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

　　历史细节

　　罗瑞卿和陆定一是改革开放时期比较开明的老一辈官员。他们的开明，我想与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有关，在罗、陆一级的官员中，“文革”中他们两位的遭遇非常悲惨，如果没有那个遭遇，他们的思想解放达不到后来那样的高度，因为他们早期思想和气质中，本来对知识分子也是仇视的。我看过龚育之一篇回忆他在中宣部工作经历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到陆定一思想的矛盾———有时候相当开放，有时候又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龚育之举了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高官周恩来、陈毅都主张向知识分子脱帽致歉，但陆定一就是不同意，可见人都是非常复杂的。解释历史，有时候不能只用单一的材料说明人的某一面，而要综合观察，是就是，非就非，是非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角色和处境不同，对事情的判断就不同，至于哪一时是他们的本真思想和气质，也要具体评价。中国老一辈官员在正式场合说出“王八蛋”这样骂人话的，我知道的就是罗瑞卿和陆定一。

　　罗瑞卿骂过聂绀弩。聂绀弩被判刑后，曾长期在山西服刑，他这一段经历的原始档案今天也还在山西法院系统中保存。我在太原的时候，曾听一位研究聂绀弩并见过他原始档案的人说，他在聂绀弩档案中看到过一份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批示，感到非常吃惊，很难理解一位高级官员会这样批阅文件：“这个王八蛋，我们要给他点厉害看。”这位研究者写过许多关于聂绀弩的研究论文，我想不会是乱说，虽然从史料的角度观察，我们要坐实这个说法，还需有原始档案的解密。而陆定一说“王八蛋”的史料，我是在当年新华社的《内部参考》（1950年第276号第107页）上看到的，原文如下：

　　南京大专学校部分学生对陆定一同志

　　所讲“美国没有文化”的反映

　　[南京市委十一月十四日讯]十一月一日陆定一部长在尤金博士学术演讲会上报告后，大专学校少数学生反映：“‘美国没有文化恐怕不恰当。说它的文化不好，还可以说得过去。”金女大有人说：“假如说扭秧歌、打腰鼓是文化，那么美国当然是没有文化。”金女大团副支书怀疑陆部长所说“美国没有文化”是否说错了：“我们不是说美国人民很好吗？他这样说，岂不是把美国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也否定了？”当陆部长在会议上说到“美帝是个王八蛋”时，金女大两位教授退席。说到“我们要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时，其余两位金女大教授也全部离席。精神病院防治所某医生对我反美宣传表示反感，认为：“何必整天骂美国，亡给美国总比亡给苏联好。”

　　1949年后的中国文化史非常复杂，现在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主要依靠回忆录和个别日记，这很不够，深化研究的简单办法是开放档案，至少要按《档案法》办事，届时需要解密的历史档案一定要落实，不然徒耗研究者的精力不说，还会对历史造成许多误解。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人物，掌握基本史料容易，但掌握历史细节就比较难，而历史细节常常最能说明历史人物的气质，在解释历史方面，那些最容易被遗忘的细节，反而最能说明问题。

　　王锺翰日记中的一则思想史材料

　　承友人相告，我得到一本《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非卖品，文津书店影印，2005年1月），这是王锺翰1954年到1957年的日记，内容非常丰富，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学者生活很有帮助，特别是当时政治运动中学者的表现，日记中有许多具体和生动的记录。王锺翰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我们知道，经过院系调整后，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等知名学者都在这里，所以这本日记的文献价值极为重要。

　　日记一类的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王锺翰日记里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史料，试举一例。

　　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材料一般认为不是很充足，因为当时知识分子留下的文章和著作不足为凭，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以自毁为保护自己的基本手段，所以当时的文本，后人如果不加分析简单使用，会把历史简单化，也就是说，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必须能把文本材料与统计数目互相对照，才能接近历史原貌。但有一个例外情况，就是当时学者所写的旧体诗，因为旧体诗本身的特点，它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表达真实思想和心情的一个主要方式，此点在陈寅恪、吴宓等人的旧体诗中看得非常清楚。王锺翰日记中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1957年“反右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当时就有人对这场运动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王锺翰日记的记载是这样的（原文无标点）：

　　1957年12月4日，星期三，晴

　　是日收到一素不相识之袁洪铭自广东东莞（县城内迈豪街二巷二号十一月廿七日发）来信，自言返自香港，现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月六十元，欲纂近三百年广东名家诗选，希供材料，附《春阴》二首：“苔痕青上碧纱窗，燕掠残红故故斜。多少闲愁春不管，半帘疏雨打梨花。”“耐尽春寒换夹衣，逢春忽又送春归。杨花似解离人恨，细雨东风不肯飞。”并索《清史杂考》。拟不作答，亦不寄书。（第464页）

　　王锺翰当时已成为“右派”，对于外界的所有信息都非常警惕，也很害怕。同年12月9日，王锺翰日记中说：

　　晚炬堡来谈，余交其袁洪铭信并附云：时值严冬，其诗竟以“春阴”命题，殊觉暧昧，细味“燕掠残红故故斜”“半帘疏雨打梨花”“耐尽春寒换夹衣”“逢春忽又送春归”等句，显系同情翰之右派罪行，其中必有文章，似属可疑之至，云云，即请组织上注意。（第467页）

　　王锺翰当时的表现后人很容易理解，但他的日记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史料。我到网上查了一下袁洪铭的情况，极为少见。只知道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写过一些文史方面的文章，早年的学术贡献可能主要在民俗学和诗词领域，也许广东的朋友看到我这篇小文章会有新材料发现。当代中国历史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知识分子真实思想的表达渠道有各种形式，这使当时私人日记及个人诗集的重要性越来越为后世学者注意。

　　从范文澜的一封信说起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旧书摊上得到一些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材料。我主要使用过当时高教部报送中央的长篇报告《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这个材料我还复印分送过几个同样对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的朋友。

　　在这个材料中，我引用较多的是关于钱锺书50年代的言论，主要是钱先生对当时一些政治问题和领袖人物的评价。文章发表后，我通过几个渠道听到了杨绛先生的一些意见，大体是说那些说法不实，是当时一些人谗害钱先生的说法，钱先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因为我是正面引述材料，以钱先生言论是钱先生真实说过的话为逻辑起点，然后推论钱先生的人格，作出了正面评价。因为没有细加分辨，可能引起一些误会。

　　钱先生早年的言论本身，今天看来可以认为是一种卓见，但在当时却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作为历史材料，我以为我们在使用时应当这样判断：

　　第一，钱先生当时说没有说过那样的话，现已不可对质，但从钱先生一生的言论风格观察，我认为他有可能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谗害他的人别有用心，是罗织罪名，但作为一种史料，不能说它没有意义，至少对我们研究钱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言论和思想是一个角度，这是当年谗害钱先生的人所不曾想到过的。

　　第二，历史已经过去，钱先生的言论是不是事实本身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个言论要放在钱先生身上？陷害钱先生的人肯定存在，他们为什么要谗害钱先生？

　　第三，当时高教部上报中央的报告是正式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印发的，既然是正式报告，说明得到了当时主管此事的官员认可。

　　第四，高教部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以一般的行政习惯判断，肯定来源于北京大学，也就是说，关于钱先生的言论肯定有一个初始的源头，不然我们很难想像这些言论会写进上报最高当局的报告中。

　　当时上报这个会议的报告相当多，我亲见过约十几份，从文件的编号判断，会议的文件至少在一百件以上，多数是作为会议简报发下来的。《杨尚昆日记》中对此次会议有这样的记载：“1月16日至19日：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大会。这四天每天下午3时起，都是大会讨论。每天大约是四小时，有时也在五小时以上，发言不算很精彩，好的内容不多。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六十余人，还有二十多篇稿子决定付印，不再讲了。这几天很紧张，每晚必须安排明日的发言，催稿、看稿、交印，总是要到下半夜才能睡下，而第二天早上又要应付许多临时的事。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较以前几次都较乱。”（第2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如果当时有人认为钱先生的话不属实，从会议的简报判断是可以更正的，更正本身也要发简报。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看到此次会议的完整文件档案，所以只能根据同样的事例来做一个推断，这就是我要说的范文澜的一封信。

　　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简报中，有一份范文澜的信。信的内容是为一个同事辩诬。范文澜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所长，他参加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他看到会议印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之五”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中第三页第十四行有以下的话：“发表反动言论，政治上有重大嫌疑，如周遂宁（女）……”针对这段话，范文澜写了说明：

　　周遂宁于1954年11月由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同志介绍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据她自己写的材料和我们从旁了解的材料，此人情况如下：

　　周遂宁，女，现年二十八岁。她父亲周津时是民主人士，1949年在重庆被蒋匪杀害，她自己于1948年由天主教神甫毛振祥介绍获得天主教学校奖学金及出国护照，到美国那萨芮斯学院学习，后到辛城大学研究院，51年回到香港，在港与蔡国衡结婚。同年7月回到北京，因发现怀孕，不久又回到香港。1952年10月随丈夫到英国，并入曼彻斯特城的曼城艺术学校为临时学生，53年7月随丈夫到欧洲大陆旅行，同年8月回到香港。54年7月回国，经上海到北京。她丈夫蔡国衡原来是金陵大学学生，现在香港英商合义公司当职员，思想很落后，往来的人很复杂。据周本人讲，她和蔡离开的原因是蔡的思想与她的思想不同。

　　周遂宁到研究所工作一年多来，思想一般表现要求进步，如和丈夫的关系，要求离婚，曾到法院联系办理离婚手续，未得到法院同意，现仍准备离婚。一年多来周不断向组织上反映她的思想和生活情况，积极要求接近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她与香港的通讯情况也经常向组织交代。

　　周虽然工作能力较差，对工作也生疏，但态度表现积极，愿意学习理论。

　　依现在情况来看，此人很幼稚，生活经验不多，历史相当复杂，但是没有发现有反动活动，更没有反动言论。这一点我们所了解和当地公安机关的了解是相同的。

　　周与她丈夫蔡国衡的联系，目前仍不断通讯，因为蔡每月寄港币一百元（或二百元）作为她女儿的教养费（她带有一个三岁女孩）。

　　因此，关于留学生工作报告中有关周遂宁的一段话应请予考虑更正。

　　范文澜

　　1956年1月13日

　　因为我没有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完整文献，所以不敢说关于钱先生的言论，会议上没有人出来说明，如果有类似范文澜这样的说明，那当时就可以证明钱先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只能说当时高教部上报中央的报告很不严肃。如果将来有一天会议档案解密，我们会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可能当时就有人出来作了说明，而我没有看到这个材料。从钱先生后来的经历判断，那些写在报告中的言论并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与当时这个会议的主调有关，因为当时这个会议本来是要改善执政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对报告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反动言论，好像并没有太计较。因为就我所见到的报告来观察，当时写在报告中的有类似钱先生情况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个别的，比如中科院数学所，当时就批评了很多人，对孙以丰、赵民义，就是对华罗庚也评价不高。对北大的许多教授如唐钺、周炳琳、贺麟、沈履、梁启雄等都有批评，倒是对季羡林非常满意，报告认为：“季羡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见报告第48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在当时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检讨、汇报、揭发都有其时代特点，后人在使用当时的材料时，应当多加分析和尽可能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但在相关档案不能及时解密的情况下，对历史研究者所作的推断也要尽可能宽容，因为在档案封锁的情况下，了解历史真相的努力实在不容易。

　　（选自《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谢泳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