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在加深了解、管控分歧、避免误判、加强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具体到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发展的各阶段,其影响因素不同、其影响权重不等.
一、中美合作对话机制的起步阶段概述及分析(1979-1989年)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对话合作机制也发展起来,这一阶段是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的起步阶段,形成了有较大影响力的三大对话合作机制.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1979年1月28日,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月30日在与卡特总统的第三次会谈中,双方同意成立联合经济委员会,1980年正式成立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目的协调和监督两国经济关系有秩序地发展.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1983年成立,目的为更好地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1980年成立,目的为规划和协调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活动.
另外政治上对话是主流,但同时受美国国内因素影响,19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1,对话合作受阻 军事上对话合作主要表现在军方高层互访、武器出售与军事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与政治上一样完全意义上的对话合作机制还未形成.
综上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良好,良好的中美关系是这一阶段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建立的重要外部条件和主导因素,两国高层领导互访直接为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开辟了道路,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的建立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美国国内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对话合作机制.
二、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的缓慢发展阶段概述及分析(1990-2000年)
20世纪80年代末90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美由面对共同威胁的伙伴变成对立的对手,中美关系一下跌入冰底,双方的对话合作机制发展缓慢.经贸领域,两国在"三会"的基础上,贸易往来持续增长,截至1998年底,美国已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但在中国"入世"问题上颇为艰辛,一直被附加其他条件,机制化发展缓慢.
政治领域,1990-1996年间中美两国首脑零互访,克林顿政府后一个任期从战略高度出发谋求改善对华关系,并于1998和1999年分别建立了首脑热线和外交部副部长级政治磋商.军事上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断军事交流,直到1994年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华 但由于次年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赴美作"私人访问"等,两国军事交往再度止步 直到1997年10月,中美两国宣布建立国防部防务磋商以及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 1998年1月,建立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其他领域缓慢推进对话合作机制.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美间某些领域国际合作的需要等.1991年双方正式达成了建立人权对话机制的协议,1994年中美两国共同召开法律交流研讨会,1997年成立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等.
综上苏联解体,美苏争霸格局消除,中美之间对立因素凸显,中美关系转冷,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发展缓慢 美国学界、政界"中国威胁"升温,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对话合作的强烈压制 但中美高层从长远、整体利益出发的调整、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全球化的推进,会促使中美对话合作在缓慢向前发展.
三、新世纪以来中美对话合作的快速发展阶段概述及分析(2001-2017)
2001年9?11"事件及其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客观上中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全面改善和提升.政治领域,两国首脑常规化互访、会晤和机制性对话的顺利开展.但2010年初美国对台售武器、奥巴马会见达赖、中美贸易之争集中爆发,对其构成了很大威胁.之后布什和胡锦涛实现了互访和一系列会晤,双边合作关系再上新台阶.另外2004年全国人大与美国会参议院成立定期交流机制,2001年在APEC峰会上海会晤中,建立了中美跨机构的反恐磋商机制3等.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05年8月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2006年12月开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经历了六次中美战略对话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2009年7月,中美双方最高领导人商议将二者合并,纳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更高级别的对话框架之中,内容囊括相关的所有政治与经济议题.
全方位开展各领域的合作.在环境、能源、教育、文化、农业等方面加深了合作,也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各层级交流合作机制,建立了能效论坛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及及石油天然气论坛、中美农业联合委员会、中美副部级教育磋商会议等多项双边合作机制.但中美人权对话因无视中国人权方面的巨大进步而时有曲折.
面对新的全球挑战,反恐、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关系全面改善,加之全球化加速发展,大量的合作机制出现,虽然美国各种国内因素抑制如影随行,但中美两国领导人积极作为、中国一如既往的积极态度更加显著.
四、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对话合作的新机制阶段概述及分析(2017-至今)
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间共同的旧威胁已经降温,新威胁还未形成,美国政界、学界"中国威胁"再度升温,中美间的竞争关系抬升,中美对话合作经过30多年的发展将进入新机制阶段.2018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4将有可能替代"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由于美国国际环境趋缓和国内形势的严峻,加之美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借机发挥,中美之间的竞争被放大,特朗普总统和其团队的短视与不负责,使双边对话合作出现很大不稳定性.但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在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面前,中美间的对话合作不可能中止也回不了过去,中国坚持一轮又一轮的全面经济对话的努力,新的对话合作机制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将向新的高度继续发展.
五、综述
中美建交以来影响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的因素是多样的,各个阶段的影响权重是不等的 但中美关系始终是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的时代背景和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往往左右对话合作机制的运转 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发展的内生动力 全球化是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发展的催化剂 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前一阶段的发展又奠定了后一阶段的基础,影响其发展的形态与路径 两国元首外交往往是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发展的直接推动因素 美国的国内因素是影响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一直以来的合作态度是中美对话机制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积极因素.因此我们应把握各种因素、因时因势而为,促进对话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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