74号，《中共中央通知》（印发《“571工程”纪要》和影印件至相关级别）；1971年12月21日，中发【1971】77号，《中共中央通知》【《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等等。

　　海内外研究者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各种说法的依据大多是直接或间接当事人的回忆，鲜少原始文字资料的支撑。笔者推测，除了亲历者个人存留的某些零星文字资料（如笔记、日记、字条、电话记录之类），“九一三”事件很可能没有多少人们通常熟悉的那种系列原始文献档案；非要说有，恐怕主要是事发之后官方专案机构的大量原始审讯记录、交代材料、证人证言等。目前也不大可能寄望披露这些材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仍会是还原这一事件最重要的史料。

　　在诸多回忆和口述里，来自健在的林彪家人的回忆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材料之一。健在的林彪家人，有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和她的丈夫张清林（事发时尚是未婚夫），还有就是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就与事件的关系而言，林豆豆又是最重要的亲历者。众所周知，林豆豆的说法自事发始即与官方结论相异，因鲜见于正式文本，多属坊间传言。2004年台北出版李晨著《世纪风铃》，披露了《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很快在网上流传。材料并非典型的回忆，而是林豆豆1980年3月写的申诉材料，材料寄至郑州市委负责人转河南省委负责人，转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据研究者核实，林豆豆承认材料为她本人所写，但她并不认识李晨，也未将材料提供给李晨。去年香港出版的《林豆豆口述》（舒云整理），再次收录了这份申诉材料，题为《我所知道的“九一三”事件》。遗憾的是，该书并非林豆豆所编，甚至“未经林豆豆本人审阅”，且“有删节”。据研究者考证，《世纪风铃》和《林豆豆口述》的编著者都对这份材料作了改写。两个修改稿和原稿的差异，已有研究者做了仔细对比和甄别，此处不赘。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不减损其史料价值。

　　话说回来，这份材料（以下简称“林豆豆材料”或“材料”）毕竟是公开发表的林豆豆关于此事的唯一文本，人们格外关注。严格说来，申诉材料还是属于记忆性质的史料，虽然也算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林豆豆材料”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若干细节，不少是他人未能也不能提供的情节，但也与其他亲历者的记忆有一些龃龉，留下不少疑点。本文将以此为主要对象，结合其他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或口述，对若干史实叙述的疑点作一讨论。

　　林立果同林豆豆谈了些什么

　　“材料”是从1971年9月7日讲起的。现有回忆和口述都证明，林豆豆、张清林还有张宁正是这一天到北戴河的。（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刘吉纯口述、丁丑整理《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警卫参谋刘吉纯（据李文普说，刘吉纯是从总政治部保卫部调到八三四一部队挂名为警卫科副科长的，担负林彪的警卫工作。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都回忆，林豆豆这天一到北戴河，就被林立果找去密谈。李文普说，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和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杨森9月7日上午十一点多钟从北京到达北戴河；到了不久，林立果就把林豆豆接到57号楼林立果住处密谈。刘吉纯说，9月7日上午，林立果、林立衡等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午后张清林和杨森找到他，说不知林豆豆被老虎弄到哪里去了，要刘赶快把主任、老虎抓起来。（《难忘的“九一三”前夜》）刘吉纯所说有的恐怕不实，据李文普文章，林立果此前已在北戴河（《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不可能与林豆豆等人同行；但刘听说的“林豆豆被老虎弄到哪里去了”，算是对李文普所说的林立果、林豆豆“密谈”的一个佐证。

　　密谈的内容，李文普、刘吉纯当然不会知道。但林豆豆随后向李、刘等人打招呼，告诉他们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多少透露出一点“密谈”的信息。刘吉纯说，9月7日晚上林豆豆要他去她那里，“她说，主任（即叶群——引者注）、老虎（即林立果——引者注）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刘还说，9月12日晚上十点半左右，林豆豆又一次告诉他和李文普：“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难忘的“九一三”前夜》）林彪的秘书宋德金可以佐证刘吉纯的说法：“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平静下来……”（宋德金《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李文普也回忆，9月12日“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豆豆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林豆豆对刘、李两人所说，很可能就是林立果同她“密谈”的内容。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情节，甚至可以说是“九一三”事件的第一个信号。林立果正是第二天就回到北京，与“小舰队”的人具体密商杀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和香港的计划的。令人不解的是，“材料”对这次“密谈”却没有只言片语，人们只能从“材料”的其他叙述中判断。林豆豆在“材料”里说，从9月7日开始，她就逐个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据李文普的文章，张恒昌、陈占照的身份是内勤公务员。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反复谈话”。谈些什么，“材料”没有直接说，只能从这段叙述了解：“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林彪）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还要害毛主席的事，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向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所干的一些事情。”（《林豆豆口述》）endprint

　　如果可以判断林豆豆、刘吉纯、李文普所说就是“密谈”内容的话，那么，“密谈”内容不会只是这么简单。林立果、叶群为什么要杀害毛泽东，要“南逃”广州和香港，这些都会在“密谈”中涉及。遗憾的是，“林豆豆材料”不仅未能详述，甚至几无交待，留下的只是悬疑。

　　十多年前，张宁出版的书称，“九一三”事件过去多年以后，林立衡亲口向她讲述了那天林立果找她谈话的情况：（9月7日）下午三点前，林立果接林立衡到57号楼单独谈话。林立果对林立衡说：“自从庐山会议以后，一组（毛泽东代号）揪住主任不放，几次检讨通不过，现在又趁首长到北戴河休养，跑到南方巡视，到处公开接见讲话，放风，最终目的是要打倒首长。首长身体差，一旦有什么事，怎么吃得消？刘少奇、彭德怀的例子摆着。首长又不肯服个软、认个错。一组已经摆开阵势，绝不会放过首长。与其等死，不如孤注一掷，做一次拼搏。”“她问：‘你准备怎么拼搏？主席威信高，稍有不慎，首长更被动。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硬干！或者到广州另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林立衡急于摸清叶群和林立果的真实底细，问林立果：‘形势真的那么糟？首长的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这段叙述第一次详细披露了林立果与林豆豆密谈的情况。张宁还提到，9月8日晚上7点多钟，林立果去56号楼又与林豆豆单独谈话20多分钟。她说这也是林立衡多年后告诉她的，这次谈话是林立衡要求的，是最后一次争取阻止林立果回北京，但林立果始终不开口，神情上却流露一点犹豫。（《自己写自己》）然而，张宁不是直接当事人，这段转述有待林豆豆确认。

　　前些年，原空军政委高厚良口述说，（9月）7、8号两天，林立果把谋杀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吃洋面包、当“寓公”的计划，告诉了林豆豆，谈了两个多小时，林豆豆自己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高厚良还说，林立果向林豆豆说过“首长也同意”。（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林豆豆的知心话》，《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高厚良披露的情况相当重要，这说明林豆豆不仅知道林立果要去广州，而且知道他们还可能去苏联。高厚良口述在“去广州另立中央”这一点上，与张宁的转述吻合；不同的是，张宁转述中提到的“孤注一掷”、“做一次拼搏”，在高的口述中具体化为“谋杀毛泽东”；而高所说林立果要去苏联吃洋面包、当“寓公”的计划、林豆豆出于担心表示跟林立果走、林彪也同意等情节，张宁的转述完全没有涉及。高厚良同样不是直接当事人，高又没有说明材料的出处，其口述目前很难作为参考的依据。

　　林彪对毛泽东南巡谈话有何反应

　　林立果、叶群要去广州甚至香港，还要谋害毛泽东，直接原因是得知了毛泽东的南巡谈话。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出京南下，先后到了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沿途同地方党政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谈话，严词点名指责林彪，多次使用“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等政治斗争惯用的词语，发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的告诫，实质上预警了新一轮“路线斗争”。官方著述断定，林彪、叶群得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后终于作出杀害毛泽东、武装政变的“疯狂的决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据李文普回忆：“9月6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谈话内容，我不清楚。”（《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这个叙述值得追问。李文普是卫士长，按规矩不可能看到这个讲话材料，周宇驰、林立果、叶群也不大可能给他看，那么，李文普怎么知道周宇驰带来的是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材料？反过来问，如果李文普得知，那么，当林豆豆告诉他林立果、叶群要杀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和香港时，一开始他为什么不相信？这些细节，李文普的文章都未交代清楚。

　　退一步说，假如林彪得知毛的南巡谈话，熟稔毛泽东性格的林彪不会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问题是，林彪有什么反应？他准备如何应对？这是解读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的心理和行为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亲历者披露任何相关史实，包括林豆豆。没有披露，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完全不知情；第二，虽然知情，但碍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披露；第三，林彪没有态度或有态度但深藏不露；第四，根本不知道毛的南巡谈话。无论是何原因，只要史料不充分，很难确认林彪主谋或参与了杀害毛和“南逃”的策划。

　　高德明的一篇文章称：9月7日上午，周宇驰驾驶直升机将顾同舟15页纸的情报送到北戴河。林立果领着他去见了林彪、叶群。拟定了三套方案：一是动员江腾蛟去上海、杭州组织王维国、陈励耘杀害毛泽东，让于新野先去上海、杭州侦察毛泽东的动向并观察王、陈二人态度；二是如谋害不成，就带黄、吴、李、邱到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地区割据；三是作最坏打算，为北去苏联作准备。事后，周宇驰曾向舰队成员说：“林副主席很动感情，抱着我的双肩说‘宇驰同志，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们了！”高文还说，林立衡当时曾问林立果：“首长知道暗杀主席的事吗？”林立果肯定地说：“他也同意。”（高德明《林立果在“9·13”前的六个昼夜》，《中华儿女》2000年第12期）以高文的说法，林彪不仅知道毛的南巡谈话，而且参与了策划，至少知晓杀毛、南逃、北叛三个方案。问题是，高文没有出处，无法为据。

　　一直随卫林彪、最为林彪信任的李文普，倒是提供了从9月7日到12日的6天里林彪一些令人费解的零星动态：

　　（9月7日）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他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endprint

　　（9月8日）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96号楼很平静，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报告首长，我马上报告林彪、叶群，林彪点头说：“好！”

　　（9月9日），北戴河96楼比较平静。海里有人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的人却像平常一样各忙各的。

　　（9月10日）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9月12日）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走，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见准女婿、准儿媳，拍照合影，高兴收到小礼品……用李文普的话说，林彪这几天“平静”、“如常”。难道这就是林彪知悉南巡谈话后的反应？到底是知晓南巡谈话，但表面“一切如常”而暗中密谋；还是虽然知晓南巡谈话，但打算以不变应万变；抑或干脆蒙在鼓里，不知道南巡谈话？这些都还是未知数，林豆豆的“材料”也没有任何说明。

　　林彪到底要去哪里

　　林彪对毛的南巡谈话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那几天他打算去大连，却是几位亲历者都肯定的。

　　林豆豆的“材料”说：“9月7日，首长对我们说的是去大连，叶群为了不让首长去大连，就叫李文普和刘吉纯对首长撒谎，说大连的水，首长不能喝。”（《林豆豆口述》）李文普证实了林豆豆的说法：“（9月12日）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我以为林彪真是去大连，按惯例给大连市交际处打电话，要他们检查一下房间，调控好林彪住房的温度，并对其他注意事项提出了要求。我又收拾了林彪随身带的东西。”（《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刘吉纯也说：“9月10日，我和林立衡碰了一次头，两人都未发现新情况，只听说准备去大连。”（《难忘的“九一三”前夜》）

　　众所周知，同在北戴河的叶群、林立果另有打算，准备去广州、香港。这个情况大概是林豆豆最早知道的。从“林豆豆材料”看，她最先跟刘吉纯、李文普打了招呼，一开始李文普不大相信林豆豆所说。（《林豆豆口述》）李文普自己也说，对林立衡这番话，他感到突然，不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林彪让他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他说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叶群、林立果要去广州、香港，必须说服林彪改变主意。怎么说服林彪的？“林豆豆材料”谈到9月12日晚上的一个情况：李文普告诉她，“主任叫我明早六点安排去广州，并叫我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我问过首长，首长说广州太热，不利于他治病，不去广州了，还是说一定要去大连。主任就问我广州的房子有没有冷气设备，我说广州的住楼有冷气，不热。所以首长又对我说，去广州也行。”（《林豆豆口述》）李文普的说法是，9月11日“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李文普所说，证实了林豆豆说的叶群亲口告诉了李文普去广州的打算，但没有提到叶群询问冷气设备、让李文普去做林彪的工作、林彪同意去广州等情节。

　　宋德金曾回忆：“大约是9月上旬，在林办人员中就有传言说，近日要换住地。然而，究竟去哪里？何时动身？在北戴河的人员是否全都随行？大家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说法。这里的规矩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我来此（指北戴河——笔者注）时间不长，更是严守‘三不原则。又有内勤战士跟我说，听说去广州，又听说去大连。我说不知道。”（《真实的林彪》）宋德金所忆，是否表明原来打算去大连的林彪，经过劝说，改了主意，所以传出大连、广州两个去向的说法，也有待考证。

　　不过，几位亲历者都说过同一个情况。“林豆豆材料”说：

　　（9月12日）晚九点多，应我的请求帮助我掌握情况的林彪卫生员张恒昌告诉我，他听见了主任跟首长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小张说他始终没听见首长的任何声音。（《林豆豆口述》）

　　这一情节，李文普有大致相同的记忆：

　　（9月12日）二十一点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这个情节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间接表明林彪又改了主意，还是不愿意去广州，不然，叶群不会说“去广州不行”这句话；第二，林彪这时得知了叶群要去香港的想法。至于林立果说的把黄、吴、李、邱都交给他，是否指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交给“小舰队”挟持到广州去，不得而知。不过，这个情节，林豆豆和李文普都是间接当事人，而直接当事人张恒昌、陈占照没有关于这一情节的任何回忆。所以，此事有待直接当事人证实。

　　如果叶群跟林彪说要去香港、林立果说要挟持黄、吴、李、邱去广州，那么叶群、林立果一定向林彪透露了相当严重的消息。因为，很显然，1970年代中共中央副主席出境到香港，只能是亡命之举，而绝非正常的政府行为。这一点，林彪不会不知。问题是，叶群用什么理由来劝说呢？是否就是毛的南巡谈话？也不得而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林彪得知叶群想去香港的打算，有什么反应？据“林豆豆材料”披露的张恒昌的说法，是“没听见首长的任何声音”。“没听见”有两种可能，一是林彪有回应，但张恒昌听不到；一是林彪根本没有回应。倘若是没有回应，那么，林彪是默许还是犹豫，抑或根本不考虑？没有史料，很难判断。endprint

　　蹊跷的是，陈占照回忆，当晚“十一点五十分左右，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下册）陈占照的材料来自舒云的书，未见公开发表，可靠性还待确认，至少时间有疑。但公开发表的刘吉纯的口述说：9月12日那天晚上，“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电话，是李秘书接的，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叶群说，坐火车去。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她说不去就算了。”（《难忘的“九一三”前夜》）李文普也说，那天晚上“叶群在十点多钟向张恒昌说‘明天早上六点去大连”。宋德金回忆：9月12日晚上“大约十一点——十一点半，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通知那边做好准备。”（《真实的林彪》）四位当事人的说法细节各异，时间、情节、对象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情节：去大连。这说明，临到动身，目的地又改回了大连，至少几位工作人员听到的是如此。叶群说去大连，很可能是为掩人耳目；但林彪要去大连，是同样掩人耳目还是仍旧坚持原意呢？又是一个悬念。

　　林彪是如何从96号楼出走的

　　林彪离开北戴河96号楼时，林豆豆已经第二次去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部求助，张清林则留在56号楼（林豆豆、张清林住地）观察，两人都不在现场，不是直接目击者。关于这一点，“林豆豆材料”里的叙述并不多，仅有一段：

　　（9月12日晚），在56号楼的张清林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按我的要求打来的电话，小张说：“他们（叶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长，情况十分紧急！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车再过十分钟就要开动了！你们快，快，快呀……”（《林豆豆口述》）

　　林豆豆特别说，其时是晚上十一点半钟左右。不久，她和张清林在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部“眼睁睁”看着一辆红旗车从门口开过去，接着便听到了一声枪响，再听到几声枪响。（《林豆豆口述》）

　　这段叙述的重点，在于林彪是被从床上“拽起来”的。坊间因此流传林彪服用了安眠药，是被人从床上生拉硬拽拖起来的，根本不像有“逃跑”打算的说法。见诸文字的，是张宁的书：“小陈和校长在叶群母子走后，一起进去服侍林彪吃安眠药，替他脱衣服，扶他上床谁觉，时间约十一点半左右。”“周恩来亲自下令封锁机场，林立果得报后丢下电话报叶群，叶群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自己写自己》）张宁的描述除了林彪被从床上“拽起来”这一点与“林豆豆材料”近似，其余的都是“林豆豆材料”未曾提到的，而且绘声绘色，生动细腻，如现场目击一般。可是，无论林豆豆还是张宁都不是直接当事人，她们的说法有赖直接当事人证实。

　　但直接当事人是另一种说法。张恒昌回忆：

　　（9月12日）约二十二点三十分，我和陈占照商量，准备让林彪休息。这时叶群来到林彪客厅，同林彪说话。陈占照先去吃夜餐，准备吃完夜餐再让林彪休息。等陈占照回来后我去吃夜餐，还没吃完，陈占照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这时大约二十三点三十分。林彪叫我通知叶群，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在96楼照顾林彪）不带了，让人把她们送回去……然后我回到内勤值班室，陈占照说，首长马上要走，叫赶快收拾东西。陈占照要我报告林豆豆，我找了一会儿，没找到。大约二十三点四十分到五十分左右，叶群、林立果，还有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刘沛丰手里提着三、四个皮包。（《林彪内勤公务员张恒昌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引自《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下册）

　　陈占照的记忆是：

　　（9月12日）二十三点左右，林彪打铃，我到了客厅，林彪要找小张，我去叫张恒昌。不一会儿，小张从林彪客厅出来，告诉我，林彪马上要走，要我去告诉叶群，走的时候不要带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二十三点五十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过了一会儿，叶群和林立果走出来。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这时，刘沛丰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我还看到沙发上放着三、四个黑色手提包。（《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引自《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下册）

　　李文普的文章说：

　　（9月12日）大约十一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张、陈的记忆时间不一，张说晚上十一点半，陈说晚上十一点左右；但情节相同，都是说林彪主动叫他们，没有提到林彪被从床上“拽起来”的情节。李文普虽是叶群叫去的，但其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也没有说到“拽起来”这个细节。作为间接当事人，“林豆豆材料”的说法是个孤证，也有待证实；而张宁的说法，更让人生疑。

　　林彪想外逃苏联吗

　　不管林彪是改了主意去广州，还是坚持原意去大连，最终的结果是坠毁在了异邦。官方将事件定性为“叛党叛国”。构成林彪“叛国”罪名的主要依据，是李文普提供的证词。人们无法看到证词原件，但李文普的文章提供了他的说法：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endprint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林彪询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是整个“九一三”事件里最关键的细节。如果林彪说过这句话，那就表明林不是要去大连，而是准备去苏联。也就是说，“出国”是林彪在登上飞机之前就已确定至少是确知的打算，“叛国”罪名自然铁板钉钉。然而，正是对这个最关键的细节，不少人表示质疑；最极端者甚至认为李文普是高层安排在林彪身边的“内线”、“卧底”，事后按照高层意图提供了假口供，作了“伪证”。持“挟持”说的林豆豆就一直否认李文普的说法。不过，林豆豆的这份材料无一字涉及李文普提供的这个细节。当然，李文普本人坚决否认“内线”说和“伪证”说。（《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张宁在自己的书里描述过一个情况：9月12日晚上十一点左右，叶群和林立果不断往林彪办公室跑，有时围着林彪嘀嘀咕咕，有时站在林彪身旁一句话不说，林彪始终不开口。林立衡推搡内勤小陈进去听听，小陈出来后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话，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自己写自己》）一些人以此推测，叶群、林立果很可能跟林彪和盘托出了逃往苏联的打算，而林彪不愿意去苏联，所以才说自己“至死是民族主义者”，也因此林彪不可能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然而，这只是假想，是模拟出来的一种语境。更关键的问题是，“林豆豆材料”没有提到这件事，张宁又不是现场目击者，张宁的描述依据何在？何况，作为直接当事人，前引陈占照、张恒昌的材料都未提到这个情节，张宁的说法无法被证实。

　　到底林彪问没问过这句话，因为当晚在车内的六位直接当事人只有李文普健在，李的口供成了孤证，确认也好，否定也罢，考证起来已极为困难。但笔者对李文普的说法仍有疑问。几天前李文普听林豆豆说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去香港，还不大相信，疑惑林豆豆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这时他自己亲耳听到了林彪问话，而且确认林彪等人要“叛逃”，反倒在跳车之后不去立即报告。是这位有二十余年军龄、长期做警卫工作的卫士长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还是来不及报告？从林彪等人离开北戴河96号楼，到256号专机12点32分起飞，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据256号专机第二副驾驶员康庭梓说，256号座机是9月13日零点三十二分起飞的。见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中华儿女》2000年第2期）即使起飞后，仍有向上级报告的时间。但直到这时，唯一知道林彪等人要“叛逃”苏联的李文普却没有报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林豆豆材料”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或口述提出的这些疑问，笔者并没有确定的结论。事实上，这份材料还有该书的其他文章留下的疑问远不止这些。解开这些疑问，仍待时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