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通外国”的由来
毛泽东在庐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11日大会上讲：“现在是一个太平世界，形势很好。否则我们为什么在庐山开神仙会？哪个紧张？是你们紧张，我们并不紧张，有什么紧张？开会前，我十天走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这四个省可以代表全国。”又归结说：“国内国际形势，据我看非常之好。”
庐山会议“神仙会”初期，曾印发了民主党派领导人士、“右派”人物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反映，江西省委党校八十多位县委一级干部对“大跃进”的看法，还有彭德怀提供的广州军区第42军政治部报告“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降低有抵触情绪”材料等。毛泽东认为这些仍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他在7月10日召集会议小组长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认为“得不偿失”，并准备于15日结束会议。
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使毛泽东思想发生剧变。在他看来，党外“右派言论”和党内部分县团级干部的反映，本不屑一顾。但中央政治局内的彭德怀竟同这些人相呼应来“夹攻”，那就非同等闲，必须针锋相对予以回击。正如后来在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所写：“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
彭德怀在写信之前，7月7日小组会上发言：“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还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那就好了。”
11天之后，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出席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时发表演说中提及：“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路上曾碰到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在俄文词汇中“公社”同“共产主义”的词根相同，只是在词尾上有区别。——编者注）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
包括上述一段讲话的赫鲁晓夫演讲全文，刊载于7月21日苏联《真理报》上。美国《纽约时报》于22日刊载了其驻华沙记者报道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台湾国民党的中央社也于22日作了报道。这些材料送到庐山，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于7月28日送呈毛泽东阅。
毛泽东阅后在7月29日批给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非难人民公社，不迟不早恰好正在庐山会议期间，几乎与彭德怀是同时，虽相隔万里，但遥相呼应，何其默契协调乃尔？
庐山会议前32天，彭德怀在地拉那曾同赫鲁晓夫三次晤叙，能不令人深思？
张闻天于7月21日又在小组会上作3个小时发言，记录稿八千多字，讲成绩只270多字，其中在39个“但”字后讲缺点，13次说“比例失调”，12次说“生产紧张”，108次说“很大损失”。毛泽东斥责这个发言是“漆黑一团的材料”。而且也是中央政治局内又一个参与“夹攻”的候补委员。张闻天于1951-1955年任驻苏联大使，庐山会议前，4月间又同彭德怀乘一架飞机赴华沙参加外长会议，其“里通外国”之嫌，当然在毛泽东看来也不言自明。
毛泽东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批判彭德怀，说他“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刘少奇紧接着说彭德怀“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反对唱《东方红》歌曲”。彭德怀当即反驳说：“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
反驳尽管反驳，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彭德怀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早已超越“心有灵犀”，而登上“密谋勾结”的新台阶。24年前在会理会议时认定彭德怀同张闻天“勾结”并无彭张会晤私谈的确凿证据，而现在彭德怀同赫鲁晓夫会面和言论已被认定是历历在案，岂能是口头反驳否认得了的!上述的一系列推测，也就是庐山会议时期所找到彭德怀里通外国的“根据”。不仅如此，而且另外四次彭德怀的赴苏公务之行，亦均认定为“里通”。
历史真相不容颠倒
1.问天质地无愧怍
“里通外国”一事，彭德怀自问清白无辜，同自己毫不沾边。虽然从庐山会议上就不断有人指控质询，但直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之前，他总觉得这一荒唐无稽之谈，不屑一顾，不值一驳，从未放在心上认真对待。
毛泽东在庐山8月1日中央常委会批判彭德怀说：“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但又加上一句“不能断定”。8月11日大会又对彭德怀说，赫鲁晓夫特别强调集体领导，“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
庐山会议后，在北京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深入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外事系统召开会议批判张闻天，追逼他交代的重点是“里通外国”。张闻天对夫人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伤心之至，不禁潸然泪下。
庐山会议期间，除毛泽东用不肯定的语气当面说彭德怀到国外取经外，康生和总政萧华副主任在小组会上质问，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到彭德怀住处，也提出他在国外同赫鲁晓夫和外国领导人谈人民公社等问题。彭德怀均作了解释。到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时通过的决议中，只字未涉及“里通”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有不少人质问彭德怀的涉外活动。他认为在他这种地位境况下，人们对这一方面有疑问提出来是可以理解的，如实作了解释和回答。9月12日通过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除完全拥护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外，只增加了“篡军、篡党、篡国”、“罪行”，亦未有“里通”字句。
两个会议的决议，让彭德怀感到，那些在会上关于“里通外国”问题的质询，只不过是有些人的怀疑、猜想和推测而已。
2.“花言巧语”风过耳
庐山会议期间，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下令解散食堂，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的措施，于8月4日由安徽省委报到中央。毛泽东阅后在8月10日批了500多字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
彭德怀从7月26日开始在小会、大会上作检讨，起初尚有些与会者表示首肯。但随着会议温度升级，他对那些纷至沓来质询的答辩，包括对出国情况的申述，都无一不被认为是“迷惑”人的“花言巧语”。至少表面上没有人敢再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检讨。
在不相信彭德怀“花言巧语”的同时，开始了秘密取证。经查询，在地拉那为彭德怀与赫鲁晓夫交谈担任翻译的是军委办公厅外事处俄语翻译章金树。立即用专机于8月4日接到庐山一个秘密住处，要他提供彭赫晤谈的内容。
彭德怀出国访问的顺序和日程，是出国之前同对方各国商定的。主要讲话稿和会谈内容都是出国前准备的。4月24日从北京启程首访波兰，途中在莫斯科机场停留，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礼节性会见并陪同就餐后，即起飞到华沙。然后按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顺序访问后，于5月28日到地拉那下榻“达伊特”饭店。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向彭德怀表示歉意说，我们本来安排你们住“游击队宫”，那里设备条件比这里好，因苏联赫鲁晓夫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已早在25日来访住那里，只好让你们受委屈了。彭德怀当即表示，部长太客气了，我们住这里很好，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请不必为此多操心。
赫鲁晓夫的偏执、多变和一意孤行是人所共知的。他何时决定访问阿尔巴尼亚，苏联的外事档案中会有记载。想必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把此行解释为是为了到地拉那会晤彭德怀。
在阿方的安排下，彭德怀同赫鲁晓夫有三次会面。
第一次，5月29日，苏联驻阿使馆为苏代表团来访举行招待会，地点在“游击队宫”。阿方党政军领导人及各国使节均出席。在地拉那休假的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和中国军事代表团也应邀到会。彭德怀等赴会时，同赫鲁晓夫及其代表团成员中央书记穆希金诺夫、副外长费留宾、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格罗提渥等，作礼仪性问候交谈。
第二次，5月30日，阿方在地拉那广场举行欢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群众大会。中国军事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会场上飘扬着阿、苏、中三国国旗。彭德怀在主席台就座，自不免要同霍查、赫鲁晓夫等寒暄致意。
第三次，5月30日晚，阿方在“达伊特”饭店举行宴会，招待苏联代表团，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参加。宴会前，霍查、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等，先到休息室暂坐。彭德怀同巴卢库坐一张沙发上。巴卢库问彭德怀：苏阿合作建设海军基地，你看怎样？彭德怀答：中国建立完整独立的国防体系。去年苏方提出在华合建潜艇基地和战略空军基地，我们认为这对中苏两国都不利，我国提出由苏联出技术专家，中国出钱，主权属中国，对双方都有利。你们国家情况同我们不同，按你们中央决定合建，可能是合适的，此事我没有发言权。此前，彭德怀初到阿国时，巴卢库曾介绍说，苏联代表团此次来访是为了加强阿尔巴尼亚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建立苏阿合作的海军基地，可让苏联军舰从这里进出地中海。也是针对正在日内瓦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向西方示威。苏、英、美、法四国外长于5月11日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德国和柏林问题。开到6月20日，以未达成协议而结束。赫鲁晓夫可能因日内瓦会议开始后一段时间没有进展，决定以访问形式，带马利诺夫斯基到阿尔巴尼亚，想以此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恰巧先于彭德怀到达地拉那，纯属偶然。
5月30日宴会结束后，又举行联欢会。联欢会结束前，彭德怀回到住所。6月2日离地拉那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尚未回苏联。此后，彭德怀再未同赫鲁晓夫见面。
章金树回忆在地拉那他为彭德怀、赫鲁晓夫会见时的传译交谈内容并写出了证言，并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是“没有问题”。
章金树的证言，使召他去庐山的人深感失望。下庐山后，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向他查询，依然是如实提供在地拉那的诸情况。3年以后，1962年10月党中央成立了审查彭德怀的专案委员会，再次向章金树核查地拉那彭赫会面交谈内容。章金树仍把在庐山提供的情况重复一遍。
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拘捕后，专案组又去找章金树，并开导说，彭德怀“里通外国”罪行已经公布，任何人都不对他抱幻想。但章金树仍坚持他已提供的证词。
与庐山会议相衔接，在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和全国外事系统会议。两会领导小组联合成立了特别小组，专门收集揭发彭德怀、张闻天同外国人联系的材料，包括向驻外使馆发电报查询。除大会小会上质询彭德怀、张闻天外，还编印了专题简报在限定的小范围内分发。彭德怀对此自不可能知悉。虽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未提“里通”，外事会议未对张闻天作出新决议，但毛泽东在9月11日，对两会与会者讲“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等一段话。在场者和会后全党全军逐级听传达的人，都不难意识到是针对谁而讲的。
这两个会议期间收集的“里通”材料，在“文革”中成为专案组审讯彭德怀并据以定案的“证据”。
3.捕风捉影皆猜疑
庐山会议及北京军委扩大会议，对彭德怀“里通外国”未公开定谳。两个多月后，1959年12月4-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林彪、陈毅、康生、王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参加，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
毛泽东在会上提到：中苏两个大国的根本利益，决定了总的方面要团结，某些不团结是暂时现象，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一个指头的事例：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共不许我们革命，后又赞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对我们有怀疑；
1953年莫斯科支持高饶彭黄搞一次颠覆活动，今年又支持高饶余孽再搞一次颠覆活动。
莫斯科在1953年是怎样支持高饶彭黄进行“颠覆活动”的？迄今未能看到相关的历史文献。现在只能从高饶彭黄生前同苏联人员的接触交往材料中探究，有哪些事引起毛泽东作出这样的“铁定”判断。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北京赴苏联访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科瓦廖夫陪同前往。在莫斯科会谈期间，斯大林把科瓦廖夫向他报告的高岗讲的中共政治局内等情况转交给毛泽东。这件事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有记载。赫认为这是斯大林向毛泽东“出卖高岗”。
随毛泽东访苏担任俄语翻译的师哲也证实：科瓦廖夫“曾给斯大林的一份秘密报告，说什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高岗外都是‘亲美反苏的。斯大林1950年将这份报告交给正在访苏的毛主席”。他给毛泽东译述，毛泽东听了一段即不再听下去。
毛泽东访苏回国后，又两次派高岗去莫斯科：一次是1951年6月，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陪同金日成去见斯大林，磋商朝鲜停战对策问题。是否此行中，高岗又私下秘密会见斯大林，请示回国后如何“搞颠覆活动”？另一次是1953年7月，毛泽东应苏共中央邀请，派高岗去莫斯科听取贝利亚事件处置问题。此时斯大林已去世3个多月，马林科夫主持大局，赫鲁晓夫9月才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此时北京正在开全国财经会议，高岗是否把在这次会上他借批薄一波大肆攻击刘少奇等情况，向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汇报，请示回国后如何“搞颠覆”，并请予支持？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在早已知道斯大林曾向毛泽东“出卖高岗”的历史情节之后，是否仍“支持高岗搞颠覆”？但是不管高岗当时同苏联的一些领导人有什么“默契”，这是和彭德怀连不到一起的。
彭德怀于1952年9月，在莫斯科两次会见斯大林，先是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于8月17日抵莫斯科，同苏方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8月21日同斯大林会谈时，提到朝鲜局势，停战谈判在战俘遣返议程上陷于僵局，美国面临总统换届选举。为统一朝鲜停战谈判的指导方针，拟请金日成首相来莫斯科协商，同时也请彭德怀一起前来。经磋商后，金日成和朴宪永外务相到北京，8月30日同彭德怀乘苏联派来的专机启程，9月1日到莫斯科。9月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邀中、朝方面会谈。会谈内容是朝鲜战局、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对策和给朝中军队武器，以及中国军队的薪金制、军衔制等。会后即同赴郊区饮宴到深夜始散。9月12日，斯大林又邀周恩来、彭德怀、金日成会谈，师哲到场翻译。再次讨论朝鲜局势，会后以家宴形式晚餐。结束后，周恩来让金日成走前面乘车，金日成则让周恩来先走，彭德怀让周、金先走而留在末后。斯大林起身送行时拉住彭德怀说，请转达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愿，说同一个政治上、军事上很狡猾的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能取得胜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还说上次高岗来（1951年6月）时，也请高转达他对志愿军的问候和祝愿。师哲在现场传译。此时周恩来已走远，未听到彭德怀同斯大林的谈话。据师哲事后的回忆和彭德怀受审查时的交代，斯大林除此之外再未向彭德怀讲别的事情。但这次几句交谈，专案审查委员会抓住穷追不舍，多次提审被打成“苏修特务”的师哲，勒令写出供词，但又不相信供词，而作为永久待查之“里通”悬案。
饶漱石于1952年10月，同陈毅、李富春、刘长胜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刘少奇团长率领下赴苏联，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953年1月回国。他怎样受领“颠覆”任务？其时，斯大林在世，“颠覆”任务当经斯大林批准，而且要有秘密联系途径。黄克诚未去过苏联。总之，“1953年莫斯科支持高、饶、彭、黄搞一次颠覆活动”被认定的“根据”，至今也未看到有能够使人信服的任何事实。
（选自《彭德怀全传》/彭德怀传记组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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