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荆山

　　毛主席练草体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他喜爱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

　　黄炎培先生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主席听说后非常高兴,便决定向他借来一阅。主席知道这是世间珍稀之物,价值连城。但自己向他借,黄先生肯定不好意思拒绝,可是如果时间过长,又怕黄先生有苦衷。于是主席和他约定:就借一个月。

　　真迹送来之后,主席就爱不释手,只要一有空,便翻阅研究、琢磨,对着真迹,反复练习比照,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从借来那天起,黄老先生的心就一直悬着,才过一个星期,就不断打来电话,询问主席是否看完。有一天,正赶上我值班,黄老先生又打来电话,还是那本真迹的事。说心里话,我都有点烦了:主席借书你也敢催,又不是不还,又弄不丢。但人家既然来催,我还得向主席汇报。趁着给主席送水的机会,我把黄老先生催要书的事说给主席。

　　“怎么,他也来催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主席的目光里透着问号,看着我。我连忙解释,不是催,只是问问。

　　当时苏联在逼着我国还债,所以主席就黄老先生要书的事,如此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是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主席这样讲,而且每天也在计算着借书的天数。

　　但黄老先生终于忍不住,又打来电话,这回把电话直接打到主席那里。他先是说了一大堆别的,最后又绕到那本真迹上。主席听后,不慌不忙地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我觉得黄老先生有些小家子气,在场的李银桥也认为向主席讨债似的。没个深浅。毛主席却认为:黄先生够英雄,不够朋友。到满一个月的那一天,主席仔细地把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夹好,交代给我:必须在零点前送到黄炎培家。

　　我告诉主席,黄老那边又来电话说,只要主席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主席摆摆手又对我讲:“说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主席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以他的身份、地位,随便找个理由,耽搁几日再送去,想他黄老先生也说不出什么,但主席却做到了重承诺,守信誉。

　　(选自《在毛泽东身边》/王震宇 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