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16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百分百投入，但2012年时，我发现我做不到了，觉得特别痛苦。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现是很容易遮盖一些东西的。然而久了，别人慢慢地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在准备当中，我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当时我整宿睡不着，特别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我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决定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决定会带来什么。我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后没有我的位置了。这个行业的竞争很激烈，而我花了将近20年才走到这一步，只有我知道自己为它付出了多少。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為了它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这件事情更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我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已经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做的事情。我说我20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了这份经历。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不行吗？你停下来去报个班啊！我知道那是停不下来的，只要你还在北京，还在国内，就会有工作给你派下来，你没法说完全停下来。
后来我就去了南加州大学。我尽量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我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我要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看看手机新闻，iPad上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另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有规律。不管在学校有人认识我还是没人认识我，我都让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我都告诉自己不要焦虑。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的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不会想着要去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你离开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时间让你慢慢不那么想他了，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遗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想别的事情。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那时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我拒绝了，后来她又打了两个电话过来。你知道吗？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这个最重要的节目，你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觉得大家还很惦记你啊。于是，我回来了。
那年我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就像是久别重逢，十分开心。我发现有些东西是在血液里的，就像学会了骑自行车，可能十年不骑，但还是会骑；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很久不说它，但还是会说。就是这种感觉。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以及《朗读者》。
李金锋摘自《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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