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我解放那一年”】
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忐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作者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1948年12月4日）……
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复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清新
百余名将官被押往哈尔滨同时，针对校尉军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笔浩大地进行着。后来，一个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异常清新、无比动人的遣返印象、“解放”印象。
当时，郭衣洞在沈阳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受训；与此同时，他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这是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11月1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城这一天，他跑到北大营，“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惊慌之余，他又返回了沈阳城内，却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挺进到距离他的住处仅仅两条街的炮子坟，而沈阳主要报纸《新报》的头条，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沈阳城外，共匪不多”。当天傍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挤在—个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他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感觉：“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然后，他目睹了解放的清新和欢欣。他说，“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还有些女孩子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他说，“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还在后头呢！将官们安置的迎宾旅馆，是“招待二所”；几千名校尉军官，则大多集中在大西门附近的几个旅店里。在十几天的甄别、审查后，他们大多获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夹杂在这股如释重负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说，“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谈道，“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乡生产”……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沈阳火车站。进入站台后，郭衣洞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废墟”。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他为此感慨万千，“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如果说，旧国民党官兵的规矩、秩序，已经让郭衣洞产生了沧海桑田、人间演替的感觉，那么，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军士兵的质朴、热情、军纪严明，则让他彻底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因为铁路被毁坏，他们只能坐火车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马车南下山海关的路上，“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那些质朴的战士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
又何止于此？“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对此，郭衣洞再三赞叹：“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么？！”
就这样，几千名国民党校尉军官大多化剑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今天，一个叫张树清的老人还保存着自己的“解放证”：“兹有国民党军第53军389团2营1连张树清，系吉林省怀德县范家屯区人，于沈阳战斗中解放。经本军释放回家生产，望我沿途政权予以放行，并给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忆说，前往北平前夕，“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个“路条”、“通行证”，就是张树清所说的“解放证”。
几十年以后，生活在台湾的郭衣洞，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笔名———那就是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名扬海内的作家柏杨。
苍茫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80个的时候，他数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么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大个子，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据说，二十多年以后，面对已成为他部下的黄达宣，徐惠滋说起了这段往事；而当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表示“军长，你别说了”的时候，徐惠滋表示，“老连长，这是历史呀”（张正隆，《雪白血红》）……
对自己的“解放”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沈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2营6连的中士班长。他后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而当募兵的指挥员嫌他身材太矮、仅仅“一米六零出点头”时，他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就这样，他被分到了2纵5师13团的一个班。
下部队那天，“班长乐坏了”。班长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我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班长还说，学习组长，“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而当他问班长“甚么叫‘讨论”时，班长得意地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张天铸后来谈到：“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么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后来回忆说，“相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在这个背景下，与入城仪式、秧歌队、朱毛画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化剑为犁、拓荒屯垦，成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响的音符之一了：这一年3月，在伤残军官郝光浓的带领下，28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9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14，000名“解放官兵”创办了七个农场。后来，有人以“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谈起六十年前，85岁的刘大安老人和79岁的胡兴旺老人，依旧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我解放那一年。”
【天津：三尺戏台演沧桑】
1949年，天津的艺人们翻身做主。命运转折的时刻从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这一天，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在河南陈官庄，解放军已把杜聿明集团的残部彻底包围。正值农历的腊月初三，风雪交加，被困的国民党军靠野菜和树皮充饥，甚至连骡马的皮肉都吃光了。广播里，蒋介石的《元旦公告》宣称，“建设起一个完整无比的三民主义的富强康乐的新国家”。而毛泽东的新年献辞却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甚至用了一个洋比喻，不做伊索寓言里的“农夫和蛇”。
也是在这一天，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就算是最不谙时事的人也明白，天就要变了。城内和城外的人连对天气的感受都是两番冰火。在“时调”艺人王毓宝回忆里，这一天“冷得异常”，茶馆和“撂地”的场子，都是清灰冷灶。而在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的日记里，天津城外却是“春意盎然”，军内一派热血沸腾。
围城半月
那一年，事事都让守城者头疼。
平津守将傅作义已经瞒着蒋介石和中共暗通款曲，但谈判桌上的筹码正在不断减少。到了1949年1月5日，解放军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退路已完全断绝”，向解放军投降，将“一律宽大处理”，明摆着让缴枪了。
军事明显不济，经济更是一团糟。天津这个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已经成为一座孤岛，只有海运可通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由于封锁，城市的生产已经停顿，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市面上物价飞涨，食品价格比1937年上涨了730倍。到了1949年，物价更是一天数涨。早上，玉米面每斤6万8，十点钟，7万，中午7万2。三天之后，则涨至9万。
报纸倒是不添乱，就是消息不那么确实。《大公报》天津版说，近郊情势趋紧，政府仍在做和平的努力，什么政府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准备请美苏各国调停、促成和谈云云。《中央日报》干脆报道：“津西战况空前惨烈，国军再获辉煌胜利……”，“天津城防，固若金汤”。
惟一让守城者放心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娱乐精神，和贫民百姓苦中作乐的韧劲。
这个城市开埠以来就是水路码头，南来北往、龙蛇混杂，南腔北调都可以在这里安身。“撂地”的艺人们用草灰画个圈就是舞台。能有一顿饱的人们，不顾下一顿饭，也要拿着闲钱来听听相声，唱唱大鼓。
到了1948年，国民党成立保安旅，几乎满20岁的男子一律拉去“轮训”。城里实行宵禁、戒严，看曲艺的男人们基本上绝了，但这点娱乐精神还是照样保存着。
娱乐场所都停业了，大腕们纷纷搬到街头“撂地”表演，台上台下都饿着肚子，但该叫好时，台下的不会因想着家里米面没着落而少喊一声，该抖包袱时，台上的也不会因收入无几而少了观众的一个笑料。报纸上说，他们“在零度以下的寒风里，依然竭尽嬉笑怒骂的能事”。
当兵的管打仗，老百姓管说唱，这就是天津。
但对守城者来说，日子却不能像老百姓那么傻乐呵。林彪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攻击的时间定在1月14日上午的10点，东北野战军最精锐的部队都在攻击部队之列。
当天是农历腊月十六，星期五。清晨，天津浓雾弥漫，惨淡一片。上午9点30分，解放军对天津的总攻就提前开始了。对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线，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军委打的保票是，“战斗开始后，至多30个小时可全部解决”。15日下午15时，国民党军13万守军全部被歼，警备司令官陈长捷被俘，整个战斗用了29个小时。
天津解放了，解放军进了城。第一项措施就是取消了宵禁，曲艺照旧。不过节目结束后，多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全体艺人上台扭秧歌。
文艺接管
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随着部队也一起进了城。入城之初，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棘手的事情。
入城后，天津军管会转发了一份文件，通知部队进城后不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是曹火星在1943年创作的，已经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而此时，天津城内硝烟未尽，军管会担心，破城不久，新解放区里群众们觉悟不高，唱这个歌，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如何接管天津这个此前没有群众基础的大都市，共产党经验不多，一切唯有谨慎从事。原来，此前有民主人士反映歌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不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中国了。然而，不唱这首歌，军内干部们又觉得，与群众关系不好处。
过了几天，有接管干部提议：“干脆在歌词里的‘中国两字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不就行了吗？”于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自此定名，才又传唱开了。
比唱新歌更为棘手的是唱旧词的艺人们的问题。起初，解放军进城，给那些丧失了工作能力，最底层的老艺人们发粮食、发棉衣，还设法照顾他们的生活。但很快就有人指出问题：“看到艺人没有饭吃，想法使他们吃饭，这是应该的，因而获得艺人的拥护。但是忘记叫他们做什么，变成了单纯的为艺人服务，忽视了使他们转变为工农兵服务的各种具体实践。这个糊涂思想在领导上延续了很久……”
意识到这一点，艺人的全面改造问题也就不容延误了。根据当时文艺接管的精神，要改造艺人，关键还在于团结和教育他们，通过道德“洗澡”和政治“洗礼”完成艺人们的改造工作。
所谓道德“洗澡”，首先是发动艺人诉苦，控诉旧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并在自愿前提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有效地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艺人们愿意通过“回忆”、“诉苦”、“反省”、“思想鉴定”等方式来袒露和清除自身的“污垢”，以此表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决心。
至于政治“洗礼”，主要是利用艺人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后获得的翻身感来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特别是鼓励那种渴望洗刷耻辱、重新做人的念头，引导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时随地投入到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中去。
不少名艺人通过“洗澡”和“洗礼”，意识到参加演出，已不再是简单的养家糊口，而是投身革命事业。他们主动提出，为了革命降低薪金。
然而，没过几天，在遭遇了一系列现实碰壁后，艺人们的情绪开始低落。
改戏
当时，陈荒煤担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负责文艺系统的接收。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城市是个抽象的词，秧歌真的适合大城市吗？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是乡巴佬，一身土气不适合大城市。”
起初，军管会规定，各演出剧场和单位，每天要把演出的节目报军管会文艺处。这一规定是根据毛泽东1948年对戏曲改革的指示做出的，他把中国传统戏曲大体分为有益的、无害的和有害的三类来加以处理和改革。
当时，被公开认为有益、放心的传统戏不多，只有《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和《闯王进京》这几出。那些迷信的、色情的，小尼姑思凡、摩登伽女之类的肯定属于有害糟粕戏。而其余的，多数属于立场模糊、难以把握的戏。
有争议的戏，自然暂时不能演。而当红艺人们回头看自己能演的戏，竟然寥寥无几。比如《四郎探母》，有人说是爱国戏，也有人说是汉奸戏，见仁见智，文艺接管干部和艺人之间，时常争议。
于是，最终的结果是，只有放心的那三部传统戏可以公开演，而私下里，各种戏还是偷着唱。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刘少奇那里。刘说，像《四郎探母》这样有争议的戏，可以一边演，一边批评。但不要禁了，禁演了，人们以后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汉奸戏”了。
对取缔舞厅这件事，刘少奇当时的意见也是不要去解散、禁止。可以考虑逐渐让舞女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经营，摆脱老板的剥削、克服舞厅的一些不良现象。
1949年5月27日，天津戏剧界举行接管座谈会。在会上老生演员李和曾主动反省，旧戏是封建社会产生出来的，新社会老百姓是前进的，他们不要看旧的一套了。
“前一阵，我在山东登台时，演《花田八错》、《马义救主》，当时正在闹土地改革，老百姓马上就提了意见，说是为地主服务。我当时还想不通，心说，这儿没人看，别处还有人看。但当我演《进长安》的时候，老百姓又喜欢得不行，这对我的影响很大，经过学习我认识到旧戏是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赞扬奴隶道德的。有一次，我唱《逍遥津》，台下越喊好，我心里越没谱。我已经认识到我在为汉献帝服务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心不再唱这一出了。”
另一位剧作家说，今天旧戏路子窄了，证明有毒素的已不为观众欢迎，目前应从小改到大改，再到重新创作，老伶人要培养新一代去教育人民。在天津卫唱了一辈子的老伶人们，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了。
北去南归
就在刘少奇在天津做接管工作的时候。在上海，陈毅拜访了梅兰芳，特别邀请这位伶界大王北上，参加文代会。
此时，离梅兰芳1931年南迁避祸，已经有十八个年头了。对于新政权，梅的认识不多。他只是听说，北京的梨园生意大不如前，围城刚去，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兰芳记得，抗战胜利后，他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面。当时，周恩来对梅兰芳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随后，尽管历经南北对峙，政权更迭，但在梅眼里，共产党员应该都还是像周恩来那么亲切。梅兰芳踟躇了—夜，最终决定北上。
一路上，梅唯一的感觉就是，新社会了，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但梅兰芳依旧是腕儿，在蚌埠，上万人聚集在他的旅馆门口，争睹他的风采。他是戏迷心中的领袖，难怪连毛泽东后来都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10月底，梅在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会议，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这家报纸的前身是《大公报》天津版，建国后刚刚改名。一辈子中正平和的梅当着记者的面，针对京剧改革，却说出了一番与大潮流不符的话。他说，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当时，文艺界的大潮流已然在文代会上定论，戏剧改革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文艺界倡导的是翻身做主，与一切旧思想划清界限，艺人们都沉浸在批判旧文化的共同情绪中。而在文代会期间，梅一直在登台演戏，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方针，改革派们认为梅兰芳这个讲话实质上是“在宣扬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的精神不相容”，应该展开批判，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终，这一消息显然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传递给梅兰芳。面对这一他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弹，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反省、思考。
记者张颂甲和梅的秘书许姬传都分别表示愿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但都被梅拒绝了。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那一年，梅兰芳55岁，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所有社会地位，都被他获得了。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了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重新修正了他的意见。他以变相检讨的方式说道：“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此后，他也不得不承认，以后讲任何话，还得找个党员帮忙先看看。
文代会时，唱京韵大鼓的骆玉笙在上海。她眼看着孟小冬和杜月笙南下香港，心里却不是滋味。她9岁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女人配戏，火起来的。后来，她找人把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诗词《人民解放军渡长江》，改成了京韵大鼓的调子。新词唱出来后，她的名声更火了。
另一位名旦程砚秋的际遇则稍差了些。1948年，北京围城时，程砚秋一处宅子被国民党占用着，另一处西郊的宅子却住着共产党。到了1949年春，周恩来曾主动拜访程砚秋，但未能相遇。
程是个戏剧改良派，但他的那一套跟当时的戏剧革新的大方向格格不入，他自己却一直没有觉察到。他能演的上百个剧目，很多被停演了。在当时的文艺政策面前，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得以幸免。但凝结了程砚秋一身艺术成就的《锁麟囊》，因为“宣扬阶级调和论，向地主们报恩”，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演过。
相声界倒是更新很快，马三立很快就排演了新段子《买猴儿》，这个段子由何迟编写，开创了新社会讽刺相声的先河。这么快的速度让侯宝林都羡慕不已，然而，马三立后来也正是因为这段相声吃尽了苦头，但这已是后话了。
【北平：围城中的去留抉择】
1948年11月，当平津渐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然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结局。在搜罗故宫的古董字画和国库的金银珠宝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抢救学人”计划。
负责这项计划的是傅斯年与朱家骅，具体执行人则是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计划列出了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博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学人名单，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胡适离校
对于胡适的南飞，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按照共产党的习惯，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为共产党服务，不啻为天方夜谭。尽管如此，为了最大限度的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也对胡适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彼此向以老乡相称。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的交往也相当密切，郑昕经常被胡适请到家里聊天或者打麻将。当郑昕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后，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中共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据当年的历史资料，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吴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不欢而散。
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也曾亲历过十分相似的场景。北平围城后，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地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与胡适一样，北平的知名文化人大都对未来充满了忧虑。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围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主动将南口等地的国军撤回城内，宣布倚城野战正式开始。为了便于射击，博作义还下令大举拆毁城墙外面的民居，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傅作义的军事发言人向北大、清华、燕京和师范大学的校长表示：“局面确实严重，不过不要紧，只要我们立定脚跟，就有法子来还击。”然而，国军的“乐观”未能感染北平的知识分子，各大学的教授们都在城里四处探询消息，随时准备着应对不测。
北平围城当日，胡适正在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这位在北京大学服务了三十一年的北大校长饱含深情地祝福北大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然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北平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此时，南京“抢救大陆学人”小组的特派员陈雪屏已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不肯南下，说：“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任凭陈雪屏如何劝说，胡适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陈雪屏只得于第二天飞回南京复命。得知这一情况，深知胡适不动局面就会失控的蒋介石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飞，称时间紧迫不容再做拖延。事已至此，胡适也不便再固执己见，遂决定南下。
12月15日，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三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在南苑机场登上了南下的专机。飞机起飞不久，机场上就落下了几颗炮弹，随即便发生了父母子女不能相顾的惨剧。一个育英中学的学生被飞机中途抛下，幸未丧命。而机场上有些无人认领的小汽车便被人开到城里，秘密出售了。
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
书生用命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经与王国维、闻一多、梁实秋并称“清华四才子”，从上中国公学开始，吴晗就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吴晗留校任教，在胡适“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谆谆教诲下，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20世纪40年代中期，任职于“西南联大”的吴晗思想急速转变，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
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他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
这次解放区之行，吴晗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方努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无论是左倾而还是右倾，北平的知识分子中与政治有瓜葛的毕竟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并不十分在意政权的鼎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哲学家汤用彤。
临走的时候，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然而，从此以后胡适再也没能回到北平，真正带领北大度过危难的是代理校长职务的汤用彤。
胡适一去，能够稳定北大教授们军心的就只能是临危受命的汤用彤了。这位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哲学大家赫然位列蒋介石的“抢救”名单的前几位。与胡适不同，作为哲学家的汤用彤一直潜心学术，与政治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去留将影响到北大甚至其他高校教授的选择。如果汤用彤选择南下，北大学人或许会蜂拥南去。于是，北大地下党决定全力挽留汤用彤。这时，身为弟子的汪子嵩直接找到了汤用彤。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后，汤用彤决定留下来，与北大师生共度时艰。
胡适南下后，北大没有了校长，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胡适的嘱托和教授们的信任，更让汤用彤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胡适走后不久，南京又派飞机来接汤用彤等人南下。汤用彤没有走。在他的影响下，北大的大多数教授也选择留了下来。
1949年1月31号，北京宣布和平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咫尺天涯
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
如此深厚的交往，让贺麟在留走之间左右为难。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但是，自己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又很容易成为日后算账的把柄。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就在胡适离开北平那天早上，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
去留两难的又岂是北大的教授们。
城外清华、燕京大学，城内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学者文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而对政治不甚萦怀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黎锦熙择选了留下。
梅贻琦入城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1948年12月15号，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但离开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然而，这一次的选择注定要让这些昔日的友朋远隔天涯。季羡林回忆说，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一二了。
（选自《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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