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钐

　　梁山上大的更新换代就三次，晁盖夺泊是一次，宋江上山是一次，宋江成为领导核心独立执政又是一次。历史经验告诉俺们，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刀光剑影人头落地，伴随着代表新旧领导人的路线斗争。王伦之死自不必说，就连宋江上台，也留下了晁盖中箭之谜。晁盖中箭虽无当朝“烛影斧声”（斧声烛影是指宋太祖赵匡胤暴死，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时所发生的一个谜案。赵匡胤并没有按照传统习惯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赵光义。传说当晚两人会面时，外人远远看见烛影摇晃，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后听到铁斧戳地之声，天明赵匡胤就over了。）神奇，却也够我们研究上半天的。由于登上权力顶峰的不易，因此在每次政权更换之后，表面上会有相应的人事变动，如提拔亲信、打击异己等。往深处来讲，可以看成是梁山领导人实现执政理想的一次清除障碍运动。不过梁山集团自始至终都有比较大的外部压力———朝廷大军一直在外虎视眈眈，出于保存自身实力的考虑，内部并没有杀人，否则要是搞出个像前苏联那样的“大清洗”“肃反”运动，倒也难说得很。

　　路线斗争只能是内部狗咬狗的斗争。路线斗争是存在于一个革命集团内部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在敌对集团之间，无所谓路线斗争，只有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在王伦、晁盖之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王伦自不必说，引火烧身，将晁盖一行人等接入梁山，没想到对方就赖着不走了，一不留神就被林冲这个自己人给杀了，视做命根子的梁山泊就此让给了晁盖。而宋江更绝，晁盖不死，绝不当大头领。一方面上头还有一个“太上皇”晁盖，若是急于接班，路线斗争表面化就不好办了；另外一方面，自然就是自己羽翼未丰，此刻接班，做事碍手碍脚，还不如做个有实无名的二头领。从晁宋的路线斗争看出，若是“接班人”问题解决不好，极易引发内讧。这就是为什么在封建社会，基本上都是“父传子、家天下”。像梁山上晁盖以“禅让”的姿态做出让位给宋江的事情，只有在上古社会的鸟生鱼（鸟生鱼，即“鸟生鱼汤”，即尧舜禹汤，语出金庸《鹿鼎记》。据说，到禹死时，他儿子启以暴力夺取了君位，从此之后，“禅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战国时燕王哙曾经干过这事，不过身死国灭。除此之外，其余的“禅让”皆是在武力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让”。）时代才有。

　　梁山上的第一次路线斗争，以王伦之死为标志，代表着闭守与开放的路线斗争；第二次路线斗争以宋江上山、广纳头领为标志，代表着保持梁山领导纯洁性与加强地主阶级头领成分的路线斗争；第三次路线斗争，以晁盖之死和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为标志，代表着继续造反与寻求招安的路线斗争。在历次的路线斗争中，有不少头领身不由己，或因表错了态而一贬再贬，或因站对了队而飞黄腾达。我们就看看哪些头领是路线斗争的受益者，哪些又是受害者。

　　第一次路线斗争：得势与失势

　　王伦被林冲火并之后，林冲高风亮节，将一、二、三位都让出来了，自己坐了第四把金交椅。从顺序上来看，与王伦时代一样，也是第四位，但实际上林冲此时坐的位置是梁山超级元老派的首位，且晁盖在安排众人职务时，高于原来排在自己之前的杜迁、宋万，同时也是军事头领的第一位，“林教头等共管山寨”，实际上还是升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晁盖既然当了头领，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自己闹革命的老战友们都提拔到林冲之下、杜迁之上，明显高于原来的头领，这个不必细说。

　　所谓路线斗争，只不过是建立在领导人个人意志之上的一种工具。就像王伦将梁山当做自己的后花园，又有什么错呢？就算是错，也轮不到晁盖一伙来替宋徽宗执法啊。而晁盖一伙此时却像强盗，看到别人的花园好了就想霸占了，这种行径，和想霸占柴皇城花园的殷天锡又有何两样？只不过因为殷天锡是流氓，晁盖是好汉，便用道德的武器将王伦杀了，罪名不过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而已。

　　从此以后，跟着王伦混的杜迁、宋万再无出头之日，排名从第二、三骤然下降至倒数第二、三，不仅没有实权，还要夹着尾巴做人，上阵杀敌立功没他的事，跑跑腿倒是免不了的。作为前朝旧臣，杜迁、宋万没被株连砍头，已经不错了，而朱贵同学则始终做着他的副班长（排名最后）。

　　第二次路线斗争：晁宋两派的阵营分化

　　梁山第二次路线斗争，以宋江安排花荣、秦明及清风山众人上山为序幕，从宋江上山正式开始，到晁盖之死正式结束，以宋江大获全胜告终。在这次路线斗争过程中，宋江不断下山征战，以“及时雨”之名头，通过苦肉计、美人计、亲戚说情等权谋手段，不断将大量的前大宋政府官员、地主恶霸、地痞流氓收编上山，以改变梁山领导层成分，为其日后招安做好舆论支持和票数安排。

　　这个阶段在宋江招收的人马中，前政府官员以花荣、秦明为代表，地主恶霸以李应、柴进、穆弘为代表，地痞流氓以李逵、王英为代表。这些人等上山之后，身居高位，掌握了较大话语权，极大地改变了梁山头领的成分结构。同时，利用安插亲信、安排上场立功等手段，使这些人等逐渐地分化原有晁派人马。

　　当晁盖发现他虽为一山之主，却指挥不动一个宋派头领之时，便到了他的死期了，此时他纵然不自己去送死，宋江也会送他去死。这一整个过程，用一个精彩的词语来描述就是：架空。

　　宋江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招收这些人等。星爷通过《国产凌凌漆》告诉我们，就算是一条内裤、一张卫生纸都有它的用处。他们上山这件事从整体来看，是为了改变梁山的领导层结构。而从细化的角度来看，前政府官员（包括军官）上山，主要是增加梁山或者说是宋江集团的军事实力。有枪便是草头王。军事实力的膨胀，为宋江的夺权打下了基础———万一晁盖不死，还可以赤裸裸地抢嘛。而地主阶级则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加强这部分头领建设，为宋江日后的招安落实了意识形态问题。至于地痞流氓，除了像李逵这样的超级打手，往往地位不高（日后排名多为地煞），他们所起的主要作用，就是起哄与捣乱，宋江就可以浑水摸鱼了。

　　除了暗中改变梁山集团领导集体的阶级成分，宋江还在暗中搞了不少小动作。最典型一例，莫过于安排杨雄、石秀为中央警卫团团长。此二人初上山时便差点被晁盖杀掉，是宋江把他们的脑袋给保下的，从此以后，杨雄、石秀就欠宋江两条人命。派此二人担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有监视晁盖之意，无保护晁盖之心。在其余的人事安排上，原王伦人马地位再度下降，杜迁、宋万开始时还能守守小寨，到最后，完全沦为大寨的两个可有可无的小配角，而朱贵只能一直开店。

　　在这个阶段，晁派头领不再独掌大权，晁宋两派头领泾渭分明，从中可以看出二人路线斗争的残酷性。

　　第三次路线斗争：招安派占据上风

　　梁山第三次路线斗争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晁盖尸骨未寒，宋江便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招安”一事，从此便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梁山“党章”。

　　从聚义到忠义，名称虽然改了，但是要知道，路线斗争从来就没有这么容易胜利的，这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要长抓不懈的。为此，宋江在上台之后，先培植自己的亲信花荣、秦明进入梁山领导核心，同时进一步扩大地主阶级和前大宋政府高官在梁山上的影响力，将晁盖遗命的作用降到最低。

　　在这种情况下，有资本家潜质的大地主卢俊义上山了，排名第二，仅次于宋江；前政府高官关胜上山了，排名第五，高于梁山元老林冲。

　　卢俊义上山之后，能够获得排名第二的地位，有三个因素：其一，晁盖的遗命———毕竟宋江号称孝义黑三郎，不能做得太过分；其二，卢俊义惊人的武艺及超强的个人素质；其三，其大地主阶级的身份。而关胜能居于元老林冲之前，主要是其前政府官员的地位，以及关胜的高贵血统。与林冲相比，关胜的武艺不算高超，但关胜与政府的关系并未完全破裂，并不像林冲那样是被迫上山的，因此他才可以位于林冲之前。

　　在这个阶段，除了地主阶级、前政府官员上山外，几乎看不到一个地痞流氓上山。这和任何一个集团在获取了统治权之后所采取的手段一模一样。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金荣、杜月笙纠集青红帮组织“中华共进会”，冒充工人向工人纠察队进攻。而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于地痞流氓对于统治的不利，就开始约束青红帮的发展了。梁山也一样，当确立了招安目标之后，就没地痞流氓什么份儿了。

　　从路线斗争一角，居然看出了这么多的道道来。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梁山集团从最开始偏安一隅不求发展的小寨发展到最后两万余人马、一百单八将的大寨，并最终通过招安实现了“曲线求官”的目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从自保，到造反，到招安，梁山上每一次的路线斗争均反映在宋江的人事安排之上。

　　（选自《盗寇的潜规则：从数据看水浒》/何钐 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