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艾禾

　　提要：1957年，已经是12级“高干”的薛毅给中央写下关于干部制度的《刍议》，反对干部终身制。这个在薛毅看来是“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的举动，给他和家人带来惨痛灾难，也牵连地质部100多位同情其观点的人成为右派，占地质部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1949年，薛毅26岁，风华正茂，他身穿解放军军装，与妻子一道，一人背一个背包进了北京城。当时，薛毅任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干事，妻子则在北京市工会工作。他们的大儿子才出生不久，生活和事业都在向着光明的大道上迅跑。

　　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薛毅的这一切。薛毅是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人，小时家里穷得只够让他读完小学。后来父亲在讨饭的路上摔伤，在饥饿和伤痛中死去。他的哥哥被日本鬼子抓夫，在进攻解放区时替鬼子趟地雷被炸死。他的姐姐在生小孩的月子里遭日本鬼子强暴，受惊吓得病而死。可以用当年很流行的一句话，薛毅的出身苦大仇深。

　　薛毅15岁参加抗日，16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虽然只有高小毕业，但靠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他成为宣传干部，当过北岳三分区和五分区的新华支社副社长，战争期间写过许多新闻稿。1952年定干部级别时，他是行政13级，也就是县团级里的最高一档。到了1957年，他成为地质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时已是12级干部。这个级别意味着，他已经属于是“高干”的系列了。在机关里，他们这些高干可以享受小灶，出差时，可以坐软卧。

　　然而，也就是干部级别与待遇的问题，引起了薛毅的深思，也最终给薛毅带来一场惨痛灾难。

　　

　　反对干部终身制

　　1956年年底，薛毅听了机关党委的一次文件传达。他回忆道：那是一项中共中央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传达时说，今后不会有那么多的干部提拔了，还引了毛主席的话：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会上又传达刘少奇的话：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要做好这个准备。传达文件的人还说，比如，在一个科里，有一个科长，十个科员，这十个科员，就得准备一辈子当科员。除非这个科长死了，才能从这十个科员中挑一个当科长。薛毅听了心里很反感，“这不成了终身制了吗？蒋介石当国民党总裁，是终身制，我们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了呢？”

　　薛毅想了好几个月。1957年2月，薛毅作为12级干部听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后来，那篇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当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在薛毅的记忆中，毛主席的讲话发表出来后变动不小，而当时在现场听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号召人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也给了薛毅一种鼓励：既然党在号召整风，那么我就帮党做这件事。他写下了长达1万5千字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几经誊清、复写，在6月8日那天正式投寄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日报》。他不知道的是，6月8日，这一天正是政治风向转变的日子：全国停止整风转向了“反右”。

　　《刍议》的内容，在今天看来都是相当先进的。薛毅指出，现行干部选拔使用制度中存在根本缺陷，建议建立干部考试制度、有群众评议鉴定的民主考核制度和有任期的国家委任制度。他还特别提出，干部在某一衔级上可以通过竞选上岗；任期届满可以卸任，也可以连续参加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任职次数不限。可以放手地让熟悉业务的人才当领导，允许文化基础不足不懂业务的领导干部辞职另行选择职业；让自由选择职业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转业老干部，也适用“用非所学”的其他干部。“过去，我们共产党人曾正当地批判过封建王侯贵族的世袭制度，也曾嘲笑过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为终身职的那种荒谬规定。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种领导职务上，虽然抛弃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却竟然实际上在实行着终身职的制度。”薛毅在《刍议》中写道。

　　可以想见，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可谓石破天惊。

　　数十年后，薛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是从哪里得到如此“超前”的思想，薛毅回答说：来自马列的著作。“西方的东西，倒没有看过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书里都有啊！恩格斯就说过，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应该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人不能终身束缚于一种职业。列宁就说过考试，他在1924年写的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这两篇文章都提到用考试方法选拔人才。”

　　“我还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认为各尽所能应该翻译成各尽所长，让每个人发挥出他的长处来。这样才能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和最好的成果。并不是随便把你安排到哪儿，你拼命去干，就算是各尽所能了。人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劳动的成果才能最高。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原理应该是这样子的。”

　　薛毅的老伴梁国杰对记者说：当年薛毅的书柜里全是满满的书，提到这些马列经典哪一篇文章是怎么说的，他倒背如流连党史专家们也叹为观止。凭着对马列的钻研，也更凭着他对共产党的忠诚，薛毅写下这篇文章。这样的观点发表出来对于他个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真正要民主考核，他这个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干部”很可能也会失去职位。

　　因此，薛毅对于自己写这篇《刍议》非常坦然。当1957年的6月，地质部开整风会让薛毅发言时，薛毅说，我说已经给中央写了建议了，那个文章大致是怎么怎么说的。后来地质部出《整风简报》，薛毅觉得那上边登的关于他文章的摘要不能代表他整个观点的全貌，要求登全文，这样，6月23日那一期《整风简报》成了他的专刊，四个版登满了他的文章——他万没想到，这份东西成了日后他“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

　　

　　遭《人民日报》点名批评

　　1957年的6月，地质部23岁的俄文翻译王维新一点也没想参加运动，他只想复习功课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去读俄罗斯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但是，经不住组织上一再动员，他还是被拖进了运动。他也看到了薛毅的那篇《刍议》，觉得这篇文章说得挺有道理，他在整风会上也说了一些别的话，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看法。他并不认识薛毅，而且，他跟薛毅一样，对于政治运动的风向突变毫无思想准备。

　　“啪地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王维新回忆说，“机关主楼的楼梯两边都贴满了，来看大字报的人多得都走不动了，我讲过的话，全被人贴出来批判……”

　　薛毅的名字出现在1957年7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那天的第二版头条是：“地质部党内右派分子薛毅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他认为，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不称职……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等于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应该鼓励人们升官发财自由选择职业，应该竞选部长，自由组阁，老干部要下台，让一般新人来作领导。”

　　薛毅在被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了两天以后，被定为极右分子——比右派分子的罪还要重一级。整个地质部，一共划了右派二百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二，大约一百几十人，都是因为同情薛毅的观点被划为右派，这里也包括了王维新。

　　薛毅的妻子梁国杰，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在地质部把对薛毅的处理通知给北京检察院后，梁国杰也被找出一堆右派言论，成为右派。同样的命运也落在薛毅的弟弟薛德顺身上，这位北京财贸局的干部成了薛家的第三个右派。

　　右派分子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也就是说，他们成了和平时期的人民的敌人。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当时分为六等，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全国的55万名右派，极少有人能逃脱被劳动改造的命运。

　　薛毅的工资从12级降到18级，只剩了70多元，等于原先的一半。梁国杰的工资也降了一级。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劳改，后来就到了青海的地质队，一去22年。去之前，薛毅认了罪——因为不认罪，对他的处罚就不仅仅是去青海的问题，而是要开除公职，他一家老小，四个孩子，三位老人怎么办？

　　而王维新则是先去黑龙江的密山劳改三年，然后去了安徽的地质队。他记得，刚到安徽庐江去报到时，县里的地质科长说，部里来的翻译啊，留在地质科吧。几天后，来了一个老头，劈头就问：谁叫你到地质科去的？王维新赶紧说：我是右派没改造好，有虚荣心，地质科是我自己要去的！这样他又被下放到最艰苦的安装队——对于王维新而言，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当作人下人的境遇。

　　数十年后，当记者在今天问到王维新，你当初真的觉得自己有罪吗？王维新答：真的认为有罪。你不知道，那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觉啊。

　　而对于薛毅，这也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我那时绝对想不到，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打成敌人。根本想不到！”

　　从心里来说，薛毅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敌人。1970年，他已经在青海的地质队待了12年，除了在一线干活，也当过会计，管过小卖部。这时，他注意到了当时《青海日报》有一篇文章《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根本》，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薛毅就写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吗？》，引经据典地反驳了它。用的是笔名：莘劲矛。

　　这篇文章又一次给薛毅惹了祸。《青海日报》到地质队一了解，莘劲矛就是这个右派薛毅，这件事一直惊动到北京的地质部，又开始组织对他的批判。薛毅不服气，不但又写文章反驳并寄到《红旗》杂志，还与来整他的领导辩论。领导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是毛主席讲的。薛毅问：毛主席在什么场合讲的？对方说：“你是什么人呀？怎么能告诉你啊？”——薛毅才知道，自己已经是没资格问这句话的。“当时我是想学（中苏论战的）‘九评和他们连续论辩一番的，可见当时是多么天真啊。”他晚年这样回忆道。

　　

　　艰难的平反之路

　　在基层20多年，薛毅一直没有放弃平反的希望。他曾数次要求甄别，但每次都石沉大海没了音信。在这方面，王维新比他更现实一些，他在安徽当地娶妻生子，靠他的外语特长，帮助农民出身的妻子学习英语，当上英语教师。在他看来，大约要一辈子生活在安徽了。但是没想到，1978年，全中国都在为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要为错划右派改正的消息开始不胫而走。

　　今天我们知道，全国55万名右派，除极少数的几人都获得了改正。但是在当时，他们获得平反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978年，中共中央公布了11号文件，当时说的是为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被打成右派的人，给予平反。当薛毅向地质部提出申请，要求甄别时，地质部政治部一个干部，盛气凌人地对他说：“你认为你就是那个‘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吗？”薛说：“当然是。只有甄别，才能知道是不是错了！”直到这时，薛毅还是被当成人民中的另类。

　　王维新在安徽，知道消息更晚一些。他的争取平反之路也更艰难些。1979年，王维新决定带着只有几岁的大儿子赴京上访，妻子当时怀着第二个孩子，留在安徽。他只带了5块钱，在火车上不断被查票的轰下去，又偷偷上来，一路上靠列车员的同情，到了北京。走到北京的地质部所在的西四大街，儿子想吃饺子，他却没钱了，只能买一捧花生米。在儿子哭声中，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来到他面前，说，有件事请你帮帮忙好不好？

　　王维新说，你知不知道，我是上访的，能帮什么？他说，你能帮。我们买饺子买多了，你帮我们吃一盘好不好？——多年后，王维新讲到这里时，仍然哽咽着讲不下去。他说，他一直在后悔，没有留下人家的名字。

　　1979年，王维新在北京找到了薛毅。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一进门他就叫薛毅老师，薛毅才知道，这是受他株连的当年的右派之一。他们从此成为终身的朋友。

　　1980年，薛毅和王维新都被落实政策，宣布当年的右派为错划，予以改正。他们都回到了地质部，直到退休。今天，薛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86岁老人。当被问到，因为1957年的事，遭受这么大的磨难，有没有后悔？

　　薛毅答道：“谈不上后悔不后悔，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主张啊。”

　　都说是性格决定命运，也许有那么点道理？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薛毅的性格做个注脚：1998年，薛毅老两口在美国探亲时听说国内发了大洪水。他们立即打电话要求女儿在他们的工资中各拿500元交党费，支援灾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份内的事，不管这个国家曾怎样对待他们。

　　（选自《洞孔中的历史》/李杨 主编/青岛出版社/201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