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绍毅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

一、中国外交的新变化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取得了不菲成就。十九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外交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中国外交的新目标是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按照当前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安排，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中国外交的新表述将成为中国外交的新方针。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是是中国国情和外交方针制定的一般规律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应有之义。下文将对中国外交方针调整的原因具体展开分析。

二、外交政策与中国外交的文献综述

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根据该国家的外交方针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是外交方针的具体内容，相比于外交方针，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更直观的对外行为。西方外交政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外交决策研究研究路径，二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意识到，外交政策研究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的研究重点，国家的外交政策到底是如何决定的及其行为规律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性问题。二是国际政治研究研究路径，通过研究宏观上的国家行为模式，进而分析国家采取的具体对外行为，采用这一研究路径的学者虽然认为国家采取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外交技巧的影响，但取决于某些体系性的制约条件，如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制度规范、共有知识等等，其中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为典型。大体来说，外交政策研究包括两种：一种关注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能否获得成功，即外交政策结果；另一种关注国家的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

　　虽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近年来提出要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但是从实际水平来看，中国学者在理论建构方面总体上还处于学习——吸收——内化的第二个阶段，中国学者在外交政策的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实证分析和政策报告的研究，理论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试图综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外交政策的决策理论和体系理论，构建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在中共十九大之后的外交政策调整。

三、决策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分析

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 过滤” 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因而外交决策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一是如何自我认知，而是怎样认知环境。

　　1、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我认知

　　自我身份认知是行为主体确定自我和他者边界，对自我认知确定了，行为体才能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明确自身立场，自我身份认知是一个“要怎样”的问题。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首先要明确自身的身份和自身的需要，然后才能以此为依据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自身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定位是，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具体做法则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2、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部环境的认知

　　认知心理学认为，对外部环境的认知进而做出反应是决策的本质，外交政策是国家对其面临的外部环境做出的反应。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 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中国共产党认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正因为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才提出，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四、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分析

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都认为体系对行为体行为有重要作用，区别只是各个理论流派强调的是体系的不同维度和不同方面。所有理论反应的都是现实的一部分，也就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现实做出解释。与之相对应的，现实的也在或多或少的与对现实有解释力理论的预期相符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今世界解释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中国外交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被其解释。

　　1、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外交转型

　　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际体系结构对一国外交起根本性的作用，只要认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体系层次分析的释性自变量—权力结构，必须转变为单层次的位置变量—权力的相对位置），就可以把握其外交。国家行为是由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

　　在全球层面，目前国际权力格局仍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但是多极化趋势在不断增强，美国在全球层面拥有无可置疑的领导权，但是其它各极也在不断发展并谋求一定的局部优势。在中国的硬实力无法撼动美国的领导地位时，中国不可能选择与美国对抗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旦陷入与美国的全面对抗，中国的复兴之路将更加艰难。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对于中国这种处于上升期的国家来说，利用好霸权国建立的稳定体系才是最符合理性选择的。在地区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局部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受到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制约，中国在地区可以主导一部分事务，建立区域权威，但是这些都不能与美国全球体系相对抗，并且时常还会受到美国的制衡。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做了非常符合自身定位的选择，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

　　2、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外交转型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家间的合作，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国家相互依赖的增强，使得共同利益增多，这为各国合作提供了必要性。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决定国家的行为，其核心是“制度选择”。虽然制度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但是对主导建立制度的霸权国来说，制度带来的收益将弥补建立制度付出的成本；对于非主导国家，虽然需要让度权力被制度约束，但是可以利用制度搭便车。在全球层面，中国利用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顺利实现了发展，在地区层面中国开始尝试建立自己主导的制度以获取制度红利。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3、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周边外交政策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利益看做外生于国家间互动的， 因此认为不需要一个利益构成理论。与此相反，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既定的因素，而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它们是由国际体系文化“建构”的，国体系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必须以国家的身份与利益为中介，只有确定了国家身份和利益之后才可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国家的行为。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除了定位自身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要塑造国际体系文化，将中国的自有观念转化为全球共有观念，这样才能塑造出符合自身以及人类共同的国际体系。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五、结语

将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外交的新表述用国际关系有关于外交政策的两大理论路径来分析可以发现，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表述是符合西方一般理论的内在逻辑的。这一方面说明当前中国外交政策仍然符合国际主流社会的预期；另一方面说明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是可以很好的结合的，中国发展的经验是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丰富、发展和检验的，中国案例是可以可以成为西方经典理论的一个合格案例。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的理论创新既需要借鉴西方的一般理论来进行指导，也需要将中国经验总结为一般规律，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与西方理论相互争鸣。理解中国的政策不仅仅只局限于中国实际本身，还需要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本文在整体上非常粗糙，文中涉及的各个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论证，但是目前水平有限，只能留待自己进一步提高水平之后不断补充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