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在中国的大学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19世纪德国产生了两位伟大的社会学家，一位影响了西方社会的进程，另一位影响了东方社会的进程，前者就是马克思·韦伯，后者是卡尔·马克思。由于这两位学者的名字中都含有类似的发音（在中文中，max和Marx的译名发音相同），因此他们经常会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马克思·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从学术意义上来讲，本书从清教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论证了文化对于政治经济的强大推动力。他采用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探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在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问题。他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不同宗教及其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得出结论：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价值呵护。同时，他也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一定阶段之后，资本主义已经脱离出了新教伦理成为了占据世界的价值体系。

一、本书出版的背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篇论文。在书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该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回答各种批评。在讨论这本书时，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本书创作的背景。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使得西欧的理性主义传统遭遇了危机。作为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韦伯，他不仅受到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影响，同时也看到了在西欧尤其是德国的非理性主义产生的影响，这就促使作者对这些不同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德国境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两个群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这就促使韦伯研究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来解释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韦伯出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她对作者影响巨大。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些家庭和成长背景为作者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净胜动力提供了可能。韦伯的父亲是一个专横放纵的权威主义者，他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自豪，并沉溺于享乐的生活方式中。韦伯的母亲是虔诚的清教徒，相信自己是受上帝之托代为保管尘世的财物，所以节俭持家以便帮助别人。尤其她在性问题上极为拘谨，与韦伯的父亲格格不入，甚至水火不容，以至于最终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1897年，在一次激烈的父母冲突中，韦伯选择站在母亲一边，并在海德堡的家里赶走了亲生父亲。直到韦伯父亲困为大出血离世，父子二人都未能相见。父亲离世后，韦伯也陷入了痛苦的神经疾病折磨，失眠焦虑加上歇斯底里症，使他不能像他父亲一样的出人头第，成为风光无限的政治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源泉，是与韦伯的家庭及家族企业无法分割的。韦伯在英语的含义里就是纺织的意思，表明了这个家族数百年来与这个职业息息相关。韦伯的家庭也正是由纺织业起家的，他的家族一直都在经营着工厂，资本主义精神的冲击来自于韦伯的亲身体验。父母的冲突给韦伯带来了困扰甚至是精神疾病，与此同时，也带给了他清教资本主义精神的启示。

二、主要内容

在本书中，马克思韦伯探讨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在韦伯的观点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等同的概念，二者是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不同的东西。“新教伦理”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和形成，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动力和刺激。首先，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求财富在信念和道德中的合法性，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实际的心理动力。新教伦理把合理地追逐财富看作上帝的意愿，肯定了赢利活动的合法化，使西方社会走出了中世纪传统宗教伦理的禁锢。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从信念和道德上做了准备，形成了一种以增加财富来获得上帝恩宠的原动力。其次，新教伦理强调合理限制消费，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因为“人仅仅是经由上帝恩宠赐予他的物品的受托人，它必须像《圣经》寓言中的仆人一样，把每个托付给他的便士入账，而如果仅仅为了一个人自己的享乐而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花费了哪怕一个便士，其结果至少是很危险的。”新教徒把劳动看作人生终极目的，极力反对无节制的享乐消费。对于新教徒而言，努力的工作，增加财富是其道德追求，不合理的挥霍被认为是丧失掉上帝对其的恩宠。这样新教徒积累的财富又用于赚钱的行为中，正如韦伯所言：“一旦限制消费与牟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

　　最后，新教伦理调节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从资产阶级的诞生而言，新教伦理使其存在具有合法性，而且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对于资本家，他们会更加努力的经营，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获得上帝更多的恩宠。对于工人而言，他们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必须努力的工作，从而使工人成为资本家最理想的工人。“由于雇主的经营也被解释成为一种天职，因此使剥削这种明确的劳动心愿成为合法行为。显然，只有完成天职的义务，通过教规自然施加的，尤其是无产阶层必须履行的严格禁欲主义，才能实现对天国专心搜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正是在这种入世的新教伦理的影响和感染下，西欧社会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铁笼

从本书的讨论中，清教文化实质上就是早期的资本主义精神，并推动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形成。清教文化的核心是要人们摈弃肉体的欲望，注重上帝的荣耀。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诚信为、勤俭节约、积累财富。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拥护和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这种理想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在中国和印度也都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仅靠个别的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无法搭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流文化导向了资本主义精神，在适宜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及物质条件下，才能形成全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本早在德川幕府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清教伦理的宗教伦理，源自于佛教和儒教的混合体。日本战国时期，遍布着独立的城邦，寺庙和庄园，它们为后来的经济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宋代明代也出现过资本主义精神，但由于外族入侵等因素，没有形成社会主流文化，发展出真正的资本主义。而欧洲清教文化盛行的地区，人们普遍接受了代上帝保管财富是人类天职的思想，推动整个社会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新教伦理中所要求的节俭和劳动,无不为人们的行动提供理性支持,从而对资本主义有所贡献。张浩认为新教伦理是直接作用于行动的,而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建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种特定的适宜的精神气质来支撑和推动,而这种精神在当时是受排斥的。

　　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的铁笼。当大量的财富积累的时候，人们还能不忘初心，去接济他人，不注重肉体的欲望吗？清教是为了天职而劳动，但当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建立，劳动的天职变成了生存的工具，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劳动。他由此提出了资本主义铁笼的概念。

　　“铁笼”“Ironcage”在本文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多集中在末章。韦伯讲述了新教伦理如何发展，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逻辑，并从中找出了支撑资本主义崛起的道德因素。但他很快发现，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早已丢弃了道德及社会责任支撑的资本主义精神。高度理性化的世俗生活必然导致对人性漠视和贪婪的客观后果。韦伯的社会思想观一直围绕着社会行动的理解展开，其强调社会学的理解应由单元行动出发，家庭，组织再过渡到社会，由于自我行动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自我选择性，因而在理性的思考中，社会行动才被正当理解。他又从价值中立和理想类型两种分析原则中将社会行动进行区分，阐释，认为理性才是最符合资本以发展所需要的“延展”工具。由“牢笼”本义的疏解过渡到衍生意义分析，似乎很有必要。

　　1、社会理性化的困惑。正如马克思的“异化”，哈贝马斯“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概念相似，理性化也成为了韦伯社会观的重要名词。日常生活、工作的精确化，数字化，复式账簿技术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被剥夺了情感，“宗教伦理式的救赎和皈依”，成为了一种“不自得性”、“无根漂浮”的无力呼喊。日益成长着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人不仅脱离了歌德笔下纯粹的浮士德式的生活，成为了“为了赚钱而赚钱”的机器工具，就像《摩登时代》工业生产下，“无意识”人们镶嵌在机器里无奈的“惨白和叹息”。理性化下社会物质财富急剧膨胀，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文明的快速现代化，而同样时代下的单个个体的价值和品格的丢失是否就是必须承受的现实？

　　2、财富物质的功利化。韦伯在论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关系时，把财富的创造作为重要的链接点。天职下的职业劳动，使得巨额财富得以创造。意料之外的是，物质财富有很强的占有性，侵蚀性，创造者在寻求中难以保持“单纯的自我坚持”，由是造成一种世俗式的引诱。“它从一件教徒随时可以抛弃的斗篷变成了不可撼动的铁笼”。财富由自我救赎的附属品变成了目的。从边沁的功利主义观点看，个人在财富享有中“”而丧失了应有的经济德性，主体自身的“虚空”瓦解了原有的价值伦理，个人完全被物质化。

　　3、法权力下的个人“湮没”。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很大一部分成就便是对经济理性下组织结构，国家统治类型的分析。经济组织中科层制的理性规训，使得效率，去复杂化成为了企业追求效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权力结构的“优置化”才能使企业系统的“计算性和精确程度”达到最高水平。而理想类型分析下的法理型国家，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在了理性建构下最完美、完善的法律秩序之下。这种机构秩序，个人被强化，称为权力的“湮没”品。精英统治并不能使个人的完全理性过渡到整个组织、社会、国家的“完全合理性”，纳粹主义的诞生便证明了这一点。个人权力的出让，并不能成就集体的完全德性。（完全追崇理性的日耳曼民族为何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理性的作祟？固有的文化传统？）

　　4、碎片化——哲学的自恋。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下，由于主题自身权力的“让位转移”，单个个体自身在社会视域中无法获得“自我诉求”而被分割，“孤立”，由是自我的实现在现实中便呈现为对财富和权力“依附”状。碎片化的个人生存形式难以获得主体的寻求。而“转移”后的主体联系，恰恰催生了集体性的主体主义，它在寻求独立存在的完整性时，又试图寻求和他者的内在关联，即自身或自我，与真实的他者、对象二者的边缘状态。换言之，日益出现的“经济全球化”“西方中心论”“文化霸权主义”，都是理性主体对他者的侵蚀，将他者变成“自我”。应该说文化的侵蚀更具恐怖感。现代语境下，汉语生活日渐布满了外来文化的文字话语，社会生活的麦当劳化，语言，文字，交际，服装，艺术，美，知识……都披上各式的外衣。日常生活的言语诠释也镶嵌着不同文化内容的“指向性”。文化无优劣之分，文化之间的侵蚀是否存在可能？

　　传统资本主义关心赢利，但他们丝毫没有把这一点视为社会伦理。他们的理想是谋取社会地位，过一种舒适的贵族生活。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已经脱离了初心，由于客位的物质财富生产的强大引力，主位的人反而弱化为资本主义的一个个的几乎微不足道的小零件。哈维·戈德曼则从权力角度出来看待这一问题。他指出：“理性化的进展所造成的对自我的除能，削弱了西方勇敢面对政治与社会斗争的能力。”西方社会想重获生机，首先需要“新的主宰自我的手段和允许它对它所创造的制度进行主宰的权能形态”。因而，西方社会就必须培养禁欲主义品德的新人，并授予他们“自我内在权能”，不断克服内外阻力以从事革新。

　　不禁有了以下的思考：

　　1. 在信任伦理与责任都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下，社会个体如何寻求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平衡，经济组织又该怎样缓解经济合理主义与人性原则的冲突？

　　2.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合理性根源在哪？——来自儒家文化？传统伦理？还是……

　　3. 西方的资本主义如何从纯理性中突围？

　　清教有一种伦理，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清教的伦理。宗教改革的重要性在于新教推动了宗教的伦理与商业精神的结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儒教与时俱进的做出改革，使资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更关注人性，天人合一，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使生活其中的人们，精神生活丰富，没有过多的焦虑，物质富足，过着中国道家所倡导的“神仙生活。

四、本书的现实意义

作为近100年前的研究作品，韦伯的很多观点在当今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仍然可以找到相互对应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在新教伦理中，受到预定论影响下形成的天职观将劳动视为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不能浪费劳动时间，通过履行现世的职能才打到禁欲的目的。在资本主义掌控中的世界，这种观念演化成了为了组织而努力工作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而辛勤的劳动则成为了自我实现的一种有效途径。虽然在目的上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将辛勤劳动和价值判断联系起来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我们对员工职业道德的要求和对组织负责的伦理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企业文化中要求我们增加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荣誉感体现在很多企业文化的文件之中。我们将辛勤劳动从新教伦理中总要的要求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途径，也体现了天职观对于当今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其次，禁欲主义影响下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财富的累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当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功利主义成为了主流的价值取向之一。在当今经济活动中，尤其是绩效管理中，我们存在着无止境的更多更好的追求，这种多体现了我们对于价值衡量的标准。在新教伦理下，更多的劳动收获体现了对于上帝的虔诚，当今更好的绩效体现了社会对于个人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虽然从本书中无法找到这种演化直接的论述，但是更多的追求这一点是共同的。

　　最后，随着资本主义占据了世界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的控制是全方面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必须接受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下的教育，然后通过求职工作从而是自己的生活完全处于这样的价值体系之下。不管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如何强调个体，我们劳动的实质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是通过出卖自由的劳动力换取生存的需要，即劳动换取自由。

五、我对效率的思考：进步还是囚笼？

笔者认为，天职和牢笼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期呈现的不同形式。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要得以形成，宗教或者文化的力量是重要因素。清教的教义暗合了资本主义精神，大量的清教徒又占据了社会中创造价值人群的中坚力量。宗教作为文化的力量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列车，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当庞大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后，依靠其官僚体制自动运行，已经超越了初心。资本家们也不必一定是清教徒，不必一定要诚信，节俭，积累财富。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人类，却不得不随着资本主义的机器一起运转，以换取生存。在卓别林的电影里，工人是个机器，快速的重复着一个个简单的动作，活脱脱的像是精神病人。被他的幽默逗笑的各位们，我们谁不是生活在社会这个囚笼里呢？洗剪吹店门前每天的口号声，时装店里姑娘们的跺脚声，和卓别林里的电影，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从事的工作也不例外。清教徒们是为了天职而工作，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们却是不得已！人类未来的乐土在那里？马克思·韦伯并没有给出答案，人类学家们还在寻找。

　　追求效率是社会的责任，期望人类生活的更加美好。AI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接近开发出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人。没有人类的缺点，具有人类无可比拟的优势。刚刚看到一则新闻，Facebook关停一AI项目：两机器人在用自我语言交流。这意味着，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已经超出人类所能掌控的范围。技术进步催生新的时代到来。我们认为，提高效率是人类的天职，但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个时代还能是我们想要的那个天职吗？但科技的发展，制度的竞争，人类已经义无反顾的走进了自己精心打造的囚笼。它像一个不会回头的列车，向前飞速行驶，人类的成员，却没有人可以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