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内力和外力的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早年中国学界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更多的关注外力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重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随着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大潮，革命史观也逐渐为历史学者摒弃，在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下，学者们对于外力的评价逐渐趋于客观，在认识到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对于它带给中国的积极影响也予以肯定。因此，在讨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问题时对于二者都不能忽视。
一
所谓的“外力”，它最初的体现是西方的军事侵略。此时“外力”的表现是明显的，也是剧烈的。随着条约体制的逐渐确立，西方对中国的主要侵略方式发生变化，通过进行资本输出、开展贸易、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等方式对中国进行侵略。此时“外力”的表现相比一开始要和缓的多，但对中国的冲击也更大。“内力”则是指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外力”在冲击中国时它既会给中国带来各种影响，也要受制于中国自身的结构。西方的制度、思想在来到中国时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才能在中国能够长期的生存下去。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自身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清朝开展的洋务运动和新政，这些都是“内力”表现的一种方式。
二
中国城市在古代其发展动力主要是政治因素，许多大城市能够发展起来就是依靠政治、军事力量，即“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城”，甚至在城市布局中也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依靠经济力量发展起来的大城市是不多的。这样形成的建筑是很呆板的，无怪乎清代的皇帝也会觉得无聊，一年中大量的时间并不在紫禁城中度过。何一民先生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这种特点概括为“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何先生认为“所谓政治行政中心发展规律即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其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政治行政地位越高的城市，规模越大，发展速度越快，反之，政治行政地位越低的城市规模越小，发展速度越慢。”。在这种政治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中国的城市很难独立地发展起来，西方的入侵则给中国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在西方的入侵下，一些开埠城市从清朝的统治体系中被强行分离出来，这就削弱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尤其是在租界和使馆区，清朝政府根本不能行使正常的管辖权，这使得长期在政治压力下的城市解除了束缚。同时，西方的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首先是西方的传教士传播西学，随后传播西学的主力则是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他们逐渐接受了西学，“使西方的近代科技知识、现代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首先在开埠城市中的知识阶层和工商业阶层中传播。”，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冲击下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开始出现，并逐渐产生了资产阶级，“在通商口岸城市，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和官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启示和刺激下，投资于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及其它早期现代化有关的经济事业，从而向资产阶级转化；也有一些小业主、小生产者，通过逐步扩大雇佣剥削的积累和采用近代机器设备、生产方式而上升为资本家，此外有不少华侨回国投资于近代企业成为资本家。”。[3]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在当官时会到城市中去，一旦退职便回到乡下做起士绅。士人的这种流动性使中国城市的发展始终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阶层的支持，一直处于一种附庸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则长时间地住在城市从事生产活动，在工厂中从事工作的工人也需要住在厂房中，他们对于城市的独立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西方的冲击改变了传统的城空间布局和规划结构，促使城市建设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如在上海便打破了传统的以官府为中心的城市布局，产生了公共空间。西方势力在上海租界建立了工部局负责租界的管理并进行市政建设，注重街道环境治理。工部局曾经规定“对于在本界内倒除便桶或搬运秽物等事，得随时颁发布告，限定其时刻。倘在工部局规定时刻之外，倒除粪秽或在界内通衡搬运粪秽，或在无论是否规定时间内，用无盖之桶或车，装载粪秽，以致不免秽物外溢，或臭气四散，或倒除时故意倾泼，或扫除粪秽所集处所时草率从事，或倾泼时粪秽四溅者，每一此项违犯情事，得科以十元以下之罚金。倘犯者一时无从寻获,即将推车人或管车人认为违犯者。”对于租界的管理，郑观应十分赞赏，称“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浚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唯掩鼻过之而己。可见有司之失败,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力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如历次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压制、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乱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更造成中国近代城市的畸形发展，东、西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都在拉大，一些新式交通不发达的城市甚至出现衰落。这些都不仅仅作用于历史，对于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仍有消极影响。
三
外国的入侵虽然开启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城市的发展最终仍是取决于中国自身。面对外力，中国并非是被西方推着走，也会主动采取应对的举措。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新式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他们代替早期的西方传教士、记者，成为宣传西方的主体，正是在他们的宣传鼓舞下，中西之间的主次地位发生颠倒。影响所及，就连一向被视为腐朽落花的清政府，在清季最后的十年也主动推动改革，构建“文明国”的形象。如在农工商部的官员的上奏下，清政府主动建立自来水厂以解决北京的用水问题，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对污水排放、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作出管理。其他城市在清末新政时期也纷纷进行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就说当时的成都“街道无渣滓；街道无死鼠死猫，杀房尽移城外；戮人移于莲花池；街边鸟缸一律填平；各街茅房改良尽善；病猪肉不准入城；旅栈添窗通空气；认真大修理阴沟；井边不准淘米洗衣；染坊臭水不准乱倾；街上不准喂猪。”。同时，清政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抵御外国侵略自觉地开放了一批通商口岸，自开商埠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甚至超过条约口岸。尽管二者在对外贸易和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别，但这也是中国面对外国冲击所作出的努力。
中国城市的发展经过了最初的启动期，外力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小，有时甚至会阻碍中国自身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了一种阻力。另外，外力能否最后落实也受制于多种因素，罗志田先生就曾说“由于被侵略的中国当地条件制约甚或决定着侵略的方式和特性，应更加侧重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特别是侵略与被侵略双方在中国当地的文化、政治、经济冲突和互动过程”。大家耳熟能详的鸦片战争后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后来的发展历程不一，宁波就是因为离上海太近，尽管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其对外贸易一直未能发展起来，厦门的贸易在19世纪末甚至还开始萎缩，导致人口大量流失。可见外力在发挥作用时也要受到内力的制约，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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