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盛大婚礼在当时称为“文明婚礼”，文明是“摩登”（modern）的同义词，指的是现代化西式婚礼。新郎章太炎西装革履，新娘汤国梨亦西式白色礼服曳地。证婚人是蔡元培，介绍人是张通典和孙善保，男傧相是沈定一，女傧相是杨李威与边境宏。我们的国学大师生平唯一的婚礼，是相当西化的。
不仅是婚礼的形式西化，而且在精神上颇带男女平等色彩。当晚在一品香饭店宴客，在酒席上，大家要新郎做诗，太炎即席赋诗二首：
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
振衣涉高岗，招君云之端。
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
极目龟山，于今有斧柯。
太炎不愧满腹经纶，出语庄重大方，以表达其高兴开怀之情。新娘在宾客起哄之下，也当场吟诵旧作七律一首：
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
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
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
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争存。
以新娘的高洁对新郎的豪爽，可谓女才对郎才，平分秋色。
章汤联姻请蔡元培当证婚人，也不是偶然的。蔡章二氏固然是光复会的老战友、浙江同乡，更主要的是蔡氏乃主张男女平权的健将。自晚清以来，蔡元培力倡解放妇女，提出五大主张：（一）女子不缠足，（二）女子教育，（三）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他本人于光绪庚子年结婚时，以演说会代替闹新房，演说什么呢？畅谈男女平权理论。新郎蔡元培于致答词中，亦说男女学行或有先后之分，但就人格而言，总是平等。章太炎请蔡元培当证婚人，必然是因为敬重他的女权思想。
章太炎并不是仅在婚礼上，表现一下文明与平权。他若不尊重妇女，不会娶一新女性为妻，而且“从一而终”。汤国梨于1905年进入新式学堂：上海的务本女学求读，该校创办于1902年，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培养了不少女界领袖。汤国梨的同学中有张默君、舒惠珍、谈社英、边境宏等，对社会都有所贡献。汤国梨于1907年以第一名毕业。章太炎若是大男人主义者，绝不会谋娶当时凤毛麟角的新女性为妻。事实上，平等乃是太炎的主要思想。他在辛亥前的革命年代中，无论演义佛学、阐发老庄以及介绍卢梭，都以自由平等为宗旨。辛亥以后，由于国家紊乱不安，不再提倡个人自由，但平等之说从未放弃。人类的平等自应包括女人在内。正因他以平等待世人，所以他以平等待妇女。
综观太炎一生，既无绯闻，也未尝纳妾或私藏情妇，在清末民初的士大夫群中，尤其是名流之间，是不多见的。康有为口口声声道妇女之苦，而二度纳妾。还有一些自命前进的革命导师，也不讳言大搞男女关系。章太炎却能身体力行，坚持一夫一妻，尊重女权。
章士钊在《柳文指要》卷十一中有谓：
太炎幼有瘫疾，家人不为娶妻，遂私婢而得，曾致吴君遂函有云：“无妃匹之累，而犹有弱女三数。”
太炎所私之婢姓王，“弱女三数”即王氏所出的三个女儿———章爻爻、章叕、章。这是章氏第一次婚姻，虽无正式的迎娶仪式，但他是把婢女当自己妻子看待的，他既没有另外娶妻，也没有纳妾。光绪壬寅（1902），王氏去世，太炎把长女和幺女接到日本同住，次女因过寄伯兄未往。
王氏死后八九年，太炎才有意再娶。当时民国刚刚成立，他已四十二三岁，名气很大，自然成为极受注目的独身男士。民国元年的七月里，当他到武昌会晤黎元洪时，就有章太炎招亲的谣传，并在报端登出章氏征婚的四大条件：（一）限湖北籍女子，（二）文理清通，（三）大家闺秀，（四）不染学校自由平等恶习，且具顺从丈夫美德者。
征婚条件显非太炎自拟，而系好事者想其当然耳的说法。章太炎到武昌，是找黎副总统谈政治的，不是来征婚的。况且他在武昌时，正受到张振武案的莫名牵连，哪有闲情逸致谈情说爱？一年以后，太炎更以实际行动证明谣传不实：（一）他娶了浙江籍的汤国梨为妻。（二）汤女虽原是世家闺秀，但家世已没落，她是茶叶店会计的女儿，九岁丧父，家境并不富裕。（三）她不仅文理清通，以第一名毕业女校，而且能诗善文。（四）她由新式学校（务本女学）出身，绝非甘受不平等待遇的女子。由此可见，假如章太炎心目中真有什么征婚条件，他的条件是新式的，而不是传统式的。
章、汤联姻虽有人撮合：张默君的爸爸张通典（伯纯）做的媒，但也可说是志同道合。汤国梨早在少女时代，即风闻本乡章太炎的革命事迹，尤其是苏报案风潮，“遍传于浙江内地”（陶成章语），她因而决定进新式学校。在务本女学就读期间，她曾参加收回苏杭甬铁路路权运动，发起“妇女保路会”。毕业后，她任吴兴女校教师、舍监、校长凡四年。辛亥年，她重返上海与老同学筹备办学校。武昌起义后，她又与同学张默君、谈社英等组织“女子北伐队”。北伐虽然未能举行，她们却已募捐了许多钱，这笔款子后来用做上海《神州日报》的经费，汤国梨曾任该报编辑。她嫁给章太炎，主要就是倾慕他的革命勇气和渊博的学问。她在胡觉民笔录的回忆录中说：
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比我长十三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章太炎与汤国梨情投意合，然而在婚前似乎没有谈过什么恋爱，但婚后不到几个月，太炎就北上从事政治活动，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归期渺茫，两地相思，助长爱苗。新婚的汤国梨曾填了一阕《菩萨蛮》，以寄相思：
蓬窗悄倚愁如织，绿杨万树无情碧。只解舞东风，何曾系玉骢？夜深还独坐，辗转愁无奈，别绪满河梁，月圆人断肠！
又填《误佳期》一阕：
雨过苔痕如雪，风定茶烟低袅。日长人静奈无聊，总比黄昏好。独自依朱阑，对影怜残照。悄寒又到旧罗衣，欲恨秋来早。
太炎在回信中说：“所撰小词一首，辞旨悲凉，羁人为之凄绝。”章大师遥念新婚娇妻，亦不免儿女情长，“眷念既深，夜不成寐，得君片字，珍于拱璧”。又谓：“告归无日，如君思我，我亦思君，有怀不遂，如何如何！”“思君不见，发为之白！”而当满月之夜，独坐庭院，更觉“悲从中来”！
章太炎不堪相思之苦，屡央汤国梨北来相会，“纵令死别，犹愈生离也”。但汤国梨表现了高度的独立性，她深知若举家北上，正合袁世凯久留太炎之意，祛软禁之实。她在家书叙言中说：
袁氏为谋久羁先生，乃诱胁其接眷入京。……盖促余北上者，欲以此息先生南归之念，以掩其幽禁之名耳！
所以她坚决不往，即太炎嘱意北来，亦不为所动。在营救太炎出险期间，汤国梨也表现了她的独立主张。在余杭的章氏家族，惧太炎得罪袁氏，不仅不与援手，反而“将他开除出族”，以免牵连，汤夫人乃自谋生计，独力营救，甚至于民国四年（1915）之春致函徐世昌，“转达大总统，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不到一年，民国五年（1916）元月，她再上书徐世昌：
窃思外子罪非暴乱，迹无嫌疑，徒以书生数奇，致使文字作祟。然入京年余，深居忏悔，既已寒蝉久噤，当可稍赎前愆。彼附乱行为，且容自首，岂书生空论，转在不赦耶？况外子爱国有心，出言无忌，戆直易愚，为人受过，奸猾利用，昔所不免。今则大总统推诚布公，猜嫌尽泯，朝无阙遗，野无反侧，欲言无事，播弄无人，外子虽愚，必不致再蹈覆辙，此氏可以身命为证者也。……抑更有进者，去岁一二腐儒，谬倡复辟邪说，举国惊骇，咸请投诸四夷，大总统犹悯其腐儒无知，曲予矜全，赐令回籍。今外子之罪，不过无心触讳，观过知仁，初非丧心病狂者比，岂转不得生入玉门邪？氏虽愚蠢，固知大总统必有以宥之也。……代为转呈大总统，乞赐外子早日南旋。
此书手稿尚存，出于汤国梨自拟，应无可疑。章太炎当然不屑哀求开恩，不仅乞怜可卑，而且绝无实效。他在家书中说：“知上书乞归已成事实，此事前早知其无效，已驰书力阻，今竟行之，何益于事？徒令当事疑我耳！”但由此事可知，汤夫人思夫心切，自做断然措施。至少她是有主见的新女性，而非三从四顺的旧女性。
民国五年（1916）6月袁氏遽逝，章汤遂得重新团聚，太炎南旋，成为抗袁英雄，大受欢迎。夫妇两人返乡扫墓探亲，重做蜜月之旅，不久就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他们第一个儿子章导。
但重聚不久，太炎又有南洋之行，长达半年。汤国梨空闺独守，忍不住抱怨了，写了《寄外子南洋》一诗：
问君何所为，飘然走远方，
若为百世名，斐然有文章，
若为千金利，妻子安糟糠，
南方瘴疠地，奚乐滞行藏？
出嫁为君妇，辗转怯空房，
阳春骄白日，枉自惜流光，
朱颜艳明镜，顾影只自伤，
独坐不成欢，一日如岁长。
这首诗很可能促使章太炎提早回家，但回家几个月后，张勋复辟，身不由己随孙中山自上海乘舰赴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因为临行秘密，离沪前都不能通知家眷。就这样，章太炎南下护法去了。这一去，去了一年零三个月，跑了一万四千多里的路，“中间山水狞恶者，几三千里，学殖浸落”（《自定年谱》），当然护法也无所成，认为“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
章太炎回家后，长住上海，晚年始移居苏州讲学。他虽然一直关心政治，但不再长期离家去搞政治活动，汤国梨也不再有“悬知一片征帆里，多少离魂在梦中”的怨恨了。
汤国梨受过新式教育，不仅人格独立，而且是一个女权活动家。她趁五四风潮，在上海与一群主张女权者组织女子参政会。经过八次筹备会议之后，于1922年的10月29日，女权同盟会正式宣布成立了。到会者有四百多人，包括美国女权会代表柏小姐。大会选举汤国梨为临时主席。汤主席在演说中宣布“国家、社会、家庭方面，女子俱有与男子同等参与之必要”。章太炎也参加了此一盛会，也讲了话，认为“女权绝不能与政治分离”：
辛亥革命，女子尽力及牺牲者俱不少。……盖民国虽已十载，而真正民国尚未成立也，欲争女权尚须为第二次之努力与奋斗！
章太炎以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名。其实，他所反对的是西化，忧虑的是国性的丧失。他提倡国学就是为了维护国性，无非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抱负。可惜一般人不太能了解他的苦心，认为他提倡国学就是顽固保守，殊不知他对国故传统也是采批评态度的。章太炎并不反对自由与平等、解放与开明等价值，至少他是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产儿———女权。
提倡女权、关心妇女的痛苦，固非章太炎一生活动的重点，一个人的精力与时间毕竟有限。但他支持女权的态度与立场是很明确的，是有言证可稽的。
太炎晚年所撰《谢君马夫人六十寿序》一文，最能展现他的男女平等观。首先他赞赏马夫人因男女不平等而参与革命：“初夫人以俗贵男贱女，妇姑间又往往多诟谇，思有以革之，而与谢君游学日本。时中国多事，士人争扼腕欲覆满洲政府，始集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谢君与夫人皆与盟。”民国成立之后，谢氏夫妇之间固然“俱无等差”，但“国中男女”终未能因共和而获致平等。就男女平等一事而论，太炎认为太古原是平等：“古者称夫妇曰伉俪，又曰妻者，齐也。是阴有其意，而不尽施于法制。”但是，“文化愈进，男女之阶愈以不齐”：
昔骊山女佐周为元勋，高流洗夫人亦以兵佐梁陈有功，此皆僻在羌蛮，故女子得为其雄长。及华夏则无是。母后有听政者，而举世以为昏制也。古者君主之世，有命夫命妇。唐以来，妇人之封，与其夫散阶相应。今者散阶既废，夫虽仕宦至国相，其室人犹与贩妇均也。名义且吝之，何事于实。或虽许女子入官，然得仕者亦希。
民国成立以后，虽然在法律上男女平等，但有名无实。太炎认为许多不平等事，“固非法制所能均也”，因而觉得女子本身应以才智争取平等，以转移整个社会对女子的态度，以达到充分的平等：“法制者，徒文具耳。其必有谢马扶义之事，而又资以郝五之学，然后权位宠禄不足言，智虑又不足以俛仰之，坦然相处，左右平平以相率从，斯齐之至已。”
这篇寿序似是应酬之作，但其中主要论点都是他平生的信念。男女平等之说，可与《齐物论释》的哲学思想相呼应；文化愈进，男女之阶愈不齐之说，可与他的《俱分进化论》相呼应；他要求女子主动争取平权，一如他在辛亥前革命时代中，要求革命党人以“革命道德”来赢取胜利。
章太炎为女子作了不少文字，他所标榜的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型，而是不尚名利、为公益而献身的妇女。他在评论男女时没有双重标准，他敬重秋瑾一如敬重徐锡麟。他在《金母裘太夫人八十寿序》中，开门见山地说：“余以为仁义之涂，丈夫妇人所同由。”他注意女子教育，自然不同意“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他娶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也重视三个女儿的教育。如在给儿信中说：
知近日颇喜读书，吾心为慰。……终须竭力务学，以为后图，汝姐之死，固由穷困，假令稍有学业，侧身做教习，夫可自谋生计，何至抑郁而死也。此事须常识之。
章太炎晚年亟力奔走抗日，汤国梨夫唱妇随，与友人义演筹款，在上海设立“第十九伤兵医院”，替负伤的战士尽义务，并积极支持与声援爱国学生。民国二十三年（1934），章氏一家搬到苏州，太炎欲效顾炎武以讲学振奋士气，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汤国梨担任教务长，后又担任“章氏国学讲习会预课班”的总务长，总揽庶务、杂务，正是“大师讲学称贤助，淑德扬风仰久长”（蒋吟秋诗句）。章太炎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夏天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能继续办到1937年秋天，日寇入侵苏州为止，并不是偶然的，因有汤国梨任讲学会的董事长。
太炎去世时，汤国梨五十四岁。她又活了四十四年，于1980年7月逝世，享寿九十八岁。从五十四岁到九十八岁，汤国梨寡居苏州。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地变天荒”的历史变迁，但她在完成章太炎的心愿上以及维护名节上，都尽了很大的心力。
首先，太炎入殓前，照浙江人“结爻”的风俗，但汤国梨坚持用五色绸子打结，以象征民国的第一面国旗———五色旗。当时政府已改用青天白日旗，太炎的朋友与学生恐触时忌，不表赞成，但汤国梨说：
五色旗孙中山先生也赞成过，为什么不可用？太炎先生一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青天白日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此据章导回忆）
说此话时，她当然十分明白太炎晚年的心境。其实，章氏心境早见之于民国十七年（1928）6月5日致李根源函：“闻黎氏（元洪）子侄尚以饬终之典求之新朝，实太无耻。前数日，黄赓之子自日本来，亦以其父未予国葬为恨。吾以尊公功在民国，今求何国予葬耶？因厉声责之，彼始感悟，举世滔滔，乃至为子者，亦不知其父所处地位，可叹也！”汤夫人显然是深知其夫所处的地位。
太炎死时的遗言很简单：万一日本侵占中国，章氏子孙不许出任公职，没有提到葬事。但早在民初为袁氏幽禁时，自以为必死，曾立一遗言：“今日暮绝气，而宅兆未有所定，其为求文成旧茔墓地，足以容一棺者，他焉安处。”（手迹影本）文成者，乃是明朝的刘伯温（基）。他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又特函杜致远说：
闻君著籍青田，故诚意伯刘公则乡之令望，而中国之元勋也。平生慕之久矣，虽才非先哲，而事业志行，仿佛二三，见贤思齐，亦我素志。人寿几何，墓木将栱，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
（曾载《大中华》，二卷九期，民五9月20日）
是故，章太炎一死，汤国梨就冒暑到杭州去找墓地，并有诗记之：“南屏山下旧祠堂，郁郁佳城草木香；异代萧条同此志，相逢应共说兴亡。”但因中日战争爆发，只好暂厝苏州自宅院中。抗战期间，日本天皇居然要给太炎国葬，为汤国梨拒绝，维护了名节。抗战胜利后，国难仍殷，营葬维艰，直到1955年4月才移灵杭州，埋葬于南屏山自购地。文化大革命时期，墓地遭到破坏，幸棺椁入地较深，犹得于1981年重建，终于完成与刘伯温墓地相邻的心愿。
汤国梨对章太炎身后最有功者，也许是长期保存了章氏的手稿与书籍。此事在盛世已经不易，何况在乱世，几无可能。经过八年抗战与十年文革两浩劫，一般人家的文物与书籍几乎荡然无存，而汤夫人独能保存极大部分，并在她去世前安排好《章太炎全集》的出版事宜。
章太炎死后由汤国梨保存与整理遗稿，汤国梨死后由章念驰保存与整理遗稿。念驰是太炎与国梨的孙子，从事历史研究，他所编写的《汤国梨传》与《汤国梨诗集》即将出版。章、汤姻缘可说有一美好的完结篇。
（选自《章太炎散论》/汪荣祖 著/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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