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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周扬

时间:2023/11/9 作者: 读书文摘 热度: 13990
盛夏

  一

  1936年2月,左联解散,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两个口号论争不了了之,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始终关注这场论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停止周扬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同时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推荐,中央调周扬、艾思奇、周立波一行等来延安工作。

  周扬奉调延安后,中央安排周扬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从那时起,周扬与毛泽东接触很多,他们或面谈、或书信往来,关系极为密切。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确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如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大众文化艺术事业。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单位集中了六七十位青年艺术家,只用两星期就排演出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

  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当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愿用最大的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办,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周扬等联合发出《成立缘起》,为纪念已故大文豪鲁迅,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该院宗旨是“培养抗战急需的大批艺术工作者”。

  1938年4月10日下午,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经毛泽东提名,周扬任鲁艺副院长(吴玉章任院长)。1938年以后,鉴于延安文艺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毛泽东几次找周扬谈话,征求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1939年,经毛泽东批准,周扬任鲁艺院长。在他主持鲁艺工作的几年中,领导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人才。

  陕甘宁边区为全国甚至全世界人士所瞩目,许多中外人士不远千里、万里来边区参观考察,各地青年潮水似的涌到这里来。许多新闻界朋友,采访边区后,写成印象记、访问记、作了很多介绍。但也有少数人颠倒黑白,攻击边区为“封建割据”、“破坏统一”。

  边区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向全国人民作一忠实介绍,十分必要。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与秘书和培元两人合写了一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完成后,送毛泽东审阅。因忙于党内其他工作,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从此信中的“对外宣传、全权负责”能看出毛泽东对周扬是极信任的。经过周扬的修正加工,《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字:“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40年10月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扬担任主任,主管全党文化工作,仍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在中央红军时期,红军里面的文化工作比较少,到了延安以后才开始搞文化工作。当时有陕公(陕北公学)、抗大(抗日军政大学)这些学校,还有鲁艺,后来也成立了各种协会。从上海去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在鲁艺。此外还有一个“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总会还在重庆。“文抗”有些作家,像丁玲、艾青、萧军、欧阳山……一大批。这样延安就开始有了文艺活动。

  有了文艺活动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从上海来的,到延安以后,对朱(德)、毛(泽东)都充满了感情。搞文艺工作的人,这种感情更丰富。这些人尽管是左翼,尽管是共产党员,甚至还不是一天两天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许多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这些人过去都信仰革命,同志中甚至有人牺牲了,现在他们活着到了延安,大家都很高兴。

  当时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怎么能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在上海是很抽象的。在上海的时候,他们也说要拥护红军,就是杀头都不怕;但是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是抽象的,也没有见过。到了延安,就发生怎么跟工农兵,跟你所理想的,你所为之奋斗的,甚至于不惜为之牺牲的这个对象相结合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是理想,你不认识工是个什么样子,农是个什么样子,红军是个什么样子,干部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现实,怎么同工农兵结合。上海来的这些革命者都是热情的,但是不认识对象。所以到延安去的那些女孩子对我们老干部有一个说法,就是:“老干部可敬,不可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延安不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地区,从自然条件来讲,这个地区很落后;更重要的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工农兵当权的时代。这不是重庆,尽管条件没重庆好,没有那么多的出版物,没有那么多的文化。但这里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

  所以,跟新的时代的群众结合成了根本问题。周扬到上海时,有个老朋友问他,说你在延安,经历延安的这个伟大的整风运动,讲点经验吧。周扬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一下子也讲不清楚。

  但周扬想了一下说:心得只有一条,就是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以前,尽管我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没有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经过整风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我说你如果要问我有什么收获,这就是我唯一的收获。我当时讲过这句话,我现在还是这么感觉。如果还要补充一点的话,就是我首先还不能说自己是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周扬接着说:你要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这个背景主要的就是结合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存在,解放以后又一次发生,而且今后,也还有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根本也是这个问题,因为要同工农结合、跟时代结合不是很容易的。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周扬、何其芳等,以周扬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毛泽东对这个争论作了很深刻的解答。他说,他们尽管有争论,但在跟工农兵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

  这个说法是最深刻的。周扬几十年来跟毛泽东接触,感到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人家怎么搞周扬,周扬对别的都不难过,就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个期望,他认为辜负了毛泽东,没有很好地和群众结合,没有到群众中去,都是高高在上。所有的缺点错误,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也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周扬这一派,包括何其芳这些人,要歌颂光明。他要进步,热情洋溢。“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文革”时他们批判周扬,说周扬主张太阳中间也有黑点,周扬也主张暴露黑暗,反对毛主席。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文抗”们要暴露黑暗,周扬为回答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周扬说:请你们不要在根据地找缺点,因为太阳中间也有黑点。后来别人就批评周扬说这是攻击毛主席的。因为周扬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才写了这篇文章。那是在整风以前,周扬的思想也没有改造,当然那篇文章不会很有力量,但是周扬是反对他们的。后来就是因为周扬写了这篇文章,延安有四个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反对周扬。

  这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争论。虽然争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无论主张歌颂光明也好,暴露黑暗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还是如何同群众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周扬不满意。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泽东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这还加上演旧戏呀,演外国戏呀。毛主席就找了很多人谈,首先找“文抗”的那些人谈,当然也找了“鲁艺”的人谈。谈了以后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就是同工农兵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主席在讲话之前确实找了很多人谈,开座谈会的时候听了大家很多的发言,周扬也作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经过情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942年,周扬参与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座谈会以后,精神就改变了。周扬头一个起来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写了文章。后来就搞秧歌运动。周扬又写了批判王实味的文章,都经毛泽东看过。毛泽东与周扬确实是关系很深,确实对他很热情、爱护、培养。整风以后周扬写的文章很多都是毛泽东看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批判周扬的时候文章并不多,都是引用周扬讲的话。当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据有文章回忆,周扬也有个发言是维护毛泽东的观点的。

  此后,周扬撰写许多文章阐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初,延安《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完全成为完全的党报”。《文艺》副刊刊头撤销,改第四版为综合性专刊。

  9月20日,由于《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于是毛泽东就和第四版主编商量后,替当时的文艺编辑同志约定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23日,毛泽东又亲自拟定“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并开列名单,请出一些名人或部门负责同志征稿,还有前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各自征稿类别和每月具体数字。”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选入了毛泽东拟定的征稿办法。其中共开列了16名负责征稿人的姓名、字数。例如:“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五千字”;“吴玉章同志: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

  其中毛泽东就提出:“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字。”同时,毛泽东在征稿办法中还强调指出:“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另外,毛泽东还对编辑部如何处理好这些约稿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每个人征集之稿件满一万二千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毛泽东枣园之宴的通知,周扬也去参加了这次轻松愉快的枣园之宴。1944年3月21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毛泽东读后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昨天《解放日报》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值得一读。”由此可见,周扬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

  二

  1944年,周扬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高尔基、鲁迅在文艺问题上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书中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周扬为此书写了编者序。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编纂的。“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是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

  周扬把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1944年4月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许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信中毛泽东说的“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足以证明周扬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后来一直提到结合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均由此而来。

  毛泽东指的那段话,是周扬编写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毛泽东的这封信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提示了普及与提高的丰富含义,指出普及和提高的目的在于使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汉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1944年后,周扬担任延安大学校长。延安大学由鲁艺与自然科学院等学校合并而成,抗战胜利后,学员分布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中坚力量。在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时,毛泽东都应周扬邀请到鲁艺讲了话,内容很生动也很重要。可见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鲁艺的,同时也对周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解放战争时期,周扬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48年5月改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华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华北的斗争。1949年7月,周扬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周扬被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期望周扬领导文艺界,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迎来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高潮。周扬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作为宣传文化界的领导,毛泽东常找他去谈话。周扬写的文章,有些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有的毛泽东曾作过批示。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时,毛泽东指示说“希望第二次文代会在周扬同志主持下开成团结的会议”。1960年7月22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扬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7月19日复信给周扬,说文件“写得很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

  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像这样表扬周扬的机会并不多。毛泽东已开始对周扬不满意,那时候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毛泽东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了周扬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下放到湖南参加土改。周扬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此后因政治运动导致文化思想形势变化多端,批胡适、批唯心论、反胡风、反右、纠“左”、反修正主义,运动一个接一个,周扬也浮沉不定。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方针路线,执行的也很坚决,但毛泽东还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倾向,所以要把他赶到乡下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受冲击者之一。周扬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指控为“文艺黑线”的代表,受到批判和迫害。后中共中央予以彻底平反。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打击,1977年4月,周扬在接受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些苦闷:难道我做的工作都是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吗?

  周扬想不通。他曾经想过:我既然管文化工作管了这么久,我既然是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那就算我罪有应得吧,谁叫我没有执行好呢?谁叫我在工作中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呢?现在人家说我反毛主席,那有什么办法。我既然有错误,讲重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过问题是,当时已经不是讲重一点的问题了,而是一种诽谤,陷害了!我的心里不是那么好受。

  周扬记得毛泽东过去在延安的时候曾跟他谈过一些话。

  毛泽东跟他讲的话的大意是说,告诉周扬“不要有委屈的感觉”。毛泽东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对你不要感到委屈嘛。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是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不认识,所以感到委屈。这是罪有应得嘛,你有什么委屈吗?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

  周扬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不大。一个人不管有怎么样的贡献,只要他参加革命,他就要预料到在革命进程中会遭到挫折,他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他就不配谈革命。

  对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受的种种迫害,周扬经常这样想:比起一些对革命的贡献更大的同志来,我所受的迫害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这是真心话。有些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也受了迫害。这样一想,我就很平静。

  三

  “文革”尚未开始,周扬自身难保,“文革”一爆发,周扬首当其冲,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以来的文艺成果,根子抓到了周扬,以“文革”爆发为标志,周扬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也由此陷落,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至此,周扬被监禁9年。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周扬。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泽东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们却并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直在心里还在挂念着周扬。

  在文艺调整中,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是与扩大节目、活跃文艺同时展开的。

  毛泽东1975年7月2日在一封信上写下“周扬一案,拟可从宽处理”一段批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

  7月12日,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忽然接到中宣部军管组的通知:周扬要放出来了。这真是望外之喜!已经整整9年没有得到周扬本人的音信,而几年前就纷纷传说“周扬已死”,后来户口也注销了,接着又收到了“周扬专案组”送来的周扬的几件日用品。在那样的岁月,哪里还抱什么周扬生还的希望呢!苏灵扬惊喜万分。

  7月14日,周扬放出来了,不久就知道毛主席的决策。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无从搞清楚具体的原委,以至于直到1993年,周扬的秘书在《新文学史料》上撰文谈及此事时,还误以为“是毛主席听了当时半打倒半工作的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所作出的决定”。周扬原来的寓所被当时中宣部军管组的人住着,周扬夫妇回不了家,上面安排他们在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1号楼二层一个房间暂住。

   “周扬一案”中的夏衍从“文革”开始即被“监护”,逼供时腿被踢断。他关在秦城监狱长达8年零7个月。“四人帮”始终找不到一件可以说明是敌我矛盾的证据,但还是定他“问题性质严重”。毛泽东指示周扬问题应为“人民内部问题”,夏衍的定性这才随之改变,8月给夏衍作了恢复组织生活的结论,但仍以“按夏衍的级别,结论要由政治局批准”为借口,把它压了下来。所以,夏衍真正恢复组织生活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7月25日,正好是夏衍入党整整50年的时候。

  “周扬一案”中的阳翰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比夏衍还早两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叛徒”,关押9年之久。他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被关押期间从未在审问记录上签字。他在狱中还咏诗百余首,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四人帮”的鄙视。这样坚定的战士,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下指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不会放他出来的。

  周扬、夏衍、阳翰笙释放后,专案办公室即在7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了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周扬一案”中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凡关押、监护的人员,至此已全部释放(其中有27人是在1975年5月底前释放的;有34人在原单位接受审查没有关押;田汉、蔡楚生、刘芝明、邵荃麟、焦菊隐、何干之、穆木天等12人已故)。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萧望东、钱俊瑞、刘白羽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阳翰笙、王昆仑、徐平羽、阿英等20人“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在前面已经说到的7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那份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中,对周扬,定性为“问题性质严重”,因而采取的处理办法也用了“拟分配工作”这样的不很确定的语言,生活待遇也不是“原工资照发”,而是“工资照发”。这样一来,周扬的问题就还留着一个尾巴,并没有真正“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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