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成

　　读《“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之后，使我想到作家陈登科当年同方徨几乎一模一样的遭遇。所不同的是陈登科比方徨走得更远，由“瞒和骗”的新闻“升华”到文艺创作，写出了一系列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等作品，给他本人，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派往卧龙湖“监收监打”

　　1958年的安徽也同全国一样，工业“大办钢铁”，农业放“高产卫星”热火朝天。粮食亩产从几千斤，一直放到5.6万斤。当时有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这些数字怀疑，为了堵住这些人的嘴，便叫一些人下到乡村去“监收监打”实地考察。陈登科既然是个作家，自然归在知识分子一类，便被省委派到淮北卧龙湖监收监打。

　　说起卧龙湖，陈登科十分熟悉。当年淮海战役时，他就到过卧龙湖，1957年冬又去过。其名曰湖，实际就是一片洼地，每到夏秋季节，一场大雨过后，便一眼望不到边，全是水，芦苇丛生，野鸭成群。到了冬天，水干了，满眼全是荒草，因此，农民习惯将此类洼地称之为湖。也许，在千百年前它曾经真的是湖，但是，现在陈登科看到的是一种死湖。他说半年前，自己还在这荒草湖滩上打过野鸭，怎么只几个月的时间就变成河渠纵横，稻花飘香了呢？

　　陈登科到达卧龙湖村当天就投入到监收监打过程中。不过，战地新闻记者出身的他，还是颇有心计的，那就是亲力亲为。亲自丈量田亩，亲自参加操镰割稻，亲自参加捆扎稻把，并挑把上场，还亲自套牛上磙，直到打出稻子。尤其是在过秤时，全由他指定人执秤、记账、统计，一律不让当地干部插手，这还能有假？正在他看着打谷的时候，一位县委书记过来说，等打完谷还早着呐，走，咱们先去吃午饭吧。他就高高兴兴地去吃饭并且还喝了酒。等到酒饭一罢，再回到打谷场，一包包稻子已经装好，一过磅，亩产6300多斤。陈登科连夜回合肥，向省委作了详细回报，省委立即决定把它报导出来，还让报社专门赶写了一篇社论配合见报。当时产生的影响很大。由于“考察”新闻是出自农民出身的陈登科之手，更具有说服力。于是，沉睡千年的死湖，如今大放异彩，6300斤对这个荒草洼地来说，实在是奇迹中的奇迹，实在应该大唱赞歌。卧龙湖成了美丽的“神话”。

　　陈登科后来讲，老实说，我当时只恨自己喉咙太小了，不能将我的歌声传遍世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时间未过半年，便有人当面斥责我向省委说了谎话，所谓6300斤，完全是假的。后来，才知道实际情况：原来打谷场的稻草堆里早就藏好了成包的稻子，请他去喝酒就是个圈套，利用这个机会把藏好的稻子拿出来充了数。再后来他又到卧龙湖来，深入一步了解到，那个高产数字，是23亩半的稻子，算到了一亩二分地的账上了。

　　派往卧龙湖拍电影

　　卧龙湖的“神话”还在继续。

　　陈登科说，在那种大哄大嗡气浪的推动下，像下山坡踩上西瓜皮一样，只能是滑到哪里算哪里了。“监收监打”结束后一个月，也即1958年的7月，陈登科又被省委派到卧龙湖拍电影，任务是宣传“河网化”。河网化是当年缺水的淮北地区，为了要推广稻改，实行的闻名全国的水利建设创举。说白了就是挖沟，不管有没有水源，整个淮北乡村，挖过东西沟再挖南北沟，所谓纵横交错，星罗棋布。陈登科带领上海电影制片厂奉命派来的一个20多人的摄制组，跑了淮北6个县，实地选择适合电影的景点，最后，落脚于卧龙湖。

　　在这里电影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诸如蒙太奇、移花接木、以假乱真、夸张特写等得到充分的发挥。像我们在那个年代看到的所有的电影一样，都是一派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遍地、口号声声、歌声阵阵……

　　当年秋末，陈登科同鲁彦周合写了电影剧本《柳湖新颂》。冬季，陈登科又写出了另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卧龙湖》，可以说这两部电影是写与拍同步进行的，当两部电影文学剧本在1958年年底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发表的时候，1959年的2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柳湖新颂》和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卧龙湖》，便分别在全国上映了。

　　此前，陈登科自1958年2月至4月，还走访淮北12个县的30多个公社，上百个生产队，先后写出数十篇特写（报告文学）和9个短篇小说。8月出版散文集《春水集》。另外还在《人民日报》、《安徽日报》、《江淮文学》上发表了一些趋时文章。他说：为了歌颂“大跃进”，我是从新闻到散文、小说、电影剧本样样来，十八般兵刃齐上，可以说是竭尽所能地炮制了一系列“瞒和骗”的所谓文艺作品。

　　违心之作与“反右”挨打

　　1984年6月，在同陈登科校对我所编写的“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问过他：如果说写放高产卫星的虚假新闻是中了圈套，受了欺骗的话，那么为什么后来又进一步写那些虚假的文艺作品呢？这其中有没有“个人”因素？难道仅仅因为年轻幼稚吗？

　　这话说出口之后，自感到问得太尖锐，我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敏感的深层次的问题。没想到他马上回答道：就本人主观方面来说，我为了保护自己，能够求得混过关去。为着与上边的口径一致，合上领导的脚步，说了违心之言，写了违心之作。这些话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若就客观形势方面来说，其中原委你就要考察一下我在“反右”斗争中的遭遇了。

　　于是，我对“陈登科在1957”作了一番探究。

　　陈登科1940年（21岁）参加革命，才开始学文化，1944年才学着写点报纸小通讯，1945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开始文学创作，到1956年底，先后写出并出版中篇小说《杜大嫂》、《黑姑娘》，长篇小说《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报告文学集《铁骨头》，短篇小说集《虹光》，散文集《治淮的人们》、《治淮通讯集》，共8本书100多万字。受到赵树理、周扬、丁玲等人的一致好评。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都是歌共产党之德，歌人民之德，歌民族之德的“歌德”作品。

　　建国以后，他的笔从单一描绘战争，逐渐伸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鼓励并推动着他在扩展题材范围方面进行尝试。于是，就有了发表在1957年第1期《江淮文学》和《雨花》上的两个短篇小说《爱》和《第一次恋爱》。这两篇描写爱情的小说，目的在揭露和鞭挞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败坏的腐朽思想和行为，直面现实爱憎分明，且笔锋犀利。

　　小说发表之初，《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文艺》、《文艺学习》等十余家报刊发表评论，有的说：“相当成功”，有的说：“很有教育意义”，还有的说是“文艺的新花朵”。

　　然而到了3月，情况发生了变化。3月5日《安徽日报》发表了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大批判文章：《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陈登科的“爱情小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但并没有引起时任《江淮文学》主编陈登科的“警觉”。他不单在各种会议上继续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在5月6日的《安徽日报》上发表了《有保留地接受批评》一文，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接着又有一批反驳和争鸣的文章发表出来，甚至有人向中央告状。弄得省委“反右领导小组”非常被动，不得不再发表“一点说明”作以解释。出现如此“反复”局面，在全国“反右”运动中相当罕见。这笔账自然要记在陈登科头上。

　　转眼到了“6月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内部下达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外部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这是为什么？》。“指示”与“社论”犹如“反右”斗争开始

　　的发令枪。枪声一响，首当其冲又做过“充分表演”的陈登科成为众矢之的，大会小会，大报小报，批判之声此起彼伏。是此时也，他只有“在自己家里规规矩矩地呆着，闭门思过”。这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在北京召开，陈登科的文学老师丁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对被称为丁玲“爱徒”的陈登科实在是惊心的事件。9月，张春桥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的《灵魂工程师的灵魂》一文中，指陈登科“走上反动道路”；周扬在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报告中，指陈登科为丁玲、陈企霞们“驱使的工具”。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敲打”，给陈登科头上增加的压力，若用“雷霆万钧”来形容，绝不为过。

　　此时的安徽省文艺界已经打出了一个以省委文教部部长魏心一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戴岳为首的“反党集团”，文联42人，打出17个右派分子。《江淮文学》编辑部14人，打了12个。这么一来从部长、主席，到刊物主任、编辑，基本上一网打尽，可是，由安徽反右领导小组报出、又经《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17个“右派名单”上，居然没有陈登科的名字！

　　至于陈登科未被录进“右派分子”名单一事，笔者访查有三种版本，此处只记述其中一个“可靠”的版本：周扬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安徽省委文教书记陆学斌说：陈登科我了解，是个老实人，工农干部出身，党培养出来不容易，有点错误帮他改正就是了。让陆学斌转告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陆学斌回合肥后，向曾书记委婉地转告了周扬的话，曾书记在同陈登科下棋连赢三局后，当他的面宣布：你那个右派不划了！

　　接着中央一声令下，陈登科同早已分散到全国各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文研所”同学们，都来到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原中央文研所旧地，参加了关于丁玲问题的检查、交代、认罪。陈登科又在第9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检讨：《回到党的怀抱》。至此，他的右派危机得以解脱。

　　俗话说：死罪已免，活罪难逃。陈登科被下放到皖南太平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改造到次年稻谷初熟季节，便被派到上文所说的那个卧龙湖“监收监打”。不用说，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的陈登科，此时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了。他又主动在1958年6月1日的《安徽日报》上发表表态文章：《听党的话，在劳动中锻炼》。从此，陈登科就像方徨信中说的那样，“领袖一号召，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于是，陈登科就从“描写劳动人民强烈真情实感和力量”（周扬语），开始了向炮制假新闻假文艺的“转变”。

　　他看到的底层真相

　　虽然放高产卫星的“新闻”“合了领导的口味”，电影《卧龙湖》、《柳湖新颂》等作品“合上了领导的脚步”，但陈登科的“下放”生涯还在继续。1959年隆冬季节，陈登科又被派往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古城亳县农村工作队。以他当时11级干部身份，担任张集区委，公社、食堂主任？怎么读这个官衔？次年又调往蒙城工作队，一下子沉入到社会底层的陈登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呢？他作过如下记述：

　　“当时的口号确实响亮：‘实现河网化，淮北变江南！农民一听号召，男女老少，人人拿起锹锄，上了挖河战场，不分日夜，苦干了二年。结果是，河网挖成了，却不管用，既不能排，也不能灌，反而挖乱了水系，酿成水灾，最终是1960年为农民带来一场空前的灾难。”

　　“1960年春，我二次走访羊小寨。一进村头，五八年修建的大门楼，已经倒塌了。村里的人，不仅脸上无半丝笑容，手脚都肿得透明发光。至于村子里的房屋幸而未倒，可是房顶上的木料和柴草早已拆下当柴烧了。”

　　“有一次，一个工作队队员向我汇报说：他们生产队有这么一个女社员，下地干活时见了生黄豆就吃，见了生绿豆也吃，吃了还往家里偷，偷不到庄稼，草也要带一把回家……没过三天，那个女社员突然得了急病，性命危险，我向县里打电话，请他们赶快派医生来抢救。经检查断定是肠梗阻。开了刀，打开肚子一看，肠子里全是生绿豆粒子。事后我知道：她早上从食堂打回半盆稀糊汤，自己没舍得喝一口，全给她的丈夫喝了，自己没东西吃，才赶在别人前下地吃了生绿豆粒子。”

　　“小妞是我在亳县张集工作队‘收养的一个13岁的女孩。一个老奶奶偷偷地把小妞的身世告诉我：小妞的父母全在六〇年春天死了，只剩下她和一个妹妹，家里原有三间草房，也在六〇年倒塌了，从此她成了孤儿。在敬老院食堂干杂活时，竟被一个坏干部奸污……”。

　　“这个孙马庄，原有四十户人家，1959年冬去掉十分之三，六○年春又去掉十分之六。只一冬一春把好好一个村庄破坏光，院墙倒了，院子里长起蒿子，房子垮下，屋里也长起蒿子，整个村庄全长起这种驴尾蒿。我们好像在蒿子棵里钻来绕去，其实是走家串户。今天的蒿子地，也就是社员昨天的房屋场院……这庄有一个男青年24岁，猛一看有五十岁，长得像个‘木乃伊，据医生检查和群众反映，心肝肺无病只是消瘦，可能是吃过××肉造成。那时我们工作队下来之前，省委就订过好几条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准讲农村形势不好，至于病、饿、死、外流等等，在写汇报时，这些词句都不宜用。”

　　对“瞒和骗”的反思

　　看到的是“惨状”却要写成“美景”。对如此形势，陈登科落到“两难”境地。

　　当他面对满目荒凉，被“五风”扫荡一空的农村，面对“男人饿得打晃，孩子饿得透亮，女人饿的绝经、掉蛋（子宫下垂）”的时候，当他看到人民在挨饿，在死亡，并亲自处理一件一件“特殊案件”的时候，这个为了人民的解放，曾经浴血奋战的刚强战士，一个富有良知的党员作家，他的心在滴血，他的头脑在思考。所以，他愤怒地说：五七年整掉了一大批敢想敢讲的、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整掉了一批刚刚破土而出的文艺生力军，整得大家逢人只说三分话。五九年又整掉了一批敢讲真话的好干部，整掉了党内民主，整来一个用谎话编织的假“共产主义”给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所以，当“浮夸风”、“共产风”和颠倒黑白的运动蔓延的时候，人民在受难的时候，我的笔，不是在捍卫人民的利益，不是为人民鼓与呼，而是跟着去歪曲生活、假造生活，去欺骗人民，做了“帮凶”。我心中痛苦，我心中有愧，我的灵魂在被拷问，我感到这是违背自己的良心，是对人民的背叛和犯罪。有罪就要赎罪。《风雷》就是我的“赎罪之作”。

　　《风雷》是一部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的就是一场维护人民利益与损害人民利益的斗争。作者以热情的笔触，着力塑造了一个在淮海战场上被人民救过命，转业后怀着感恩的情结到淮北来“寻父”，因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向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顽强斗争的区委第二书记祝永康的正面形象；同时，亦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一个为了个人权力而不惜伤害人民、伤害同志的腐败分子区委第一书记熊彬。作者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生活的贫困、艰辛，以及为了生存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拼搏。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党员领导干部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应该如何保持与发扬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问题。极具针砭现实，启人警醒的意义。“虽然这部作品也留有某些思潮的局限性，但形象大于思想，我们今天读着它，还是被那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所感染和震撼”。

　　值得研讨的是：被批为“反叛”之作《风雷》的构思、孕育、动笔以至完成初稿一百章的写作，恰恰是反右派之后的1958年到1960年5月的三年之间。那几年，正是“假大空、瞒和骗文艺”大行其道的时期。就是说，陈登科一边为了“时局”，为了“应景”去“批量生产”一些“歌颂”之作，而另一面却在默默地观察、思考、结构、书写、刻画“历史的真面貌”，“传达出时代的内在信息”，并以赤诚的心，把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被视为当代长篇小说精品《风雷》献给人民，捧上文坛。

　　陈登科的这段“真——假——真”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作家不幸中的幸事。可相对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说：“种瓜得豆”，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恐怕是始料不及的。

　　方徨先生建议“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这些所谓‘奇迹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系统、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笔者正是基于此，写出了这篇文字的。

　　（选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