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曙

　　沈氏兄弟三人，大先生沈士远，二先生沈尹默，三先生沈兼士，均为北京大学名教授，也是全国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人称“三沈”。这三兄弟，在民国十八年北伐成功后，在国民政府中的级别都不低。沈士远后为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掌着高级文官升迁的大权；沈尹默，当过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监察院监察委员；沈兼士，离开北大后做了辅仁大学校长，抗战中为华北文教协会———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主任，后被汉奸告密，因他事先得知，便辗转逃往西安、重庆，抗战胜利后为国民政府派往北平的文化接受大员。沈氏三兄弟的出名，当然并不是官当得大，在当官之前，他们早就是名满天下的教授了，不过在满清末年，他们就都是革命党了。

　　因为沈兼士在日本留学期间投在太炎先生门下，所以朱希祖与其极为相熟，于是连带认识了他的两位兄长，且成为至交，朱希祖得进北大，还与沈二先生尹默的推荐有关。

　　朱希祖是和沈尹默同车到北京的。那是一九一三年二月，朱希祖作为浙江省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读音统一会，沈尹默应北京大学之聘为预科史学教员，两人同车北上，到北京后同住海昌会馆。因为在读音统一会的众方案中，最后通过的是由朱希祖起草的注音字母方案，这使得朱希祖在京师名声大振。而此时在北大任文科学长的胡仁源恰与沈尹默为浙江湖州同乡，于是沈尹默就向胡先生推荐了朱希祖，而北大此时正希望有一批太炎弟子来振兴一下，于是一拍即合，朱希祖就这样进了北大。当然同时推荐朱希祖进北大的还有钱玄同的大哥钱念劬。

　　蔡元培长北京大学之后，采取的是教授治校，成立了教授评议会，该会为北大的最高审议机关。评议会成员由教授民主选举，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当时北大有教授八十余人，所以评议会成员定为十七人，校长为评议长。这之后银安殿上评议会的金交椅，大多少不了沈尹默和朱希祖的坐席。这教授评议会，可不像现在大学里的教代会，它是有实实在在的权力的，凡是学校的章程，人员的任免，经费的使用等，凡属学校的重大举措，均须由评议会决定，所以那时的北大不会因校长的变动而改变自己的办学风格，而这评议会的设立就是沈尹默在蔡元培到北大上任时向蔡先生建议的。

　　这之后就是新文化运动。沈尹默回忆当时北大的教授，大致分为三派：守旧派，如黄侃；开新派，如钱玄同、沈兼士，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中间派，如马幼渔。他没说朱希祖算做那派，不过在他的眼中是算做中间派的。当然这只是指一九一七年时的北大。后来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陈独秀致信《新青年》同人公函，就《新青年》分办问题征求意见，收信人名单中就有朱希祖，其他还有李大钊、胡适之、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陈百年、张申府等十人。

　　沈尹默为大书法家和诗人，陈独秀与沈尹默初次见面就说沈的诗不错而字却“其俗在骨”，也许是陈独秀的刺激，沈尹默遍临古代法帖、名碑，书艺大进。抗战中，朱希祖与沈尹默在重庆相遇，朱希祖与沈士远同去看望沈尹默，那天朱希祖的日记中说：“偕沈士远至陶园对面，访沈尹默，渠新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出其新诗十首见示，畅谈书法及用笔用墨法，甚有见地，其书法大进。自言近数年遍临唐碑，尤爱褚书。今遍临晋帖汉碑，谓唐代大书家皆从汉碑出也。”有一日在沈尹默家，朱希祖见到蒋二公子纬国也在向沈先生请教“写字执笔用墨法”，可见沈尹默的书法在当时确实名动朝野了。

　　抗战时的重庆，生活非常艰难，有时要到无米面下锅的地步，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卖，一日朱希祖就遇上了这种尴尬，多亏沈尹默解了难。那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朱希祖日记云：“沈尹默第二女率一女一子代购面粉（半包二十斤，洋四十八元，袋二元，送力二元）送来。”当时日机常来轰炸，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沈尹默家一带不幸被炸，朱希祖得知立即与沈士远前去探望，当日日记云：“知昨日两路口重庆新村被炸，乃驱车至沈尹默寓探问，则其对户防空司令部分部被炸，尹默寓虽有碎片洞穿墙壁，然人物均无恙。”这真是万幸。

　　上面说到的和朱希祖一道去看望沈尹默的沈士远，就是沈尹默的大哥，当时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是陈百年，也曾是北大的教授，还代理过北大校长，与朱希祖同是海盐老乡，也同出太炎门下。一九四〇年朱希祖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改任考选委员会委员。因为当时物价大涨，通货贬值，虽为知名学者，也日觉生活艰难。当时考选委员会有个姓魏的秘书，此人善于经营，据说很有经济头脑。为了增加收入，陈百年、沈士远这正副委员长发起集资，请魏某为经理，筹办木行和砖瓦厂，朱希祖也入了三千元的股，陈、沈二位当然是最大的股东。最初可能赚了一些钱，可惜，这文人就是不会经商，全权交给魏某之后，大家都当起了甩手掌柜，结果血本无归，最后魏某把钱骗走了事，大家弄了个竹篮打水。据朱希祖日记，直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才追回股款一千二。

　　抗战中日子虽然艰难，但文人写诗的雅兴却一点不减，尤其像沈尹默这样有名气的诗人。不知怎的，他们一下子都写起了“寺”字韵的诗，沈尹默的“寺”字韵诗竟然写了三十二首，朱希祖也写了十一首。这好像是沈尹默起的头，一时这个圈子里的文人们你写一首，我和一首，纷纷打起了“诗战”。朱希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因近来作诗牵出许多诗人来作诗战，如汪旭初、沈尹默、章行严、方东美、汪辟疆（此五人皆老手，甚佳），欧阳翥、沈士远、庐前（亦佳），马叔平及大儿伯商（次之），日来挑战，应接不暇。余向不作诗，此次诗兴颇好，愈作愈觉有味。因平生作考据文，埋没性情，不能发抒抱负，诗则言近旨远，大可发挥性情，而后朋友以及世人皆可了解余衷情。沈、汪、章等咸谓余诗一鸣惊人，压倒侪辈，此虽缪赞，然余亦颇不自菲薄，而诗则已积至四五十首矣。”有趣的是章士钊也加入了进来，这沈家兄弟与朱希祖都是当年女师大学潮中与鲁迅一道极力反对他的人。

　　沈家三先生兼士到重庆比较晚。他因担任了国民党地下组织华北文教协会的主任而留在了北平，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校长。沈兼士在沈家三兄弟中学问是最好的，传了章太炎的绝学，在北大讲授音韵训诂，著述颇丰，章太炎先生在其《自撰年谱》里称黄侃、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四人为“弟子成就者”。因这层关系，“三沈”之中，朱希祖自然与沈兼士感情最深，而且工作上的接触也最多。他们同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导师；沈兼士为故宫文献馆主任，朱希祖则是该馆的导师，共同进行明清内阁档案的整理；他们还同时在女师大兼课，共同反对章士钊、杨荫榆。在沈兼士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期间，为朱希祖的文章还和胡适产生点小矛盾。当时朱希祖有一篇《萧梁旧史考》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为这篇文章排前还是排后，沈兼士与胡适观点不一，沈兼士认为该文考据翔实，应排第一篇，胡适先生认为该文仅是考证，应往后排。这篇文章分两期连载，于是搞了个平衡，第一期朱希祖的文章排第一，第二期朱希祖的文章排最后。

　　朱希祖到了重庆后，经常牵挂身在北平的沈兼士和其他朋友，“马幼渔、沈兼士等仍安居北平”，“写马幼渔、沈兼士信”，以及在沈兼士的两位兄长处探问他的状况，这样的纪录在朱希祖的日记中还是能找到不少的。一九四三年沈兼士为避日寇追捕，秘密从北平出，辗转取道西安，于春末到达重庆。朱希祖有《赠兼士》诗一首：

　　新诗流岂弟，旧侣豁心胸。屯厄邠卿第，经纶贾傅心。蜀山千叠远，燕树万重深。一洗无穷滞，聊为梁父吟。

　　“蜀山千叠远，燕树万重深”，说尽了对留在北平的沈兼士及其他朋友的挂念。

　　一九四三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在重庆的老学生开校友会，我父亲朱偰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记道：“沈兼士教授新从北平间道归来，报告北平教育界近况，述及红楼敌宪兵鞭笞爱国青年惨况，泣不能抑。”可见先生的悲愤。想必他在与朱希祖私下交谈时，会说得更多。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朱希祖逝世于重庆，学界悲悼。沈氏三兄弟均送了挽诗、挽联。沈士远挽联曰：

　　老友无多，又与兄伤永别；大师有子，能以史事其家。

　　沈尹默挽诗曰：

　　劬学忘年岁，寻常有发明。思来因述往，救国胜谈兵。笔势参欧老，诗悰并子京。昆仑犹未至，何以慰平生。

　　沈兼士挽诗曰：

　　十载经离乱，千秋隔生死。诗篇新悰寄，杯酒未能倾。柱史藏山业，楹书绝代名。猿啼三峡暮，戚戚若为情。

　　沈氏三兄弟在中国文化界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当年名声一点也不在周氏兄弟之下，可惜现在已不大为人所知了。他们是浙江湖州人，去年我去湖州，小导游津津有味地介绍湖州的历史名人，再演绎出一个个糊弄游客的故事，我问：“你知道你们湖州的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吗？”导游哑然，我也哑然。

　　（选自《万象》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