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是一个沉重却又不断被提起的话题，临终关怀萌芽于17世纪初，它的提出与兴起源于西方。最早发起于英国的圣克里斯多费医院，英国护士桑德斯因为长期服务于晚期肿瘤病人，亲眼目睹了垂危病人的痛苦。于是在1976年创办了世界著名的临终关怀机构。临终重症老人的临终关怀问题日益突出，养老服务需求中尤其是对临终重症老人精神的慰藉和心灵护理层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相关护理人员专业性缺乏、政策缺失，国家急需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一、临终关怀服务所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儒家文化理念束缚
传统的观念约束着临终关怀服务的开展。首先是死亡观念，在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大家对死亡的观念深深忌讳，往往会以“善意的谎言”来隐瞒老人的病情，但这种做法却难以提高老人生命末期质量，而且严重阻碍了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和对老人的关怀照料。二是孝道的观念，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及孝道观念使得病患家属保持着深度的治疗理念，认为只有挽留临终患者的生命才是首要任务，在主观上忽略了患者自身的感受，让老人承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是一种病态的孝道。（二）核心型家庭数量的增多，使老人内心孤独感提升
目前的家庭多数为小型化、核心型家庭，成员为421模式即一对夫妻照顾4个老人。老人的生活多数为空巢、独居。当老人进入临终期，子女在生活中难以对老人保持着高度的关护，而单纯以医疗来救助是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多数老人生命末期所期待的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感情的凝聚和家庭的温暖。核心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较少，但需要赡养的老人却很多，在经济层面也存在较重的负担，一方面是老人最后生命的“孝道”，一方面是未来生活的经济负担，无论哪个方面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社会工作介入到临终关怀服务中，可以为老人提供心灵上的灵性支持，运用哀伤疗法使家属尽快脱离悲伤回归正常生活。（三）学科领域不明，缺乏政策法律支持
我国临终关怀服务起步较晚，理论和实践层面较国外目前情况来说，仍旧处于雏形阶段。相关教育文献只存在于医学、护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还未能拓展到多种学科中。对于临终关怀学科、姑息治疗模式等界限不明，严重阻碍了临终关怀服务在我国的发展，也限制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在临终关怀服务领域的运用，造成我国临终关怀服务中的社会工作者数量不足，实践经历和灵性护理经验的缺乏。另一方面，临终关怀的治疗还未纳入医保范围，缺乏政府政策的支持，机构在生存发展上也存在问题，因此某些机构内的服务费用上消费较高，难以让大家接受。二、社会工作者介入临终关怀的必要性
（一）转变死亡观念，提供心灵关护
社工以个案工作为基础，从优势视角角度出发，为老人建立自信和生存的勇气。从临终患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姑息治疗模式使患者在心理上不再惧怕孤独，在身体上能减轻病痛的折磨，由内到外的改变着患者的状况。但每一个患者都是单独的个体，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问题，社会工作者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服务模式，用尊重的眼光去看待临终患者，听取他们内心的需求和想法，认同他们的行为。（二）链接医疗资源，促进政策支持
临终重症老人在医疗资源上的花费是巨大的，但所起到的效果却较小。各种昂贵的药品难以通过医保等方式进行报销，一些救助设备费用较高。社会工作者可以为老人链接临终关怀宁养病房或服务机构，一方面可以缓解老人紧张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医疗费用，减少医疗资源浪费。还可以将免费的物质救助渠道链接给患者家属，减轻经济负担。社会工作介入到临终关怀服务中，可以明确临终关怀、姑息治疗模式的学科分类，确定理论的界限，为理论指导指明方向。国家也可以为家庭社区式、综合医院专区式、专门的临终关怀服务机构进行财政补贴、慈善捐助等，并将临终关怀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内，用制度化来为临终关怀服务的发展提供支持。第一、由国家组织召开临终关怀培训机构，为相关医疗护理人员提供临终关怀实践服务培训，培养临终关怀服务团队，提高服务人员质量，更好的参与到临终关怀服务中去。第二、实施试点项目并逐渐推广化，如“长春模式”：将养老、医疗、临终关怀教育三者整合起来，构成三位一体的整体性社会保险模式。（三）协调关系的发展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协调者。一方面医患关系的协调者，医疗水平的提高、医疗资源的丰富却无法满足人们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患关系的日益紧张、矛盾的增多，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需要优化医疗资源，减少并协调医患矛盾和社会冲突，降低医疗风险。另一方面临终关怀内部成员的协调者，内部成员纷杂，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合理的对成员的职责进行分工和界定，社会工作者成为中间的和谐纽带。三、社会工作者介入临终关怀的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临终关怀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比疾病范式更为有效，它能从“身、心”两方面来舒缓患者的痛苦，给予患者及家属更好的处理模式，让患者有尊严的走完生命最后的时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养老体系的构建。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