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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书一束》与《情书一捆》

时间:2023/11/9 作者: 读书文摘 热度: 14263
陈漱渝

  “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是章衣萍《枕上随笔》(北新书局1929年6月初版)中的“名句”。又据说他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扬言“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鲁迅因此在《教授杂咏四首》之三中讽刺他:“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这么一句,是指北新书局因出版侮辱回族的民间故事《小猪八戒》而导致停止营业的事件。

  其实,《枕上随笔》的内容绝非那个猥亵的句子所能概括。章衣萍跟鲁迅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章衣萍原名鸿熙,安徽绩溪人,散文作者兼事翻译。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结识了胡适等人。在《鲁迅日记》中,关于章衣萍的记载多达一百四十处,始于1924年9月28日,终于1930年1月31日。章衣萍初访鲁迅是由孙伏园陪同的,其原因是感谢鲁迅在文章中跟他呼应。1924年4月,有一位叫张耀翔的心理学教授在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三卷二号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对白话诗中的惊叹号进行嘲讽:“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他认为多用叹号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出现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针对张耀翔对新文学的攻击,章衣萍在同年9月15日的《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用反语“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

  章衣萍用讽刺的手法对守旧派进行反击,鲁迅无疑是赞同的;但鲁迅同时看出章衣萍“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把因写诗受责罚当作一个“幽默”,“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事实上,这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宋徽宗打击元祐旧党时,就曾下达“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的命令。鲁迅援引这一典故,撰写了《又是“古已有之”》一文,刊登于9月28日的《晨报副刊》,章衣萍在发表此文的当天午后初访鲁迅,显然不是偶然的。10月2日,鲁迅又在该刊发表《文学救国法》,再次对张耀翔进行讥刺。

  此后,章衣萍与鲁迅接触十分频繁,两人基本上保持着友善关系,仅仅在与许广平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曾产生过一点隔阂。

  那是由“狂飚诗人”高长虹的一首诗引起的。1926年11月21日,高长虹在《狂飚》周刊第七期刊载了他的组诗《给———》,诗中写道:

  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

  诗刊出后,北京文坛流言蜂起,说诗中的“太阳”是高长虹自比,鲁迅是“夜”,“月”是许广平,这首诗是他们之间“三角恋爱”的写照。鲁迅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信说,传播这种流言的,除王品青、孙伏园、李小峰、羽太信子之外,还有章衣萍。这封信收入《两地书》公开出版时,鲁迅将“衣萍”二字改为“亥倩”。鲁迅认为,“高长虹是在害单相思病”,而高长虹否认他对许广平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提起《两地书》,人们很容易联想起章衣萍的《情书一束》。该书1925年6月由北新书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至十版,发行近两万册,还被译成了俄文。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情书的结集,而是八篇小说的合集,其中有些篇采用了书信体和日记体,内容不仅描写了青年男女之恋,也写了同性恋。章衣萍虽然表面承认这本书“写得那样粗疏,那样琐碎,那样无聊……”(1926年5月17日致汪静之信),而内心深处却自视甚高。他不仅自吹自擂,说什么“如果高中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中学教育可算完全失败;如果大学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虚伪的大学也该早点关门”(《衣萍书信?罪过》)。而且还请人对他进行吹捧。一位女士问章衣萍:《情书一束》为什么写得那样猥亵,为什么不害羞?章衣萍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的,因为我是一个文人。”———这是套用乔治?摩尔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我这种职业就意味着对什么都不害羞,而只为害羞而羞。”

  鲁迅当然不同意章衣萍的上述观点和态度。章衣萍为《情书一束》第五版所写的《旧书新序》发表后,鲁迅对他那种洋洋自得的心态颇为反感。1928年5月4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衣萍的那一篇自序,诚然有点……今天天气,哈哈哈……”1932年鲁迅重返北平时,又用玩笑口吻对青年朋友说:“我来出一本《情书一捆》,你们看如何?会有读者吗?”鲁迅所说的《情书一捆》,指的就是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到上海定居,当时章衣萍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校长秘书,并教授国学概论及修辞学。这两位语丝社的同人在黄浦江畔重聚,当然又免不了有一番应酬往返。他们多次在“中有天”、“东正饭店”、“沪江春”、“南云楼”等处聚餐,章衣萍还邀请鲁迅观赏暨南大学的游艺会。1927年12月21日,章衣萍还受暨南大学文学社团———秋野社的委托,邀鲁迅发表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重要讲演,鲁迅在讲演词中指出:“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他号召进步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反映现实,不要对现实的斗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鲁迅讲演时,章衣萍在场聆听,身穿一件皮袍。鲁迅为了阐述不同的人思想感情可能产生很大差异的观点,就近取例说:“譬如今天衣萍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衣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在鲁迅与章衣萍的交往史上,这次往暨南大学讲演是最为重要最值得纪念的一次。

  章衣萍在上海期间虽然一直为疾病所苦,但著译甚丰,计有散文集《古庙集》、《青年集》、《樱花集》、《秋风集》、《枕上随笔》、《看月楼杂记》,小说集《友情》、《牧师的女儿》、《烦恼的春天》、《儒林新史》,诗集《种树集》,书信、日记《衣萍书信》和《倚枕日记》,学术著作《修辞学讲话》,《中国新文学论》,译有《婀娜》(托尔斯泰著)、《契诃夫随笔》、《少女日记》(与铁民合译)、《未来世界》(与陈若水合译)。整理的古籍有《霓裳续谱》(小曲集)、《樵歌》(校点朱敦儒词)。他还准备译出《友情》的中、下卷和另一部小说《小夫妻》,似未遂愿。对于章衣萍的上述作品,目前尚无人作系统研究和全面评价。

  使人感兴趣的是,在章衣萍的作品中,有一些有关鲁迅研究的资料。比如他在1930年5月5日致鲁迅作品俄译者柏烈伟(S.A.Polevoy)的信中,对《故乡》中的“猹”进行了解释。鲁迅曾对章衣萍说:“猹”字是他自己造的,听乡下人说,大概是獾一类的东西(见《衣萍书信》,北新书局1932年5月初版)。又如,梁社乾英文译本《阿Q正传》封面有一阿Q画像,小辫赤足,坐在那里吃旱烟。鲁迅看后笑着说:“阿Q比这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见《随笔三种?窗下随笔》,北新书局1934年1月初版)但提供鲁迅掌故最多的,还是1929年出版的《枕上随笔》。

  这本书是章衣萍在肺病刚愈又患头痛的恶劣心境中写成的。该书仿《世说新语》体,记载了许多文化名人的风采议论,如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陈独秀、冰心、陶行知、郁达夫、钱玄同、孙伏园、汪静之、茅盾、王鲁彦、王品青以及外国的爱因斯坦、爱罗先珂等。章衣萍自认为:“《枕上随笔》所说虽杂乱不值一笑,然语必有征,不敢作一谎语。”(1929年6月25日致胡适信)胡适读后感到,此书“颇有趣味”。林语堂说:“此项著作在中国尚为第一次。”

  《枕上随笔》提供了一些鲁迅的生活趣事。比如,俗称壁虎为五毒之一,而鲁迅寓居北京绍兴会馆时,偏偏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里,天天拿东西去喂。他对章衣萍说:“壁虎确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鲁迅看到猪在吃相思树的叶子,便挺身而出跟猪“决斗”。一同事问鲁迅:“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鲁迅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人们知道,这一时期正是鲁迅跟许广平两地相思的时期。在上海定居期间,鲁迅不爱理发。一次上街,一个挑着担子沿门剃头的人望望鲁迅,说:“你剃头不剃头?”———此事也载于这书中。当前,人们希望能再现血肉丰满的“活的鲁迅”的形象,上述情趣盎然的小故事,反映的正是“活的鲁迅”的若干生活侧面。

  《枕上随笔》中还有一些记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鲁迅作品的理解。1928年3月,太阳社批评家钱杏村(阿英)在《太阳月刊》第三期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宣布“不但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章衣萍引用前北大俄籍教授伊凤阁的评价,反驳了钱杏村的极左观点。伊凤阁说:“阿Q的缺点是有世界性的,不但中国的辛亥革命时代会有这样的人物,法国革命时代,俄国的革命时代也难免有这样人物。———我想,就是将来中国革命黄金时代,也难免有这样人物,阿Q的人性的缺点是有永久性的。”伊凤阁的上述见解,对于我们研究阿Q的典型意义颇有启示。至于为鲁迅嘲讥过的那句庸俗不堪的话———“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章衣萍把《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合编为《随笔三种》时,将它删去了。所以,如果因为《枕上随笔》中曾有一句轻薄的言辞而以为该书系下流作品,那实在是极大的误解。

  抗战爆发后,章衣萍到四川成都开设书店。1946年3月病逝,终年44岁。

  (选自《民国史谈:弹指兴衰多少事》/杨天石 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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