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0年左右,以及公元前800年至200年这段时间,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这几大人类早期文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涉及面深刻而又广泛的精神变革运动,也就是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所称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期"(简称"轴心期").
轴心时代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世界性"先知先觉们"的到来 二是以人的话语系统改造并取代神的话语系统.譬如,在中国,孔子对"皇帝四面"的神话传说进行了理性化解释——子贡问孔子:"古皇帝四面,信乎?" 孔子说,"黄帝四面"为"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此之谓四面也".这样,原本怪异神秘的黄帝神话,便有了黄帝派人到四方治理天下的合理化含义 而在古希腊,则有亚里士多德大胆地将用"命运说"替换为"过失说"——
在从"神的话语"到"人的话语"的转变过程中,"过失说"起到的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它所做到的"去神化"和"伦理化".
一."去神化"
希腊悲剧处于从"神的时代"到"人的时代"的过渡地带 作为站立于两个时代中间地带的先驱者,亚里士多德大胆而又不动声色抛出了"过失说",来达到悲剧主题和叙事方式上的"去神化".(一)悲剧主题上的"去神化"
悲剧主题中的"去神化"体现在对"命运"看法的改观.希腊悲剧产生于酒神祭祀的母体,前者与后者的主题一脉相承,即人与神(自然)冲突.这一主题在悲剧中多呈现为人同神(自然)起冲突失败后形成的屈服性观念,即命运."悲剧家只能把阻遏人的自由意志的客观看做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名之为 '命运'.在三大悲剧家遗留下来的作品之中,'命运'总是贯穿全局的主题",在"神的话语"体系中,命运对于个体,具有毋庸置疑的支配力量,命运即个体生命的全部.而在"人的话语"体系中,首先,悲剧存在并产生于人类本体(而非神),悲剧之所以产生,并非"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过失的悲剧,这由人类盲目造成的人生最大悲剧,蕴含着极大的讽刺意味,它使人类辛苦地走在自我毁灭或毁灭所热爱的人的道路之上.其次,悲剧主人公往往比生活中的普通人更高尚、更有毅力些,以此带给读者自我对比下的更强烈的悲剧体验.
在"去神话"背景下因人的过失而导致的悲剧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人公毫不知情,无意间犯错,动机与结果相悖但最终仍旧形成的悲剧,如《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他误杀亲父、娶母为妻、身陷囫囵,皆是自己"蒙在鼓里"、判断不明导致的过失.罗念生先生将此类过失解释为,由于看事不明(例如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亲属)而犯了错误,而不是道德上有缺点.
第二类是主人公明知故犯,即在知晓一切的情况下,仍然不为所动犯下的错误,如《美狄亚》中,美狄亚为顺利逃走杀死前来阻拦的弟弟,为报复丈夫故意杀死了自己的儿女.可见,在"人的话语"体系中,过失更多地通过悲剧主人公的"行动"体现出来,它从"行动"本体出发,又通过"行动"中的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完成显现.
(二)叙事方式上的"去神化"
过失说的"去神化",又可回归到其在叙述悲剧时的叙事方法的"去神化",即体现在人的智慧和抽象思维能够逐渐脱离主题、寓意,到利用并逐渐脱离具体故事情节,到独立利用语言来清晰地显现.林玮生提出,悲剧与哲学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历时关系",希腊神话、史诗和悲剧尚且没有迈出前哲学时代,此时先民的抽象思维还不能独立存在,需要依靠故事情节、依靠叙事来完成 林同时认为,在前哲学时代中,希腊悲剧仍可被视作"准神话",研究悲剧同研究神话类似,挖掘创作者欲表达之主题、寓意依旧较为重要.但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也应注意到各文本(神话、史诗、悲剧等)在从形象叙事不断演进到抽象说理的大的趋势,正如希腊悲剧通过不断扩大自身的情节空间,在完成向具有自在情节文本的准神话转变的同时,开始具备了初始散文的形态.
而亚里士多德在利用"过失说"阐释悲剧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情节(即上文提到的"行动")来评判悲剧人物的"过失"及其"善恶",以至于布鲁克斯和卫姆塞特在他们的批评简史中,把亚里士多德评价为一个"结构主义者",认为他"斤斤计较于悲剧的行为与情节",即情节结构的悲剧观.
二."伦理化"
"神的话语"体系处于前伦理性时代,前伦理时代十分讲究命定性,讲究命运.善与恶,美与丑,尚未在外在世界中进行清晰的割裂——它们以原始的、本真的形态融合于某一人物身上.假使某人物受到了否定,那么并非别的人对他的否定,而是神对他、对他的自由意志的否定,起作用的是在自由意志之后的深刻潜伏着的命定论.但在"人的话语"体系时代,来自人的、而非神的道德倾向已经逐渐产生,如俄狄浦斯之所以受难,是盲目而非命运的必然性导致.在这个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开始对人物有了"好"与"坏"的二元评判.如他在《诗学》中给悲剧界定范围时说道:
"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邪恶,而是犯了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当事人的品格应如上文所叙,也可以更好些,但不能更坏."
"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因为这既不能引发恐惧,亦不能引发怜悯,倒是会使人产生反感."
可见,亚里士多德至少已对人物做了初步的好坏区分,具有了道德责任倾向.这在亚里士多德在具体文本中,对hamartia("错误"的希腊文)一词的应用中可以推断出——
据林玮生整理,结合悲剧语境,hamartia逐渐经历了以下的意义演变:
偏离或未击中目标(中性)
失误、过失、错误(混合)
冒犯、罪过(贬义,具有伦理化倾向).
不过,虽然当时已出现了伦理化倾向,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hamartia做过明确的道德标定 从整体上来看,"过失说"的伦理化倾向,仍旧处于暗流涌动的未成熟阶段.
三."去神化""伦理化"的意义与局限性
利用过失说,亚里士多德充分在艺术领域掀起,并初步完成了一场"去神"运动,他关于悲剧主人公"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 的人"而非仅仅模仿神或英雄的人物范围的扩大,充分彰显了人的精神,客观上打破了传统的命运观. 而"过失说"立足于人生的将苦难与人的错误相联系的观念跳出了人类原罪论的羁绊,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尽管亚里士多德在悲剧主人公的选择上增加了平民化倾向,但其最终的人物呈现还是具有声名显赫、出身高贵等必要条件.另外,亚里士多德将如俄狄浦斯般杀父娶母般,不自觉的、并不出于个人意志甚至无法避免的过失,归结至"过失说"而非命定说(实际上却充满了后者的影子),其逻辑性本身是需要再商榷的 他大刀阔斧地用"行动"中的"因果"之刀对长期以来形成的"非因果"文本进行重释,免不了使得希腊悲剧文本多增意义负荷,稍显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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