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苏云　等

　　漂泊的云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孤儿院里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像我身边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凄惨。

　　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31年出生，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别人，自己离开上海去苏区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观澜的夫人），她说她在上海时帮妈妈带过我，妈妈离开后，她把我带到了浙江，把我交给在浙江的地下党林迪生（注：前兰州大学校长）。可是大家也没办法养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儿院里。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带着我。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办了一个新安小学，新安小学一位叫郭青的老师到上海来办事，陶先生便让郭老师把我带到新安小学。郭老师问：“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下说：“叫苏云吧，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片云。”从此我便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张苏云。我也不知道陶先生为什么让我姓张，可能觉得张姓比较普遍吧，“项”还是太引人注目一些。现在回想，陶先生应该知道我身份的。我记得陶先生很郑重地嘱咐郭老师：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好。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很紧张地问：“出了差错怎么办？”陶先生说：“你只要尽力而为，出了事你不用管。”

　　新安小学的校长叫汪达之，他把大一点的孩子组成新安旅行团，到各地演出宣传抗日。汪达之校长写信告诉郭青老师：形势很紧张，你带着张苏云去西安吧———除了我之外，学校还有一名孤儿，但汪校长只让郭青老师带我一个人走。

　　郭青老师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带上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前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在风陵渡的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疾驶，所幸冲出险境。我们到达西安，在西安住了一个月后，郭老师身上没钱了。他告诉我，某学校有个孩子剧团，想把我送到那里，然后自己找个教书的地方。正在商议出路，郭老师收到了汪达之的信，汪校长这时候在信中交待了我的身份，他告诉郭老师：只要把张苏云带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

　　那时候在西安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当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伍云甫，也就是伍绍祖的父亲。听说郭老师介绍我是项英的女儿，他让我们先住在那里，其实是在了解、审查我的身份。直到这时，我才对“项英”是谁有了点模模糊糊的印象。碰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与父亲很熟，见到我后，他亲自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问他是否有我这个女儿。得到父亲的确认后，我和郭青老师才被正式批准去延安。

　　那时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把很多投奔而去的青年学生送往延安，而且是用大卡车公开地送，一次大概有五六辆车。我是1938年4月出发的，送我去延安的那辆卡车有些特殊，除了我和郭老师外，还有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一家4口，萧劲光的儿子、刘志丹的女儿。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也在其中。他们原本准备去苏联，但是没能成行。虽然张国焘那时已经脱离共产党，但他儿子不相信，还是返回了延安。我记得他个子比较大，虽然路上比较颠簸，但他喜欢站着，趴着窗户往外看。

　　12天的父女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了，说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见他。记忆中我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爸爸在武汉搞工运时有一位战友叫林育英，革命时期化名张浩。张浩派警卫员把我、也把张浩的两个儿子带到延安城里一个院子的一间平房里。见我们来了，张浩伯伯一一做了介绍：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着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刘爸爸（刘少奇），怀里抱的孩子是刘爸爸的女儿刘爱琴。我记得刘爱琴只有六七岁的样子，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着一个童花头。张浩告诉我，等一会儿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我后来才知道，爸爸这一次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延安为外地来的成员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记忆中我乖乖跟着大人们走了进去。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走过来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指着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7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于是爸爸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

　　直到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4岁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拼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没法休息，又给他送回了保育院。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与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去延安时送给我的。爸爸在里面笑得特别开心，后来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爸爸特别高兴，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纪50年代去邓妈妈那里看到了这张照片，邓妈妈赠给了我。

　　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白天来学校，想再来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还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虽然爸爸不在身边，但我还能感觉他的牵挂和怜爱。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很多新四军的人到延安来，都会到学校来看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到延安看到我时说：“有这样一对儿女，项军长可满意了！”很多年后我去拜访陈丕显伯伯，他还特地把夫人喊过来见我，原来爸爸告诉陈伯伯说，我长得很像陈伯母。陈伯母当然长得比我漂亮。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直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没什么直接印象，但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央对项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的。可惜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自他手。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后，藏身在一个石洞里。据父亲身边的人回忆，父亲在山上时还很痛心，觉得新四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有很大责任，决定出来后先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刘厚总，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刘厚总在凌晨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父亲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又抢走了手表和枪支，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刘厚总并不是电视剧《新四军》里描述的那样，是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的秘书顾雪卿回忆，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起的。刘厚总个子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所以当他要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也很自然地答应下来。父亲带着几个人突围出来后，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情绪低落，一直念叨着“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可怜父亲英雄一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项英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我们相视一笑。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元边区币。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延安岁月

　　1938年到了延安后，我被送进了徐特立创办的鲁迅小学学习，1939年学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郭青老师则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他后来当上了保育小学的校长，成为很多孩子的大家长。

　　刚到延安时，我只有7岁，独立生活比较困难，有一个保姆专门照顾我。那时还没有窑洞，我们在平原地区住的平房，房间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张床能睡十二三个孩子，像一个大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因为记忆力好、胆子大、不怯场，经常被老师骑马带到附近参加会议或代表学校演讲，延安的报纸还称我为“小小演说家”。有一次老师带我到学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给赶集的老百姓讲“行动纲领”。我背得很熟练，正在哇拉哇拉地讲时，突然发现台下站成一圈的老乡中，从怀里摸着什么，然后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手上一掐，很清脆的一声，然后他又把它放在嘴里一咬，好像吃得很香。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他在干什么呢？他吃的是什么？想着想着，我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纲领也忘了，演讲卡了壳，台下一阵轰笑。回到学校，我还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我后来才知道，延安地区缺水，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身上长了虱子。他们习惯边晒太阳边抓虱子，那个老乡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当地老乡还认为，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应该把虱子也吃了，所以刚才那个老乡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没有爸爸妈妈的生活，让我从小养成了自立、好强的性格。带过我的大人都喜欢我，像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任弼时的夫人。但他们对我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父母，我还是要规矩一些，这一点，我始终是很清楚的。

　　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像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我到延安时，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在这里。我的弟弟项学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是周月林为母亲接的生。弟弟和我的关系很好，平时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畅家。

　　蔡妈妈很喜欢我，教我洗衣服、织衣补洞。蔡妈妈很爱干净，摆在桌上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她也嘱咐我：“小朋友来玩可以，但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有一次来了个同学，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蔡妈妈回来问我是否有人动了她的东西。

　　有时吃完饭，李叔叔、蔡妈妈带着我在窑洞后面的山坡上散步，我还牵着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见认识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会过来逗我：“你家几口人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后回答：“4口！”李叔叔与蔡妈妈的女儿李特特很嫉妒我，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她长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个“整风运动”，后来康生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我们保育小学也开始搞起了“抓特务运动”，老师不允许我们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要受审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经历，如果说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揭发。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学生到礼堂，听一些表现好的人现身说法，我们小学生坐在下面，跟着大人喊口号。

　　弟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的老师把一个小同学叫去交待问题，老师问他是不是特务，他否认。老师说不老实交待的话，就罚他站凳子上。小同学被罚饿得受不了，实在坚持不住，就向老师检举了一个人。他说，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去度暑假，途中遇到大雨，河水涨得很高，骑在马前的小李叫我抱紧他的腰，他在马背上猛抽几鞭子，硬是从河里冲了过去。小同学怀疑小李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大家险些连人带马被洪水冲走，肯定是不存好心。

　　老师很仔细地拿本子记下了小同学的揭发，然后很满意地告诉他，过关了，可以回宿舍睡觉了。小同学后来听说靖边县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务”，被整得很苦。长大后，他很后悔自己9岁时的无知，伤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整风期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准回家，过了几个月后，紧张的气氛才慢慢缓和下来。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畅家。李叔叔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来啊？”我说：“校长说大家都在整风，整风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问：“一群娃娃，整什么风呀？”他这一问，弟弟可来劲了，他不顾我劝阻，马上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整风可热闹了，还把人吊起来打呢！大家跟着喊口号！”李叔叔很认真地听着弟弟的话，很生气的表情。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中共西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打电话：“怎么我们大人整风，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还打人！”结果一周后，西北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学校领导还向几位被错整的老师道了歉，承认过去的错误。

　　李富春与蔡畅去了东北之后，把我交给了任弼时。有这些叔叔阿姨的照顾，在延安时，我从不觉得孤单。

　　往 事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角度挑选的。叶挺是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林汉雄的父亲死的时候，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他就学了水电。但是“文革”期间，中央成立了一个“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4821”名称也就从那时被叫出来。现在，我们“4821”的成员还是会定期聚一下，虽然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位居高官，但是相聚时，大家没有身份差异，感觉又回到了老同学的温暖回忆中。

　　我的丈夫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也是我留苏时的同学。现在很多人把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放在一起，称他们是林氏三兄弟。林家是一个大家族，林育南是林彪的哥哥，是林家第一个出来革命的，他与董必武是同一时期的，资格比较老。林育英是林育南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在革命时期化名张浩，而林彪又是林育英带出来的。他们确实是从林家大家族出来的，但单纯从血缘上讲已经没那么近了。

　　张浩早期在湖北参加工人运动，资格比较老。1942年去世前告诉身边人，死后要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意思是要天天看着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共在延安还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安葬，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解放后，林彪对张浩的夫人、也就是我的婆婆一直不错。不过自从林彪与叶群结婚之后，我们与他们家的来往少了许多。婆婆说，叶群安排了叶家的许多人到他们家，对林家人态度比较冷淡。

　　我们去毛家湾见林彪的次数并不多。那时林彪的父亲还在世，我们喊他“林四爹”，去见林四爹的时候，偶尔会见到林彪。林汉雄的大哥在哈尔滨任市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受了冲击，他想到北京见“林副统帅”，我们给林彪打电话，结果他的秘书只是送来了几本《毛主席语录》。婆婆通过林彪的姐姐还是联系上了林家，叶群带话来，说林彪身体不好，只能谈20分钟。林彪出来见我们的时候，话并不多，脸色也很不好。我那时已经听说林彪在战争时期落下很多毛病，怕光、怕风。我们也只是简单寒暄了一会儿，见了林彪的两个孩子，只知道叫老虎和豆豆，也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才知道他们的大名叫林立果和林立衡。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家也受到了牵连，在水电部工作的林汉雄被关了起来，公安局也进驻了我们家。我被关了一年之后放了出来，我的婆婆是一位老革命，她很不服气，到处找人申诉。

　　1975年左右，有一次一个老朋友偶然跟我们说：听说江青和毛主席闹翻了，写给毛主席的信可以直接到他手里了。于是我们赶紧以婆婆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将家里情况反映了一下。很快水电部派人来，接我和婆婆与林汉雄见了一面，原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总后勤部的某个地方，负责他的专案组成员人很多。1975年10月1日，被关了4年的林汉雄被放了出来。可惜我的弟弟在“文革”中受牵连，1974年便因肝癌去世了。

　　沉寂这么多年的“项英”，最近几年也走进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也日趋客观。我不会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与其中，我想，还是把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接受历史的评价。我相信历史最终会还原其真实面貌。我和父亲两代人的这些往事，是共和国的一代记忆。但愿那些伤心的故事，永远地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去。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