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进步，理念先行，文化理念反映着人类对文化的认知程度和价值追求。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形成其独树一帜的文化理念，推动了文化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研究在西方开始成为显学，很快便演变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诸多学派的研究成果中流露出的文化理念关怀是我们深入解析当代大众文化价值的锁匙。如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掘大众文化理念的启示意义，需要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念视域，把握大众文化理念的多维面相。
一、大众文化理念的多维面相
（一）平等化的文化形态理念
后现代主义实则是现代主义发展的成品及超越，是现代性精神的延伸。后现代主义更表现出一种彻底的解构性思维，集中表现为反中心、反本质、反同一，倡导多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大众文化产生于社会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的现代性背景下，其高扬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成为酿制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原料。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峙，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肯定的文化”和“社会水泥”，意指大众文化是一种维护现存社会的力量，这种判断当然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阶级立场。可他们忽视了大众文化表现出的对固有文化划分标准的质疑与挑战，是反精英文化、反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表现。于兹可见，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似乎有着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归根到底乃是以世俗趣味、工具理性、个性表现为典型取向的现代性品格在新的时代平台之上的合乎逻辑的衍生物”。大众文化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达，而后现代主义对多元包容和平等民主的呐喊则为大众文化开辟新的文化空间提供了充分理据。“手持”后现代主义武器的大众文化，在反对和解构精英文化及其标准的同时，也在积极建构着新的文化形态。本雅明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大众文化看成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视域局限。从文化整体发展进程上看，大众文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关系在大众社会心态上的一种反映和诉求，力图寻求树立审视不同文化形态的平行视野，以消除精英主义式的文化偏见，实现世界范围的文化共享。大众文化的出现是对等级文化乃至等级社会关系的质疑和消解，使得“文化由等级文化形态转向了平等化的文化形态”。巴赫金就指出，“广场话语”作为一种民间话语，充满着自由精神和生命活力，成功完成了对“官方话语”的祛魅，这同马尔库塞欣赏黑人音乐语言中具有的革命性功能一样。大众文化传递出的核心理念是：文化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不同文化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角色。不可否认，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特质，也造成了大众文化对已有优秀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消解，更易引发以否定文化主体等级来否定文化价值等级的现象，继而否定先进文化对多元文化的引导意义。但对大众文化的一味批判和排斥，则容易造成对文化发展进程的封闭和阻碍。
（二）自主化的文化主体理念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关于文化与人的关系之争的关键在于：人在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中是否具有能动的主体性，是否能够对大众文化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取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化工业通过技术与商业的合谋，复制生产齐一的文化产品，单向影响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实现对大众意识的控制和操纵。而受众是消极的、被动的客体，没有主观判断、创造的能力，“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这种论断尽管有其社会批判意义，实际仍带有文化精英主义的偏见，把大众文化看作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操控，抹杀了大众文化中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伯明翰学派则对受众主观能动性的认知有不一样的看法，认为大众才是大众文化生产中的能动力量，大众可以通过解码实践对文化文本进行选择和生产，通过文本间性实现主体间性。费斯克就提出一种生产性受众观，指出大众利用文本创造属于自己的亚文化，是颠覆和反抗现有体制的潜在力量，他们对于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资源是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的。以理念视域观之，大众文化传递的是一种“主体性激活”的信号。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基本价值指向，旨在形成自觉自主的文化主体，以生产和发展文化来实现自身本质的超越性需要。哈贝马斯曾对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文化寄予厚望，认为大众文化的出现，带来了具有批判精神的独立个体，并创造了这些个体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及其发挥作用的媒介和载体。大众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对话进行文化批判，实现文化主体身份自塑和他塑。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消解了文化主体的等级差别，另一方面也建构着普遍的、平等的文化主体。“自主”意味着每个文化主体在文化交往中可以获得平等的文化话语权和分享权，以消除特定文化形式框架对文化主体活动的束缚，美国哲学家罗蒂曾以一种“后哲学文化”理念表达着对文化统一形式的抵制。大众文化激活了被禁锢已久的主体性意识，但“主体性”的“持存”是其有待开发的区域，这个区域的缺失造成了大众文化内在的二律背反性质。大众文化在唤醒大众文化主体意识的同时，也潜藏着一种对人的“主体性”的新统治方式的倾向，即以社会的同一性来取代原子式的个体主体性，以“同一的文化主体”来替代“自主的文化主体”。
（三）娱乐化的文化表达理念
“娱乐”一词本身并不带有任何贬义的意蕴，娱乐应被视作人类生活追求的享受性需要。娱乐化表达方式产生的首要条件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得以从生活必需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追求阿伦特所言的“摆脱了生命过程必然性”要求的闲暇时光。其次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科技进步，尤其是大众媒介的广泛发展，使得人们有条件通过各种方式享受或者参与娱乐文化的创造，大大增强了大众文化的普遍化程度。再次，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现代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生活焦虑和心理疾病，“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迫切需要一种与此对应的心理补偿、工作之余的娱乐消遣,作为娱乐文化的大众文化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兴起的”。最后，大众文化创造和接受的主体是广大民众，它必然会寻求一种更为普遍和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就像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产生主要由快感所驱动一样，“娱乐快感”是其重要的心理基础，轻松、诙谐的娱乐性信息传递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视觉文化、图像文化等的日益繁荣，使大众文化得以借“娱乐之大势”茁壮成长，给大众以娱乐化方式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创造提供了广阔平台，大大提升了文化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如波兹曼所预言：“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波兹曼在看到媒介发展解放人们认识事物能力的同时，也意识到泛娱乐化会造成人的麻木和愚昧，最终走向“娱乐至死”的深渊。大众文化对大众娱乐心理的迎合性和妥协性，助澜了文化发展的“俗向”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道德失范和价值虚无。如《我们相爱吧》之类的情感节目，假造明星谈恋爱的场景消费观众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之情，可现实回归却击碎了大众的爱情憧憬。而像《天天向上》之类的文化知识弘扬型节目，则以轻松娱乐的方式介绍世界各地的文化，推动着多元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可见，如本雅明曾说，消遣的方式与审美的消极之间不能画上等号，娱乐化表达与文化的“俗化”取向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以休闲为基本旨趣的大众文化，反映出人们对文化感知方式的变革，其理念诉求在于大众对参与文化共享共建的渴望，文化表达方式向大众平移正是文化理念更新的重要转折点。这其中不仅表现出对传统主流文化的抗议，也暗含一种对意识形态的“逃离”和“规避”。
（四）多元化的文化话语理念
马克思指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实践性，认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是人们综合运用多种符号组合的符号化行为结果。由是，话语产生于人在交往实践中的符号意义互动，人只有通过交往实践才能进行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文化符号的意义也只有在交往实践中才能得到实现。特定时期文化符号的多样性程度受制于那个时期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文化话语意义性程度的建构与解读也会有其历史局限性。传统社会当中，社会的同一性程度较高，文化话语基本掌握在统治精英手中，文化话语的主体、呈现方式和载体也比较单一。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领域开始逐渐分离，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社会文化结构分层为大众文化创制了合法性空间。社会领域分离出的日常生活领域就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主要诞生地，网络空间、虚拟社会的出现更扩大了大众文化活动的场域，也形成了文化话语传播与交流的“多模态”景象。大众之间文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以及因之形成的文化交往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多元化的大众文化话语的孕生与成长提供了沃土。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产阶级发现了大众文化多元话语对其意识形态统治的威胁，于是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操控，以文化工业控制文化生产，以消费社会进行意识形态建构，从这一点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是独到的。大众文化话语的多元化，不仅表现为话语主体、话语载体、话语环境的多元化，更在于话语背后价值诉求的多元化。这种诉求的表达意味着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获得和承认，福柯即言：“权力生产话语，话语又作为工具为权力所用，反过来生产权力”。易言之，大众文化的产生源于大众在社会文化发展中主体地位和主体权力的获得，反之，这种权力又增强了大众对文化话语的把握和创造能力。这里谈到的“权力”和“地位”是指人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话语表达权和文化话语创造权，映射出对与主流文化话语分庭抗礼资格的渴望。大众文化表现出的多元文化话语理念虽是文化理念上的一种内在价值观念超越，但也带来文化碎片化、个人化及价值虚无化危机。大众文化的多元话语对文化多样性本质的追求，实则有着深层的“归一”价值取向，这种多样“符号性反抗”的“归一”趋势，需要先进文化的回应和引领。
二、新时代背景下大众文化理念的启示意义
理念要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就要与社会发展实际相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判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众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应积极汲取大众文化理念中的进步性因素，并鼓励和引导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人民需要的多样化、多层次的拓展，也表明人民文化自觉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在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共享中的主体地位。文化在其本质上就是属人的，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实践和交往的产物，是为人的本质的完整生成而存在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往往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文化在自身与他者、传统与现实、单一与多元中迷失，人的精神需要就无法得到切实的满足。大众文化诞生于大众社会的需要，与大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能够充分反映出大众精神需要的变化。大众文化理念在进行着文化现实与文化期待之间的架构时，也进行着人的未完成本质与文化价值之间的观念调节。大众文化理念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以怀念传统、倡导多元、呼吁平等等方式表达着对主流文化的解构，让大众在现实的文化实践活动中觉知和实现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和权力，表现出对文化于人的本质实现意义的肯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应正视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关注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和表达方式，鼓励更广泛的人民参与到文化创建中来，进一步增强人民对文化价值的辨别力和审美力，完善文化发展成果的共享保障机制，真正增加人民的文化“获得感”，从而也更好地实现文化对人全面发展的价值。（二）充分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文化治理成为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文化治理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生存方式的有机统一，强调多元文化主体的共同参与，其价值旨归在于良好文化秩序的形成。这就表明文化治理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使之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重建新时代的文化秩序。国家与社会互动方式的改变，催生了公共领域，人们更多地在公共领域中相遇和交往，公共领域的不断发展对公共文化建设以及文化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共领域产生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又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活动场域。在大众文化的创造过程中，大众平等地享受到了文化主体应有的权力，并通过多种文化形式和样态表达着对“后现代性”价值的追求，培育了文化治理的主体意识，大众日益有意识地参与到公共价值建构的治理活动中来。娱乐化的表达和消费化的流通，则大大拓宽了文化治理的空间和途径，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浸润到大众的生活当中。于兹可见，大众文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文化治理理念的要求，大众文化应作为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和资源。然而，大众文化带来的“新文化秩序”容易成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温床”，分众化的文化群体也给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碎片化危机，这就使得大众文化本身也成为了文化治理的对象。因此，国家文化治理需要以大众文化广泛的传播性和易接受性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程度，同时，文化治理也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构建良性文化秩序。（三）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的增强，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种文化理念在完成现实与未来的观念调节和构建时，本身就立足于内在蕴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种理念的构型源于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现实反映和观念期许，文化自信源自适应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实践的成功经验。但文化自信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科学的态度涵容其他各种文化并反思自身，不断建构自身的合法性认同。文化主体通过在日益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开展频繁的文化交往、交流，在了解多样文化的同时理解和型塑自身，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夯实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础。文化自信由此可以被看作是文化空间交往的产物，人们的文化交往理念越开放、交往行为越频繁、交往范围越广阔，文化自信就越强大。大众文化理念表现出的对多元文化主体和多样文化话语的尊重，即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前提表现，这种文化自信还带有极强的流动性和时代性特征，为文化理念的更新和文化自信的增强供应源源不竭的精神食粮。世界性文化空间的开辟，既是一个多元建构、多样互动的公共空间，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和传播的政治空间。中国文化正迈向世界舞台，要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价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需要在扎根当下、珍视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进行社会文化资本的空间化聚集，同时也要“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通过实践检验社会主义文化理念在引领其他文化发展时表现出的先进性，以增强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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