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汉代肖形印的升仙辟邪思想_新生代_杂文_网络文摘

陈宏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一、前言

肖形印亦称图形印、生肖印、图案印等，即是用图形画像在方寸地方表达出佩戴者的意向和思想。肖形印早于文字印，据说可追溯到商周时期，起源于古代制陶所用的印模陶拍子和制作青铜器所用的范模。它在春秋时就已出现，战国至秦汉时期便极为盛行，而汉代，则是发展到了顶峰时期，数量、内容及形式均有了极大的创新。

二、形制与艺术特色

肖形印的形制大体分两类：纯图画式的形象印和图与文结合的一类印。其内容题材也相当广泛，有表现生活的宫阙楼阁、歌舞伎乐、杂耍百戏、车马出行、武士骑射、农耕狩猎等；也有描绘神话故事的神虎逐鬼、跨虎乘龙等；更多的是刻画各类龙虎、鱼虫、鹿羊等生肖及代表吉凶文化的“四方位神”等。其写实粗犷或写意传神的表现手法更是肖形印的独特风格，总归来说，这些肖形印不失为古朴的、生动的和夸张的。

三、功能性研究

关于肖形印功能性大体有四种论述，包括封泥说、图腾说、趋吉避凶说和表明职业身份说[1]。

　　一般而言，文字印作为封泥，特别是先秦和两汉时期，在传递的书信和文书简牍上钤盖封泥较为普遍，除防止被私拆，也表明寄信人身份。故肖形印作为印章的一种，应该有类似功能。就目前考古材料，肖形印封泥虽发现极少，但湖北荆门包山岗二号墓确实发现有“獬豸形”肖形印封泥[2]。

　　第二种是图腾说，毕竟肖形印图像与古代各部族图腾极为相似。特别是早期肖形印，殷商的“亚禽氏肖形印”、西周的“凤鸟肖形印”、春秋的“鱼纹肖形印”等，与古代图腾联系密切，极有可能是原始族徽的遗留或演变。温廷宽[3]、石志廉[4]等学者都谈到了肖形印与图腾的联系。

　　至于表明职业身份说，确实有个别案例。徐畅的《先秦玺印图说》认为“獬豸肖形印”代表古代刚正不阿的法官形象，其持有者是一位执法者，与传说中獬豸“能辨曲直”、“能触奸佞”的特质相印证[5]。

　　肖形印的“趋吉避凶”功能则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可。汉代一种吉语印，是将祈求福佑的吉语刻于印章，来保佑吉祥如意。佩戴肖形印同吉语印相似，是为表达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王伯敏认为汉印中本就有“日吉”、“长幸”、等吉语一类印，而“肖形印”可能是这种吉语印的形象化的转化[6]。温廷宽也谈到肖形印中象征吉祥的图画，不一定代表本人而是集中代表某类共同的理想，与吉语箴言印相似，可能是图腾的间接引申[3]。

四、升仙辟邪理念

肖形印的神秘感在于相当多的内容表现了人思想观念中神怪形象。汉代肖形印更为明显，毕竟升仙长生和驱鬼辟邪的思想观念发展到了顶峰。灵魂观念自原始社会已存在，到汉代，与楚文化鬼神思想相结合，便形成了汉代独特的生死观，人们对生的渴望促使其排斥死亡，因而在思想观念中塑造了另一个死后世界。人们幻想死后能保持灵魂不灭状态永远存在，便产生了冥鬼邪神、天界极乐等复杂的世界系统，这些都是为凡人能羽化登仙、长生不死而准备的。

　　祥瑞和辟邪又是实现升仙的两种道具。祥瑞即远古传说中的祥禽瑞兽，凡人借助他们升仙；而辟邪是对世间的灾难（当时人所不能科学解释的现象）能有所解决的一种向往而衍生出来，产生了用辟邪神物驱除邪祟的方式，来达到升仙目的，这也能完善他们所构建的系统观念。

　　汉代壁画中出现诸多仙禽瑞兽、神人异士等借来联系仙凡鬼冥之界来升仙的途径。肖形印中也有相当多的体现了升仙思想，譬如龙，此神物是影响深远且普遍出现的助人登仙的祥瑞之兽。

　　《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龙不仅是仙人坐骑，更是引导升仙的一种道具。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正是墓主欲“乘龙升天”的直接描写。肖形印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御龙印”。《石钟山房印举》收录了两枚相似“御龙印”。两枚皆刻画了一人骑龙，头发飘飘然，似飞升状，人形则一手扶龙，一手持葫芦状之物。画面极为生动，富有故事性。肖形印中也有诸多龙形印，虽无御龙之景，但御龙飞升之意隐喻其中。除龙之外，汉代肖形印中其他动物祥瑞形象也很多，主要有四灵、白鹿、鱼、燕、鹤、麒麟等。

　　严格说，祥瑞与辟邪并非绝对独立，有的祥瑞印可作辟邪之用，下文所说辟邪印偏向镇鬼驱邪。譬如“神人抱斧”印，此印未头戴“山形冠”的神人抱斧盘坐，面目表情极为狰狞。王伯敏先生认为此印为“蓐收印”，此神人为“蓐收之神”。董良敏则认为此印之神人为汉代门神神荼、郁垒之一，并做了详细考证论述[7]。《论衡·订鬼》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百鬼。善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二神负责看管恶鬼，对不听话的危害人类的恶鬼就惩罚他们。斧钺主要用于仪仗、装饰和刑罚。斧钺能杀人，也可杀鬼，后世门神多执此物。“神人抱斧”印正是汉代人“打鬼辟邪”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