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代理学概览
宋代是我国继战国之后在哲学发展史上又一个繁盛的时代。理学作为宋代哲学的最高成就，不仅影响了后世中国，还对周围国家的文化发展和价值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之功。理学的产生来自于自身的求新求变。从魏晋以来，随着玄学的发展和佛教的初传，儒学因为无法解决本源性的问题而受到诟病。而到了唐朝。统治者推崇道教和佛教更让儒学发展难以为继。于是，在宋代，儒学家们开始对于传统儒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糅合佛教和道教，对自身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新的诠释，创立了理学，亦称道学，在近代也被研究者称之为新儒学。
2 宋代理学的突出特点
2.1 价值观念本体化
对于世界的思考，在宋代开始逐渐深入起来，对于世界的本体论发展，虽然理学内部有一些不同的说辞，但是都对于彼岸世界和人格神表示否定。理学将理和气作为世界的起源，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这让儒家学说填补了自己的一个弱点，从此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点。也让后世的理论研究有了基点和着力点。也让理学有了和佛教及道教抗衡的基本。本体化是体系形成的开始，之前的儒学体系对于类似“什么是天地”“生命的终极意义”上避而不谈虽然可以看成是儒家学说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不进行哲学化的改造，他极有可能在后世发展中被佛教或者是道教所取代，不再具有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地位。2.2 思辨性特点
正如概览部分所言，宋代的理学家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佛教和道教的压力不容小觑。而这其中来自于儒学的内因占有很大的比例。儒学在刚开始创立的时候，仅仅是一些教条和伦理框架。孔子自己也几乎没有谈及到“性和天道”。所以如何论证儒家思想在本体论角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成为了当时儒学家面对的共同问题。孔子之后的诸多儒学家虽然都给出了自己的论证思路，但是都无法抗衡鼎盛期道教和佛教。这其中，孟子通过他的“四端”学说对于儒家的人性本善进行了论证。荀子通过性伪说对于人性本恶进行了论证。而到了董仲舒这里，已经步入歧途，将儒学当成了神学，发明了阴阳五行。这些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细致和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表述错误混乱不堪，如荀子与扬雄）。如何建构起具有思辨性的儒家体系，理学家们在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中汲取了一些养分，在借鉴它们的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同时积极寻找在传统儒学体系中能够用来构筑理学的传统儒学零件。比《周易》中的道器观，孔子学说当的“仁”学，《孟子》与《中庸》中对于“天”和“性”两个问题的多方面阐述和探讨。理学家们利用这些理念重新构建了具有思辨性的新儒学。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信条式的儒学经过这一轮改造，彻底脱胎换骨，成为了形而上的哲学理论体系。也成就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体现了理学家们善于融合再造的哲学智慧。
3 宋代理学对于宋文化的多方位影响
3.1 社会生活的进步
儒学到了宋代之后，有了一个更为跨越式的发展，它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更多的方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理学作为文人士大夫基本的价值观念，在有宋一朝不断落地，到南宋时已经成为影响全国的价值理论，它对于民众的引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理学大儒朱熹在他的著作理学《家礼》中就有对于日常生活需要遵守的原则和礼数，这对于当时宋朝的社会文化生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家礼》将日常生活中的原则分成通礼，冠，昏，丧和祭祀五个部分。在充分融合当时社会中的基本生活习俗的基础上，固化了生活礼仪，不仅对于当时的社会影响深远，从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礼仪的影子。到了南宋晚期，理学完全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思想。提起理学，人们往往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批判理学的人往往将其凶恶化，成为理学不可饶恕的信条。不可否认这种价值观对于人性的打压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其理解为完全限制作为一个人的自由，这样的理解就是断章取义、贻笑大方了。这里的“人欲”主要是指超过基本需求的人的欲望，而不是人的所有欲望，这里也可以认为是天理，其实说白了就是欲望要适度，要是胃口太大，人心不足蛇吞象，最后是害人害己。中国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庸的说法，但是中庸这样的主观意识的名词放在客观唯心的理商，不得不说是儒学自身的一种进步。而这也就进一步影响到后世社会中，做事不能太过于追求过分的欲望，恰到好处即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官窑出土的瓷器中，宋瓷往往是温润如玉，并没有添加华丽的纹路，和之后的清朝晚期瓷器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凸显出一种古朴和极简主义，这不仅是当时宋朝人文士大夫的追求，甚至影响到了遥远的日本文化。
3.2 教育的兴起和社会风气的维护
宋朝是属于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期，而之所以是这样的局面，除了建国伊始确定的“重文轻武”政策，对于可能出现的军人夺权或者割据政权的情况，在顶层设计上进行了严密设计。另外很大的原因其实来源于整个社会风气对于知识的尊重和维护。在宋朝之前，天下强调皇帝的治统，而到了宋代之后，国家的统治不仅仅是治统，更重要的还有道统，而所谓道统落实到个体上来看就是文人士大夫的统治，再说的具体一些就是学习过儒家学问的文人士大夫的统治，这是宋代儒学对于社会教育风气的影响和起点。“道统”和“治统”相结合的政治构建理念深深影响到了宋朝的政治基因，更为宋朝社会注入了重视教育、兴办教育的文化基因。然而宋朝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官办学校的增长速度，为了适应这种教育风气的日渐旺盛，各种私人办学力量出现，其最主要的代表就是各种讲学书院的发展。书院作为和官学不同的新的社会文化力量，是官学的一种重要补充。而正是这种讲学书院，给理学发展提供了完美的发展和传播平台。他们转而抨击管办教育的功利性，认为其将治学的目的指向科举是错误的，而是应该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报复和理想。也正是因为理学的传播需要，整个南宋成为了中国书院史上的高峰，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社会当中最主要的教育机构之一。
书院，唐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在玄宗朝，书院仅仅是官方修书和藏书的地方。而到了宋初，书院的性质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了宣扬理学的讲学之地，在这一阶段形成了著名的六大书院，分别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丰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肇始于宋初的岳麓书院在1194年得到朱熹的恢复。而在此之前的1179年，朱熹已经恢复了白鹿洞书院。之后朱熹多次在这两个地方讲学，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影响极大。这里也能够清晰可见理学对于书院建设重大的推动作用。按照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建立的书院仅有140所，而到了南宋，仅仅在江西一地就有书院160余所，按照各省方志的记载，两宋书院有超过八成建成于南宋，足以证明南宋理学对于书院的推进和影响。
3.3 宋朝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形成
士大夫的称呼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他们是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官僚的结合体。更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的精神支柱。士大夫的精神有人说就是文以载道。不管如何，到了宋朝，这种精神受到理学的影响不仅仅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准则。这其中最著名的理学论断莫过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回到了上文提及到的，学习的本质和追求并非应对科举，更应该是实现自己开太平的政治理想和家国情怀。不管是崖山海战的悲壮，还是文天祥的一片磁心，抑或是南宋之后历朝历代出现的悲壮之举，都受到了理学精神的影响，可以说，理学塑造了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整个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是我们中国人心灵家园的原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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