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　木

　　罗翼群（1889-1967），曾经的国民党元老，1949年被国民党以“背党叛国”的罪名永远开除党籍，1957年又成为广东“最著名的右派”。叶恭绰（1881-1968），一代才子，半生为文，半生为官，“文革”中成为“封建余孽”、“袁世凯和蒋介石的干将”，1980年得偿夙愿安葬中山陵之侧……

　　常去图书馆翻阅新书，近来发现了一个好现象———作者赠书多了起来。于是，一些印数非常有限、在书店很难见到的“稀缺书籍”，逐渐在图书馆“现身”了。笔者最近阅读的，则是吴开斌所著《另类人生二十年》（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捐赠本，浙江图书馆收藏）。

　　罗翼群：当年广东“最著名的右派”

　　吴开斌是武汉大学中文系1954级的学生，后来成为武汉大学数百名“右派分子”之一。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吴先后在湖北和广东劳改，与之一同沦落天涯的，据其回忆，更有教授唐炳亮（广东中山人）、“大右派”曾昭抡以及燕树棠、韩德培、程千帆等先生。吴开斌还语及一些名流，比如广东的罗翼群先生。

　　最近还读了《叶启芳传———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传主叶启芳先生是著名的基督教教徒、报人、翻译家、政府官员、教授、图书馆馆长。当然，他也曾是广东著名的“右派分子”。与叶启芳“同案”的“反党小集团”成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先生曾在1957年有诗曰：“书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这首诗，“反右”前陶铸曾推许之，此后不说也罢。袁伟时先生以为：当年董先生犯了两个让他后半生受尽折磨的错误：一是“不知道政治家的脸孔会变，而且不能不变”；二是“盯住交情，忘了根本在体制……”

　　《叶启芳传》也提及罗翼群（“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是广东兴宁人，当年广东“最著名的右派”，早年拥有一段辉煌的革命历史：加入同盟会，服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先后追随邓仲元、廖仲恺、朱执信从事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广州光复后，曾任都督府参军等职。1917年广州军政府成立后，又任少将参军、广州宪兵司令及北伐军代理参谋长等职。1923年，孙中山复任大元帅，罗翼群为大本营兵站总监，主持北伐军粮饷供应，继任省长公署总参议，是廖仲恺的得力助手。当年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也是由廖仲恺派罗翼群赴香港，与中共方面的苏兆征合作策动的。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罗负责调拨经费事宜，及至东征兵兴又任东征军总参议，曾与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密切合作。1949年因倡言和谈，被国民党永远开除党籍，并以“背党叛国”的罪名受到“第一名”的通缉。

　　广州解放前夕，罗翼群在香港宣布与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震动全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在身的名流，竟也沦为“右派分子”。吴开斌书中提及罗在当年无休止的批斗中悲愤地说：“如果我不主张社会主义，我就不回来了。”罗翼群恐怕根本没有意识到：天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落实到地面，竟会是这样。

　　记得当年还有一册《罗翼群碰壁记》，是“反右”时期众多以丑诋为能事的漫画小册子之一（河南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编绘，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然而让人不解的是，此书为什么不是广东所产，而是千山万水之外的河南所出。如今思来，则恐怕是罗氏当年所以祸罪，端因“为农民说话”———“人民公社”的诞生地河南，应该是“责无旁贷”批判罗的先锋矣。

　　“为农民说话”，早于罗氏，有梁漱溟先生一席“九天九地”之说，其后更有庐山会议写了“万言书”的彭德怀元帅；在广东，罗翼群可谓翘楚。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统购统销”等形势之下，只因罗翼群说了一句“农民太苦”，有关方面就用汽车把他拉到广东各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大辩论”。笔者从当年的《人民日报》看到古大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广东农业的大发展史无先例》，古大存说：“广东省的右派分子，竭力诬蔑我们在农村工作中的成绩，散播‘广东的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广东农民的生活接近饿死的边缘等谬论。右派分子罗翼群，最近几天还下乡奔走，寻找所谓‘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到处造谣煽动，专找地主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谈话，不敢和工农劳动人民见面。”结果呢？“罗翼群到了他的家乡兴宁县，就引起了五万群众的愤怒，集会游行群起声讨，列举解放后生活改善的无数事例，驳斥他的无耻谰言，结果他只好抱头鼠窜，躲藏起来，要求护送回省”。然而，发言者古大存，不久之后竟沉冤不起。（1957年末发生了所谓反对“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事件，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了对冯白驹、古大存错误的处理决议。当时毛泽东认为，所谓“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事见《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作者系广东省原副省长杨立，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在广东，“大跃进”兴起时，应该说还是比较低调的，但是，体制所决定，随着全国“浮夸风”的推波助澜，即使是务实的陶铸，头脑也不免热了起来，如他曾号召农民放开肚皮吃3顿干饭等。不久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身体浮肿，陶铸很内疚，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上，他公开检讨“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也正因此，陶在北京七千人大会上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当时毛泽东说：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

　　杜导正回忆的“麻袋包”事件

　　当年古大存等批判罗翼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杜导正先生曾在《我是怎样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载《纵横》2004年第4期）一文中回忆：1956年他从中央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那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运动挨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眼见得“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滑去”，而“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是搞不搞主观主义，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盲目的。那些时候，我不是像有的同志那样头脑清醒，一直抵制。我不是那样的，没那么清醒。但我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直坚定不移地跟着干，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我还是有所独立思考，有所抵制的，但没抵制住，也不可以抵制住”，“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叫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袋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袋包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罗翼群先生那么咒骂共产党是很错误的，但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左的、很错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我感到内疚”。杜导正的这段回忆，可以看作是对古大存发言内容的一个注解。

　　原来，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之后，陶铸开始在广东部署对“右派”的围剿战役。此时，罗翼群仍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兴冲冲地跑到兴宁、平远、蕉岭视察，观察农村的现状，而一路的所见所闻，更使他确信执政党犯了错误，即政府“只顾国计，不顾民生”，使“一小部分人接近饿死边缘”，他以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在兴宁县龙田中学，他和初中生交谈，对学生们毕业后想当干部的想法提出了质疑。他以为：在政府精简机构的形势下，很多中学生可能没有机会读高中，而是回乡参加劳动了。学生们以为“回乡生产太苦”，他现身说法：“我也是穷家子弟出身，自小天未亮和母亲拾狗屎、猪屎，过过就会惯的。”没想到，这番谈话被记者抓住了，被冠以“煽动学生，企图制造暴乱事件”的罪名，在报纸上大肆渲染和歪曲。

　　不久，广州召开了批判罗翼群的大会，报上的批判文章时常或明或暗认为他与国民党政权、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地主、恶霸有关，以致他到了黄陂乡，就会有人造谣：“国民党在汕头登陆了”、“国民党飞机把广州炸烂了”；他到了兴宁，则会发生所谓台湾飞机在兴宁投放粮食、布匹和传单的怪事；他到了笃陂乡，笃陂乡中学居然会出现“打倒共匪！”“农民已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等标语……

　　显然，罗翼群已身败名裂，成了广东头号“右派分子”了。

　　《另类人生二十年》作者吴开斌回忆说：“反右”若干年之后，民革中央派朱学范、朱蕴山两位南下，劝说罗翼群争取“摘帽”，但罗不置可否。其时，广东正组织民主人士赴海南岛参观访问，只要参加者借机写诗歌颂，有关方面就能为之“摘帽”。然而罗翼群竟又不识相，坚决不去。

　　名士叶恭绰

　　吴开斌又回忆起另一位“名流”———其时也是“右派分子”的叶恭绰先生。

　　应该说，叶恭绰先生比罗翼群更出名，他的的确确是政界名流、社会名流、文化名流。

　　叶恭绰，字裕甫，又字誉虎，广东番禺人。广东叶氏是一大望族，叶恭绰祖父叶衍兰以金石、书画和文艺名世，其父叶仲鸾也以诗文、书法著称。叶恭绰家学渊源，少即聪颖，据说7岁能诗文，18岁时应童子试，以《铁路赋》获第一名，为清廪贡生。他专擅倚声，是晚清词坛耆宿文廷式的弟子，夏敬观《忍古楼词话》称其“年十六七即能词，萍乡文芸阁学士廷式极叹赏之”。

　　叶恭绰出身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清末历任湖北农业学堂、方言学堂、西路高等小学堂、两湖师范学堂教习，邮传部路政司主事（主持京汉铁路事宜）、员外郎、郎中、芦汉铁路督办等；民国后历任路政司司长、交通部部长等职，并兼掌交通银行、交通大学；1949年后，叶恭绰任中国画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叶恭绰于学术、考古、诗词、书画无不精湛，更以收藏著称于世，如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等，都曾是他的收藏。他还编著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广箧中词》、《广东丛书》、《遐庵词》《遐庵汇稿》等，曾发起的组织有中国营造学社、国学馆、《词学季刊》、上海博物馆、中国文化协进会、中国佛教协会……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不凡的出身、经历、才气，叶恭绰与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有过几次雅集及书信交往。

　　先说书信。毛泽东于1952年5月25日致叶恭绰信曰：

　　誉虎先生：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笔者注：即叶与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四人）来信，说明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大概不久叶恭绰又去信，并将其编辑出版的《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寄给毛泽东，其信云：

　　主席钧鉴：

　　恭绰年来渥承光被，稍获新知，然结习未忘曩时所业，有可供参考者仍随宜掇拾，冀附轻尘之助，兹印成《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一种方始出版。谨上呈一部，期承乙览之荣，并赐训诲。

　　附致

　　崇礼

　　叶恭绰敬上

　　八月五日

　　信中所谓“曩时所业”，正是叶恭绰喜爱和擅长的诗艺。毛泽东收到叶恭绰的信和赠书后，十分高兴，回函云：

　　誉虎先生：

　　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

　　《清代学者象传》，原刊于1928年。原来叶恭绰的祖父叶衍兰平生喜欢收集清代学者像，最后历时30余年，摹写了清代学者共171人像（其中部分为黄小泉所摹绘），至1928年，叶恭绰将这些清代学者像交商务印书馆用珂罗版影印出版，即《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分一函四册装（第一册为谭延闿题写书名，第二册为蔡元培题写书名，第三册为于右任题写书名，第四册为罗振玉题写书名），可谓弥足珍贵。此后，叶恭绰又于1953年续编了《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收入摹写的清代学者200人像。这样，《清代学者象传》的两集共收入371人图像，大凡较知名的清代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像都能在书中找到，被学界誉为研究清代文化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叶恭绰赠送给毛泽东《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之后，深为毛泽东所喜，于是又在信中向叶恭绰借阅第一集，当时尽管第一集已很难找到，叶恭绰还是把自己珍藏的一套送给了毛泽东，并在去信中说：

　　主席钧鉴：

　　奉示敬悉。《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舍间存书已悉毁于变乱。兹另觅得一部奉请存阅，不必交还矣。

　　馀致

　　崇礼

　　叶恭绰谨上

　　廿一日

　　毛泽东收到信和书后，十分高兴，据说后来他经常翻阅，并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反复咏读。如今中南海毛泽东的藏书中，仍可看到这套书，首页还钤盖有毛泽东的藏书印———“毛氏藏书”。

　　受邀参加毛泽东生日宴

　　再来说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两次生日宴请。

　　1959年，毛泽东过66岁生日，由于有粮荒饿死人的消息，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从清早起来便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坐在沙发上不断抽烟。突然，他决定还是要有一个生日庆祝的形式，他对卫士封耀松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光、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这一天，没有亲人，只有这么几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吃了一回生日饭，当时他还立了一个规矩：自己要与全国人民一起定量吃饭，并宣称要实行“三不主义”：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于是这一天生日饭的主食是红豆米饭，只是特意在菜里多放了一些油而已。席间空气沉闷，毛泽东把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菜又放下了，他扫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由地说：“现在全国遭灾，有的地方死人呀，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正确的情况搞不到。”

　　当晚，毛泽东给林克和高智等人写信，嘱咐他们去河南信阳调查，是因为信阳发生了惨绝人寰、哀鸿遍野的饥荒么？不得而知。毛泽东在信的附言中说：“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林克《毛泽东的人间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63年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毛泽东是反对祝寿的，这次也一样，他说：“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习惯要改。”还说：“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时间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啊！”（林克《毛泽东的人间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于是，七十大寿的庆祝也只是规模很小的家宴，毛泽东仅请两桌客人，除自己的亲属之外，邀请了三位湖南老乡和亲戚———程潜、章士钊、王季范，另有一位叶恭绰。

　　叶恭绰此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已停止了全国政协常委和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职务，直到1959年“摘帽”。让人产生兴趣的是：叶在这次家宴上会有什么话要说呢？或者毛泽东会对他说些什么话呢？这些，我们全都不知道。只知那天席间，叶恭绰为毛泽东七十诞辰撰写了一首长诗，从领袖的文治武功到畅游长江，当然是出口成章的。据吴开斌回忆，这一首长诗，罗翼群阅后，称“乃圣乃贤，乃文乃武”。据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叶恭绰其人，“最大的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

　　逾三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叶恭绰受到冲击和迫害，至1968年8月6日病逝，终年87岁。1979年，有关方面改正了1958年将他划为“右派”的错误。1980年3月，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给予平反。最后，遵照他的遗嘱，骨灰安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的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在孙中山奉安中山陵之前由叶氏捐款修建的，为了表示他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遇之情）。

　　由罗翼群先生和叶恭绰先生，又提及了其他许多人和事，仿佛共和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通过这朵浪花，大概可以感知历史岁月的斑驳和严酷。当年鲁迅说到历史记忆和历史写作体裁的“笔记”，认为它“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这浪花或碎影，如烟或并不如烟，正离我们远去。

　　（选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