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东鸿

　　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半个月内，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同时禁止传媒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遍全国。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开始都是震惊、怀疑，随后便是惊喜。

　　传达：由高层至基层，由党内至党外

　　10月6日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及此后汪东兴的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开驻京的党政军高干会议。据廖汉生回忆，当晚及8日下午5时至9日凌晨2时，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9日，中央决定，从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

　　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后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后，16号文件陆续传达至党外群众。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10月7日至21日间，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

　　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则严格掌握，慎重处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儿。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吴德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叛乱的迹象。”

　　从10月7日至21日，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等传媒，强调的是：“最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解放军报》特别强调：“一切听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9日、10日，《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以及“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

　　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

　　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10月7日至10日间，“小道消息”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10月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

　　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们间这种信息的传递，是极其谨慎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消息闭塞的广西资源县探亲，说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悦心情的表达，也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让我们看看，6日晚间至10日期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传播情况：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获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日，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早晨，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四个人抓了！”电话随即挂断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个人”是谁。穆青的妻子周萝接到一个不知姓名女人的电话：“祝贺你们了！”晚上，友人刘回年悄悄走进朱穆之的家：“那四个人都被抓了！”

　　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是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的，兴奋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之妻）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在她明白那“四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扫室内卫生，友人李又兰打电话告诉她：夜里零点“四人帮”都被抓了起来。董感到：“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哪，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27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

　　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

　　在班车上，韦韬悄悄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一位同在“五七”干校受过审查的“难友”。“难友”瞪圆了眼睛，悄声说：“注意，当心谣言！”“放心，百分之百的新华社消息。”“那太棒了！这几个家伙早该有这种下场了，真是罪有应得！是怎样抓到的？”“还不清楚，只知道在前天夜里抓起来的。”

　　到了办公室，韦韬向同事透露了这条爆炸性新闻，大家都兴奋起来。室主任说：“这消息先不要外传，我去核实一下。”过了一会儿，他们被召集到会议室，一位部长说：“韦韬同志听来的消息是真实的，‘四人帮已经在6号晚上被抓起来了，一个也没有跑掉。组织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华国锋副主席和叶剑英元帅，执行任务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现在中央还没有公布这件事，过几天就会公布的，在公布之前我们要守纪律，要保密，不要乱传。”

　　然而，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茅盾感叹道：“想不到，想不到这么快，真想不到！”又问细节，韦韬讲了，并强调说：“消息绝对可靠，我们部长亲口证实这不是谣言。”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

　　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今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着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起谁呢？”又说：“这事使人太高兴了！”

　　9日，在唐山考察地震的北京地质学院教师陶世龙赶回北京，在家中同妻子议论，认为迟群、谢静宜这些人肯定也跑不了，但是一想到那种“代代红”的人还在，仍然忧虑：“这回他们会真的被赶下台吗？这颠倒了的黑白能颠倒过来吗？”两人一时沉默无语。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中科院文学所乔象钟、蔡仪于9日得悉“四人帮”被捕，暗自窃喜。10日这天，从各方面传来消息，证实了此事，乔象钟兴奋得打着伞，穿着雨鞋，一家一家地告诉好友，直到夜间才回到家。蔡仪则把他的存酒打开，逢有熟人来就举杯相贺。那两天又有消息说是有地震，人们也不以为然，有的人甚至说：“听了这个消息就是震死也甘心，因为中国人民得救了。”

　　李可染上街，马路对面的女诗人柯岩看见了，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对他说了声“天快亮了”，然后就离开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严寄洲到生产区打长途，副厂长刘沛然正在屋子里手舞足蹈。严寄洲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刘说，没什么事，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

　　严寄洲回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那时我还真不明白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知道。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忽然我打了个冷战，站住了，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

　　“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传。有人还据此写了一份材料《马识途同志从北京回来讲破“四人帮”的情况》，广为传播，后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传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复又传回成都。

　　福州。华东地区血液病会议正在福州举行，忽然会议室外边的马路上人声鼎沸，声浪由远而近，越来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来是游行队伍通过。在得知是庆祝“四人帮”被捕以后，与会专家个个兴奋得跳起来，会议也不开了，大家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灯火通明，鞭炮声震耳欲聋，如同狂欢节一样。

　　上海。这里多叙述一下上海的情况。

　　7日到京开会的马天水，对逮捕“四人帮”事持有异议，由于会议纪律，不能将“四人帮”被捕一事电话告知上海。

　　当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处贴出了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已被捕了！”警察把标语撕了，对围观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

　　8日，华国锋要求马天水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来京开会。

　　9日，《辞海》编辑所传出消息：“四人帮”三天前已被捕，这个消息是交通大学一位学生接到他高干父亲的来信以后披露的；这个学生和几个一同刷标语的同学，已被公安局拘捕了。在该所的职工大会上，负责人申斥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乱听、乱传谣言。他说，“我们一定要追查”，“中央局势十分稳定，革命形势很好，四位首长照常负责，马老已应召于前晚进京，昨晚还和景贤、秀珍两位通了电话……”

　　10日，极力想了解中央事态的徐、王抵京。他们参加了中央的“打招呼”会议，得知“四人帮”被捕一事。

　　13日上午，马天水、周纯麟及徐景贤、王秀珍返回上海。之前，华国锋、叶剑英与马、徐、王等人谈话，他们表示拥护中央决定。

　　晚上，上海市委召开市委常委、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文件。

　　14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上海一般群众。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老报人徐铸成回忆，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去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响彻云霄。后来，连工人、民兵们也卷进游行的队伍。这样热烈、愤怒的队伍，经常首尾相接，使车辆无法通行。

　　农村的情况如何呢？

　　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季思聪回忆说：“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

　　在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以后，“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几个女生马上追问：“还有谁？”“还有姚文元。”季接口说：“是不是还有张春桥？”“对！”季思聪回忆说：“我激动得头直晕，‘这回真的要变天了。虽然老宋想不起来第四个人了，但不要紧，只要这三个被‘揪出来，再揪谁不揪谁都差不多。”

　　在另一个农村的大队部，广西知青钱文军和几个干部闲聊。公社广播站的崔会友闯进来，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接着，喝酒庆贺。钱文军回忆：“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插队福建顺昌县农村的知青施晓宇，是16日得悉的。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董）丽娜（从福州）来，带来震惊人心的消息——中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这四位华国锋以外顶天的巨头，在毛主席遗体未凉，就要对华国锋采取行动，想抢班夺权，赶华国锋下台，但被华国锋察觉镇压了，现四人已被软禁。这个事件现只传达到十级以上干部，但很多人已经听说。据说福州街头已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和‘抢班夺权决没有好下场的标语。……消息听后，实在令人又惊讶又欣喜。”

　　当然也有闻讯后怀疑是“右派政变”之类的，甚至有议论要“举行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的。上海、武汉、成都、吉林等地都有。

　　深受“文革”之苦的各界人士，欣喜若狂

　　徐向前得知后，连说：“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说：“中国得救了！”杨勇说：“真是大快人心！”余秋里说：“我的病好了，可以上班了！”谭震林兴奋得彻夜未眠，拂晓时才睡去，后来从床上掉到地板上也不知道。邓颖超立即去看蔡畅、康克清和刘伯承，和他们同享欢乐。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张爱萍兴奋不已，当即作诗一首：“忽报一夜阴霾散，扭转乾坤安国邦。白骨授首张正义，伟哉壮举永流芳。”

　　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的老干部，奔走相告，饮酒庆贺，觉得国家有了希望，党有了希望，个人也有了出头之日。

　　被监管在长江下游一个地点的管文蔚（江苏省副省长），举着一只酒杯送到在附近洗米的蚕种场徐姓职工的嘴边，要他喝。徐说：“管爷爷，这一不过年二不过节，喝什么酒啊？”“你先别问，喝下去再说！真香啊！这可是地道的茅台……”

　　郭沫若张开双臂同许德珩拥抱，连说“大快人心事”。许德珩回忆说：“当时我们高兴的心情，不啻于第二次获得解放，绝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于树德说：“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定要报。”程思远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应了这句中国古老的格言，罪有应得！”

　　时任吉林省石化局局长的洪学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喜悦，他组织全局职工，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时任武汉市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的王健激动得手都颤抖起来，立即找消息灵通的负责同志打听，经核实后，他就不断地打电话，将这个喜讯转告给其他战友和同志。时任牡丹江地委书记的谭云鹤回忆说：“虽然尚未正式传达，但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好像是真的了。大家都喜笑颜开，三三五五比较要好的同志，纷纷相约，喝酒庆贺，一时真是闹得有点‘全国酒贵的样子，听说有的小店酒都卖光了。”

　　文学艺术家们尤其如此。

　　黄胄热泪盈眶，只觉红日当头，眼前一片光明。王元化一阵狂喜过后，一口气跑到楼上挚友满涛处，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两人想说话却说不出来，相互望着，默默地流泪。艾青致信友人徐勇奇：“把‘四人帮砸烂，真是从心眼里叫人高兴。这些人无恶不作，在这些人统治下，过的是白色恐怖的日子。现在，把这些妖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值得庆祝一百天。”关良特地上街买了几支毛笔，又喝了几口平时从不沾边的白酒，当晚画了一张《三打白骨精》，“这时我高兴啊，我还真能在有生之年作画，热泪盈眶”。后来，叶圣陶又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诗：“不辞反复绘三打，想见兴怀玉宇清。石窟飞天堪媲美，如斯艺事倍精英。”

　　上海画家唐云喝了一斤黄酒，连夜画了《捉蟹图》。画面上，一口大酒缸，三只酒杯，四只用绳子捆扎着的蟹。他还题七言绝句在画上：“三雄捉得又擒雌，不许横行放厥词；揭盖劈螯除四害，人心大快庆千卮。”西安画家石鲁同友人徐行连干了三杯太白酒，徐行写诗：“晨星光清夜路静，情满心舒步履轻。花逢时雨谁为俏，西行回首见户明。”石鲁则以“花逢时雨俏”为题绘画：一枝枯萎的月季，在蒙蒙细雨中复苏。然后又写了一幅“春到人间”的中堂。

　　南京女书法家萧娴从橱柜里找出瓶好酒，斟了一杯，自己对自己说：“喝了吧，愿天下从此太平！”一口干了！接着写了一副对联：“明月千家满，春风一夜来。”魏克明作诗：“欢呼四怪倒台后，日月增光人增寿。人活百岁不稀奇，决心再战三十秋！”

　　钟灵曾经编了不少对“四人帮”大不敬的谜语，结果被人告发入狱，又由于“四人帮”被捕，他只关了8天就被释放。钟灵提着一瓶酒兴冲冲地跑回家，方成等好友正在他家里等着呢。他一边打招呼，一边找围裙，一下子钻进了厨房，边走边喊：“有话回头咱们就着酒说！”那天，他们乐了半宿。

　　那时还在苏州访友的沈从文，19日致信上海友人程流金：“这么几天中，北京传来的新消息，和苏州市几条大街上的反映，对这次初听来如‘突然，其实却是‘必然的新问题，把我们所想像的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事实，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我们的国家或许正应和了《易经》上提到的‘否极泰来。”

　　秦牧回忆：“只是在这时，我的槁木死灰一样的心境才真正复苏。我和广东许多作家一样，走上广州街头游行，所到之处，看见群众纷纷绽开了笑脸，欢欣鼓舞的场面，只有抗战胜利、解放初期入城式的场面可以比拟。可以想见人们对这伙政治恶棍怨恨之深。”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纵然历史风云恶，大笑高歌又一回！”

　　在“文革”初期就“几次都想死去”的曹禺，在听到女儿告诉他“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以后，他当时的感受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都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出声，我喊道：‘天哪！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

　　24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军民大会，庆祝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了“四人帮”的夺权阴谋。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席了大会。与此同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部队，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

　　从秦城监狱释放又被软禁在潼关的杨献珍漫步街头，忽然发现到处贴着打倒“四人帮”的标语，远处传来鞭炮声和锣鼓声，他马上返回住所，打开收音机……这位饱受折磨的八旬老人，一连几天都沉浸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欢乐之中。

　　刘海粟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喜讯，顿时热泪盈眶，连唤妻子：“伊乔，伊乔，他们落网了！”他激情地画了个风情万种、身穿红袍的钟馗，题词道：“看惯千年鬼魅，依然嫉恶如仇。乌纱抛却更风流，换起香醪一斗。世上鬼多人恨，环球无鬼君愁。存弓忍把兔狐留，怎敢皆填海口？”

　　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当然，极左路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立即消亡。任重道远，只能有待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