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卿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公元1900年敦煌文书在历史的偶然中被发现，“是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屈辱的年代。”如果它不是在那个时代发现，是不是就不会遭受流散的痛苦，而王道士也会避免被冠上“罪人”的祸端。有人说他是发现藏经洞的功臣，又有人说他是导致敦煌文书流失的罪人，历史究竟给过王道士多少辩解。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王道士功过是非及藏经洞文物遗失研究较多，其中部分针对王道士功过进行分析，另有部分通过藏经洞经书、文物的遗失来反映当时王道士的境遇。本文拟在爬疏已有史料及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心态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王道士及藏经洞文物流失原因进行分析，客观、公正的解读王道士。

一、王道士与藏经洞的发现

王道士，本名王圆箓，湖北省麻城县人，青年时代从军卫戍西北，后从甘肃巡防军退伍，因生活艰苦，走投无路出家为道士，多年的苦守也只是成为莫高窟下寺三清宫的主持。这个具有初等文化水平的人，透着狭隘的朴实与狡猾，在广袤的戈壁一守便是一辈子。

　　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像平常一样清理洞窟，这些年他做的最多的便是清理落沙封堵的洞窟，抢修坍塌的洞窟和石像。但是历史的发现却总是带有无意和任性。这天他用水冲洗洞内流沙，第16窟壁画的流沙被冲洗后，洞壁上出现一孔，王道士打破洞壁，惊奇发现掩藏其背后竟有另一窟，那是一间不大的复室，高约240厘米，宽约270厘米，里面整整齐齐的堆放着无数的白布包和古木刻印刷品及铜和木制的佛家法器的物件。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就这样随意的发现了。然而对于1900年来说，它的发现惊不起丝毫波澜。这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仓皇而逃，国家陷入危机存亡之际。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整窟的经卷，没有人比王道士更彷徨茫然。

二、藏经洞的何去何从

面对自己无意识发现的上万件经文，王道士懵懂明白其价值，他只是一个平平实实的民众，因而首先想到送给当地的官员处理。他骑着毛驴冒着危险驮着两筐精选的经文来到肃州道台严泽面前，严泽却认为这一堆发黄的破纸毫无价值，甚至觉得上面的书法还没自己写的好。失望的王道士等来了进士出身的新任敦煌县令王宗翰，他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奔走呼吁，希望将其运到兰州保管，但是藩台大人以无运费，运送危险等理由拒绝。叶昌炽又上书朝廷，但此时的朝廷哪里顾得上这些。于是这批文书被要求原地封存。上至朝廷及地方官员，下至敦煌百姓，没有人真正考虑过这批文书的何去何从，没有人为王道士出谋划策。“国宝”这一词语，对于连年处在饱经风霜的西部百姓，对于管理这一方贫瘠之地的官员们来说，是一个多么抽象又模糊的概念。

　　在保护经书的方面，王道士尽了自己最大的本事，他三番两次的向地方官员汇报此事，但都少有收获。严泽似乎没有多管“闲事”，王宗翰也只是“将此事上报甘肃省”，或“从王道士手上拿走一些敦煌卷子、文物和拓片送人”甘肃学台叶昌炽建议将这批文物运送兰州保管。除此之外，没有人实际行动的来管理敦煌经卷。

三、藏经洞的遭劫

上层官员的置之不理与无可奈何，自己能力与知识的匮乏使王道士守着这些经卷日夜愁苦。没有人知道这些经卷的意义，直到斯坦因的到来。

　　1907年3月斯坦因带着蒋孝琬来到敦煌，这是王道士见过的第一位带有对这些经卷强烈兴趣的人。但是坚实的宗教信仰和久经风霜的狡黠性格没有使他一开始便接受斯坦因的要求，他多日不让斯坦因进窟，更不会让他看经卷。这位带着极强目的性的外国人欺骗王道士说自己是玄奘的信徒受到玄奘的指示要把经书带回印度。没有什么能比玄奘魅力更让王道士动心与信服，他真实的相信着斯坦因来自玄奘的指示和自己所处环境的窘迫使他不得不走上“盗卖”文书的路，而这一次的开端便是无法控制的不归路。斯坦因走了，伯希和来了；伯希和走了，俄国奥登探险队和哥萨克骑兵来了，后来日本的西本愿寺大谷探险队和美国的冒险家华尔纳都来了，他们用极少的钱或骗或抢的带走大量经卷和雕像，而王道士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罪人” 。

　　“他十分欢迎我，他带着骄傲的神情，指点我看新的建筑物······在那发现大量经卷和绘画的石窟寺对面，现在建立了一所宽敞的客舍。在一系列庙堂之内，充满着巨大而粗俗的、彩色的泥塑像。在这近旁，有一座种植着花果树的花园，还有成排的牛马厩、砖窑等，这一切证明了，这个小道士尽了他的心力。”“他同时表示非常欢迎我，在相同的、类似买卖的基础上，希望我给以新的布施。他急切地拿出所保存的红色捐献薄，当时我所提供的数字如实的写在上面”[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王道士在斯坦因手中两次共获得700两银子，伯希和的500两银子以及后来从其他探险家、施主手中换的银子。[雒青之：《百年敦煌》2016年出版，第18页]在王道士眼中，他靠自己的智慧用这批无人在意、闲置的经卷换来钱财以修缮洞窟、石像，改善莫高窟的环境，这是他的“骄傲”。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愚蠢”“勾结”“盗卖”这些冰冷的词是无论无何也不会与他有关。他的“骄傲”来自于自身知识水平的局限和固有平民目光的短浅，这是他的无奈和无知也是使其深陷历史的罪责中浑然不知的原因。

　　假设王道士真的是一位勾结外商盗卖经卷的窃贼，那么他大可以与斯坦因、伯希和讨价还价或坐等升值，得到更多的钱财，也可以用这些钱财大肆挥霍，而不是全部用来修缮石窟。事实证明，王道士参与或直接完成了“九层塔”“三层楼”“古汉桥”等的修建，补葺大小佛洞，增添壁画，修建厅堂客舍等寺内建筑。他自身对宗教的忠诚和知识水平的浅薄制约他成为一名勾结外国人盗卖经卷的“罪人”。历史总是在个体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巧妙的将不可控制的因素强加给个体，然后让其背上莫名的沉重感。

四、结语

王道士在莫高窟苦守30多年，他做着自己觉得该做的事，那些被骗劫的经书文物对于他是无奈的。也许王道士自己也觉得愧疚，所以才将自己的一生都尽力留给千佛洞。我们评价一个人时总是习惯把他看作“当代人”，用错位的时空观加上难以预估的因素进而错位的给予评论，但这对王道士来说有一些残忍。在寒风萧瑟，千里戈壁的敦煌，一位瘦弱却坚定的守窟人用他余有的岁月伴着青灯和那些沉默的壁画石像一起沉淀，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对于藏经洞经书、文物对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作用及藏经洞经书的流失错综复杂过程等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只是基于前人的研究对王道士进行再次解读和给出自己的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