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声

　　近日购得程巢父先生《思想时代》一书，书中收录专论陈寅恪、胡适及储安平的文字近二十篇，都不是一时应景之作。其中更多的篇什是在为胡适“辩冤白谤”。如《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辩证》一文的最后，程巢父先生称赏自己的朋友、长年研究胡适的学者耿云志晚近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写的序，说耿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适年谱》、《胡适论稿》，观点不免很“左”，多不足道，但晚近的工作，意义则大不同：“当研究工作逐渐深入以后，他就转变为一个学风务实，在胡适研究领域纠正片面性，处处为胡适‘辫冤白谤的人。”既以直道、诤言表明自己不违古之为友之道的立场，又为朋友身上体现出来的服膺真实之心终于挣脱意识形态成见的屏蔽而由衷欣喜。接下来，他还说了这样几句很有人情味的话：

　　这说明，一个原本具有良知的人，多读胡适的文字，可以洗涤“左”的污染，恢复理性。克服乖张的心理，在治学上趋向纯正。我相信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心。这就是我为他辩白的初衷。

　　我很欣赏程巢父先生在为胡适作“辩冤白谤”的同时。也明言胡适不是完人，胡适也是可以批评的，只是必须切中肯綮的话。那么，谨遵《诗经》“执柯伐柯，其则不远”的古义，我想就程文在重新审订林损怨怼胡适这桩陈年公案中，判定林损应负全责，胡适无需担责的判词，提供我的一份质疑。

　　所谓林损怨怼胡适这件公案。事发于一九三○年代初，蒋梦麟出长北大，祭出改组北大的大旗，任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并兼国文系主任，致使原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徐之衡三人相继辞职。林损并就此作出种种激烈对应。

　　林损(1890－1940)早年受教于舅父、浙东名儒陈黻宸(介石)，民国初时年甫二十即任北大文学教授。因为资格老，又有名士气，加上爱喝酒，讲学问写文章便不免有借酒使气的地方，总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道的一批新锐和放洋归来、有留学背景的新派学者，相处得确实并不融洽。程文所引《吴宓日记》中有关吴宓受邀人住林宅后，日常生活中因受到种种匪夷所思、琐碎之至的侵扰，以致懊悔不迭的记述，以及记录在《知堂回想录》中的一段奇妙对话，都可以见出他“固执怪僻”、与人难以融洽的一面。《知堂回想录》里所记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地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个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这样讲的。这个缘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也就不管了。

　　知堂是将这段“妙对”作为谑而不虐的一则笑话来谈的，旨在渲染林损的处境和性格。知堂揣度林损讲学时的“语无伦次”和不惜错置时代，完全是因为跟人负气、使性的结果。但在我看来，林的“错置”时代，并非简单犯下的常识性错误，而是有某种“深意存焉”的，很可能是出于另一层缘由的考虑，那便是，要讲唐诗，或疏解某部分唐诗的源头，至少须得追溯到陶渊明那儿，才有可能讲得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这涉及到一种值得我们留意的治学思路，至少不是可以轻易加以嘲笑的。你凭什么就断定。林损不是为了这层“历史的眼光”，在讲唐诗时，匀出大力气，去疏讲陶渊明的呢?当然我的本意并不在澄清林损上述“妙对”的真正本意，当事人的真实本意注定已不得而知，除非我们能起公铎先生于九泉之下，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揣度和解释。但理解历史，不都得凭藉解释吗?

　　我不赞成知堂的推测，自己另辟新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来说明，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解，也同样需要格外留意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不能只是“就事论事”。除了需要细致、深入了解新文学自身的“独创性”，还得了解“世界性因素”之于新文学所起的型塑作用，除此之外，还得适度明了晚清的新思想学术运动，是如何为后来的新文学的基本精神品格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我所说晚清新思想学术运动，大致范围为：在阳明心学、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章学诚等置身于时代大变局的思想学术，转换为晚清经世学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接纳一切有助于应对中国现代危机的外来思想学术资源：虽通常采用古今文经学或汉学宋学的名目激烈驳难，但由以展开的，则是各自积极应对现代转型危机和重建文明秩序的种种设想。具体体现者则从魏源、龚自珍，至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严复、谭嗣同、宋恕、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晚清以降，中国知识者承受着巨大的时代危机的压力，他们在积极应对危机的责任感、使命感的驱策下。以一种最新获得的世界性眼光。对本土思想文化传统作出新的诠释、梳理和评价，视野的开阔和所涉及问题的错综复杂。为中国思想文化开辟出千年未遇之新局面。中国新文学最基本的精神品格即肇始于此。我近年所作研究的关注点，也多侧重于此。我想就此作些梳理。以便弄清中国新文学最初和最直接的思想精神源头。是如何根基于晚清以降五四之前中国知识学术对现代转型所带来的时代危机所作出的积极有效的回应之中的。

　　作这样的梳理当然是有感而发，是有所针对的。近年海外汉学过于抬举晚清以降擅长以世俗生存技巧化解现代危机焦虑的欲望——消费性通俗写作的“现代性”，致力于重建“被压抑的现代性”谱系，意在推出文学史叙事的新方案。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新方案都将从根本上质疑并颠覆建立在五四启蒙精神理念之上的现代文学史叙事框架。而我对此一新方案则是存有疑虑的。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身上越来越张扬的那种与过于“物化”的当代现实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不仅无助于我们洞悉自己复杂的现实境况，还可能妨碍我们对人的无限丰富的精神可能性的揭示，这份窘迫和尴尬，海外学者近年所致力的对新文学本源的新解释，即一味提升对晚清民间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危机和焦虑能力的评价，似应承担一份推波助澜的责任。尽管造成这种现状还有其更为复杂也更为直接和主要的现实原因。这一话题说来话长，不便在此多作引申，要说清楚，需得另找机会。还是回头来谈北大解聘林损这件陈年公案。

　　程文引了保存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的有关一九三四年四月的若干“原始”资料。来再现林损被解聘一事的经纬以及他当日种种对应的如何有失“学者风度”。这些资料程文引录得都很完整，可供有兴趣者覆按，这里不再详引。但胡适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回复林损的信，因为是程文认定林损被辞与胡适无关的直接证据之一。故还须引录：

　　公铎先生：

　　今天读手示，有“尊拳毒手，其寓之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之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

　　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

　　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放闻命矣。

　　匆匆奉复，敬问

　　晚安

　　胡适廿三、四、十六夜

　　这封回信能证明胡适与林损的被解聘没有关系吗?我是有疑虑的。程文用来证明解聘林损实与胡适无关的另一条证据。仍然出自当事者之一的胡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的一节：

　　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育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掉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解聘旧人，由校长蒋梦麟一人担责，院长只负责引荐新人，因而北大“中兴”工程中林损的被解聘，盖与新长文学院的胡适无涉。

　　真的与胡适无涉吗?我看难讲。

　　程巢父先生前后“花六七年的时间”。才陆续找齐了他认为足以取信的史料证据。读程文所征引的这些史料则很清楚，一九三○年代初，蒋梦麟之所以能够如胡适所高调誉扬的那样。痛下“中兴北大的决心”并施展出“放手做去”的果敢和担当意识，并非是他本人真的拥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大学管理资质和手腕。而不过是因为他有所凭恃并且擅于凭恃：一是因为北大有一批实际掌控实权的教授可供他依恃，二是他能获得中基会雄厚财源的扶持。而这两条，均为胡适“共襄其成”、“与有荣焉”的。

　　据程文，早在一九三○年蒋梦麟准备出长北大前夕，胡适、傅斯年等即已在为蒋的“改组”北大拟就一份具体方案，这便是翌年提交中基会通过的“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该方案议定双方出资二百万，也即各出一百万，用以“研究教授”的薪俸发放(年俸4800－9000元不等)和设备费(1500元以内)等，同时对教授担任课时、学术著述及指导学生的工作量也一一作有相应规定(看来今日我们不得不跻身其间的大学的“量化管理”，实在是渊源有自!)，严格规定“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钱是比原来拿多了，却也因此失去了个人自主空间)。这份“办法”草案即由胡适亲手草拟。胡适是中基会重要成员，并主持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决定出长北大并意在施展其“中兴”宏图的蒋梦麟，此时亟需财力作为坚实后盾，所谓“气粗”须得“财大”、“有恃”才能“无恐”，此时此际。自然格外需要对在中基会中很有说话份的胡适有所倚重，此其一也。接下来说二。蒋梦麟留美，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在中国文史方面并无专门著述，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教育专家，于中国文史专门之学毕竟是个外行，因而涉及到诸如林损去留的相关学术评议，只可能出自专家如胡适、傅斯年之手。蒋最多只是仰仗、听从他们意见，然后出面做主而已。退一步说，就算蒋决意要出面辞退林损，他也不能不先商之于胡、傅。也就是说，此时胡、傅的意见之于林损的去留，应该是很重的一个砝码。或者再退一步说，就算决意解聘林损的动议，最初完全是出自于处世行事向来颇有杀伐果断之风的傅斯年(这倒是极有可能的)，但如果没有胡适的默认，蒋也不会全盘采纳，并且傅的作风再怎么“专横”，此时也不至于对自己的意见坚执其必，毕竟胡适是他一直格外敬重的老师和朋友，在几乎所有重大的决策性问题上，他总得先征得胡适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林公铎的被解聘，胡适必有脱不了的干系。

　　我所用的证据，也就是程文所采信的证据，可我从这些证据中，却怎么也得不出程文得出的结论。我的看法是，程文认定“解聘林损，与胡适无关”，林损怨怼胡适是怨怼错了人，并不足以成为这桩公案的定谳。而嗣后林损口出恶言、骂上门去，也绝非捕风捉影、胡搅蛮缠，因为胡适对于林损的解聘，确实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他不去找胡适，又该去找谁呢?程文替胡适曲为辩解，似无必要。

　　二十几岁即受聘北大文学教授的林损，并非等闲之辈，北大乃国中第一学府，“尤名师所聚，一时朋辈如陈汉章、刘师培、黄侃、黄节、吴梅、钱夏、张尔田之流，或已经史著，或以辞章显”(据程文所引林损门人徐英1943年3月撰《林先生公葬墓表》)，虽不排除有舅父、名家硕儒陈介石照应的因素，但如果本人没有点真才实学，要像林损这样以弱龄从容周旋于这些名公大师之间。根本是难以想像的。但林损的学问，在胡适、傅斯年他们眼里肯定是视若无物的，这从程文所引胡适晚年的谈话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胡适本人的学问呢?学界中看不大起的，也不是一直大有人在吗?至少在当时的一批以中同学术传统的传人作为其自觉担当的学者那里，我们倒是绝少能看到他们对林损的学问有什么不屑和诟病的。在民国学界记忆中，向来以恃才傲物、师心使气著称的黄侃，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以他特有的出言不逊的方式，规劝林损少喝廉价劣质酒，而这在知堂看来，实在“算是他对友人的道地的忠告”，除此之外，并未见有对林损学问说三道四的话语。事实是，在林损遭到北大“中兴”当局解聘的落难之际，正是黄侃向他伸出援手，为他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重新荐得一份教席。使他得以免受生计无着的蹇蹶。

　　但就是这样一位虽有“名士”癖性。却还是值得尊重的北大“元老”级学者，在其执教北大二十余年之后，却被人以“中兴”北大的名义，说解聘就解聘了。不说此举对学者所格外看重的学术声誉和人格尊严简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就其日常人伦讲，你断了人家一直藉以养家糊口的薪俸来源，人家能不跟你急吗?一个术业有专攻的北大学者，遽然之间遭此“无妄”之灾，作出“不堪入目”的“村妇骂街”式的冲动性对策，实为被人逼上绝路时，为争得自己起码的生存权利所不得不作出的本能反应，是很可悲悯的事，而与道德不道德无关。被人断了炊饮，还得忍气吞声，甚至强颜欢笑，到人前去作揖打躬，那不仅懦弱可怜，而且显得矫情和虚伪。与其这样，倒还不如像林损的所作所为，为维护自己应有的生存权利，“破罐子破摔”，作出无所顾忌的反应。在我看来，这并不会对他个人的私德造成任何的损失，也不是他什么“人性上的弱点”，而恰恰是他人格中率真的地方。纵然将之归为“人性上的弱点”，那也必定是一种可敬可爱、可亲可近的人性弱点。仅就这一点而言，林损无愧为一介真名士。

　　(选自《书城》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