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艺铭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江苏南京

　　1966年，科尔曼通过150000个学生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家庭背景因素解释了学生学业成绩的大部分差异，其在学生教育成就方面比学校的影响更大，由此质疑学校在维护教育公平方面的作用。随着科尔曼报告的发表，学生的学业成就及家庭环境的影响备受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关注和重视，随后的大量实证研究都指出了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学业成就和发展的影响[1][2][3][4]。

　　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就和健康发展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具有现实意义。贫困是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重要特征之一[5]。我国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城市低保对象为1282.8万人，农村低保对象为4063.4万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达469.9万人，几类低收入人群的数目触目惊心。贫困为家庭中子女的全面发展设置了许多障碍，如，低健康保障，与低健康保障有关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发展问题等，而这几类能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子女身心健康、学业成就和职业规划的发展轨迹。有研究表明[6]，早期学业成就能正向预测个体未来的经济收入，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机制。因此，探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业成就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测量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也是判断教育公平的一种重要方法，有助于提高教育公平判断的准确性[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代表了个体或群体（如家庭）获取经济、教育和职业等社会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差异，并且为个体或群体提供了与其他人或群体相比，在获得具有社会价值的商品或资源方面的优势[8]。在此基础上，学界常以家庭经济收入和物质财富、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父母职业作为SES客观度量的主要指标。

　　以往研究表明，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就的直接影响的研究十分有限，已有研究也多属研究方法简单，结果缺乏说服力。早期一些研究认为，学业失败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这一观点在教育界及其他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与争议。此后的大量研究支持这一研究结论，它几乎成为大家公认的研究结果[10][11][12]。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报告指出，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失败之间不过是中度或低度的相关而已，例如White（1982）对101篇文献的元分析结论表明职业对学业成就的解释率只有约4%，收入的解释率不到10%，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绩只呈现低度相关[4]。但是，这种关系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White（1982）和Sirin（2005）的元分析表示，家庭SES与学业成就之间相关的大小因学生特征（如年龄、民族、年级水平）、学业成就测量方式，以及SES的定义和测量方式而异[5][6]；此外还有一些个体的认知和非认知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会在SES与学生学业成就的关系之间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1][6][7]。因而有大量研究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业成就的间接影响，即探讨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7][8][9]。这与Bradley& Corwyn（2002）所认为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变量起作用的观点一致[2]。因此，探究SES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过程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近十年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对学生个体发展影响机制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以下两个理论模型：家庭投资模型（FIM；family investment model）和家庭压力模型（FSM；family stress model），两个模型都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情感、行为、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是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Conger和Donnellan（2006）系统解释了上述两个模型，为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启发性的指导。本文主要从家庭投资模型的视角切入，综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学校成就的影响。

　　家庭投资模型（图1）认为，与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相比，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会更有机会获得财务资本（如收入）、社会资本（如职业地位）和人力资本（如教育）。根据这一模型，家庭中对这些资源的投资与子女的成功发展有关。FIM模型认为拥有更强经济资源的家庭能够对孩子的发展做出重大的投资，而经济弱势家庭必须投资于更直接、更即刻的家庭需求。这些投资包括几种不同维度的家庭支持，包括1）家里可用的学习资源，2）父母对子女学习的激励，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如专门的辅导或培训），3）家庭的生活水平（足够的食物、住房、服装、医疗等）和4）能够培养孩子能力发展的稳定居住环境[13]。根据这一理论，经济优越将与父母的物质投资和养育孩子的活动相关，这将促进孩子的学习和社会技能的发展[2][14]。

　　

　　图1：家庭投资模型（FIM）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基于家庭投资模型对SES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过程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有研究考察了家庭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劣势是否会降低中国儿童接触到认知刺激的活动和经历的可能性[15]，进而影响其学业发展。结果表明收入高、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比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更有可能拥有从事智力、文化、社会和娱乐活动的能力，进而提升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该研究还发现家庭教育的预测力比家庭收入的预测力更强，即父母的教育程度以及教育传递比收入更能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并且该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明显[16]，该类研究启发我们可以分别考察SES的不同指标通过一系列过程变量对学生认知和学业发展的预测力。

　　经济上的优劣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父母对子女在物质、情感和学业上的参与度，不同的参与度，子女的学业成绩也会有所不同。例如有学者探讨父母对子女学业上的投资和学业参与等因素在SES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作用。乔娜等人（2013）得出父母的情感和学业参与在SES与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SES部分通过一系列父母参与正向预测初中生的学业成绩[12]；后来刘保中等学者（2015）对10-15岁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发现，SES会正向预测父母参与和对子女教育的投资，而有效的父母参与和教育投资又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具有积极的直接影响，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业成就[18]。而也有研究结果产生了细微的差别，在肖磊峰和刘坚（2017）的研究中，间接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参与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出现了轻微的负相关，作者对此结果的解释是，对于小学高年级以后的学生而言，他们开始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意识，标志着起着监督作用的父母参与可能正好违背了学生这一个性心理特征发展规律，从而导致了父母参与对学业成就出现的轻微的负相关[10]。因此，此时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可能会透过其他的变量发生，进而形成链式中介效应。

　　除了以上提及的横向研究，也有纵向研究检验FIM模型中所涉及的过程机制是否存在代际传递。例如一项纵向研究评估了三代人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投资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即该研究从第一代父母（G1）、他们的孩子（G2）和第二代的孩子（G3）出发，对FIM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G1的SES会预测其自身沟通能力，而G1的投资将显著预测G2的受教育程度和教养方式，进而将预测G3词汇水平的发展。该结果显示SES与父母投资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该影响在跨代际间也成立[26]。目前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纵向研究十分稀缺，因此是未来研究的生长点之一。

　　最后不得忽略的一点是，大部分研究证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一些过程变量和学生学业成就之间存在着正向的预测关系，然而也存在着一些相反的研究结果，例如White（1982）对101篇文献的元分析结论表明职业对学业成就的结实率只有约4%，收入的解释率不到10%，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绩只呈现低度相关[4]；还例如“寒门出贵子”以及“豪门出败家子”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家庭SES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对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可能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19]。更为重要是因为目前我国教育机会十分不平衡，家庭社会经济背景高的家庭所获取的教育资源也相对较丰富，因而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在教育机会的短缺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其子女完整的人格，以及激发其学习热情和动机，促成其对未来人生的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更为困难的是，在大量的已有研究背景和成熟的理论基础下，探究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然而付出总有回报，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必定会不断地涌现和得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