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捷

　　海南大学 海南海口 570228

　　张爱玲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吸收惊为天人，她是中国文学史上才情最高的女作家之一。张氏性格当中的敏感，冷漠构筑了其部分消极的人生观，世纪末的哀怨迷离，悲观总是笼罩于其文本之中，她独特的现代观与传统文学的相交消融，描绘了新旧冲突，中西杂交的中国社会环境。人生无处不荒凉，盛大的狂欢之下如烟花转瞬即逝的寂寞流转，多少情事纠纷的暧昧变幻，尽是人生荒凉的底色。在她冷峻的笔下，葛薇龙，这个原本天真无邪的少女，最后却在物欲，爱与欲念编织的缀网之中逐步沉沦，失去了曾经自由独立的骄傲，沦落为边缘化的“可怜人”。女性自身主体地位的沦丧，他者的同化过程的揭露，也因其冷峻的艺术描摹而更为真实深刻。

一、沦落为他者的可怜与可恨

《沉香屑·第一炉香》文本呈现了殖民都市环境里光怪陆离之乱象，香港，这个侵染了殖民文化，汇聚了各色群体阶层的殖民都市，空气中弥漫了一种日渐衰落的气息，伴随着这种糜烂而来的，是颓废的世纪末文化，最后的贵族之气行将淹没，也牵连了本不属于那个阶层的平常百姓。文本描写了一个原本天真无邪的少女在这个病态而颓糜的都市里遭受了灵魂的创伤而最终堕落，沦落为他者的悲剧过程。薇龙离开上海，为了完成学业，奔赴香港的姑母。这个姑母，平素里热衷于舞际交际，周旋在所谓上流社会的奢华簇拥中，沉沦在自己的荒糜而物质的世界自得其乐。在同意给予薇龙资助的同时也企图将其拉拢入自己的荒淫的乱圈之流。她利用薇龙作为引诱年轻男子的筹码，构筑了充斥着物欲横流的颓糜之气的怪诞之圈，一步一步将这原本纯真无邪的少女诱堕入这深坑之中。乔琪乔，风流成性，声名狼藉，这样的一个花花公子，却是薇龙的在劫难逃。侵染了香港这个衰败颓糜的殖民都市的迷离多情，生于斯，长于斯，却对一切抱以玩乐的逢场作戏之态，他出现在薇龙的身边，戏耍了周遭一切后潇洒离去，对于薇龙而言，这样的出现似乎圆全了内心对爱情的憧憬与欲恋，但乔琪乔毕竟不是同样的“爱情至上”，他深刻明白这繁华奢靡的背后，终究是一场空洞的预演，所以即使他处处留情究其本质也终是无情的浪子。薇龙面对着那“可怖”的姑母，那“多情”的乔琪乔，曾竭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力求洁身自好，但眼前这华美的物质与可供念想的情欲之流的横冲直撞，蒙蔽了原本纯真的心灵，沉迷于爱与欲念编织的缀网，遵从自身内心的欲望与执念锲而不舍地寻求快乐，避免失落与欲望受阻。只是，痴心错付，乔琪乔不过是个自私，玩弄感情的登徒浪子，薇龙在这段感情中逐步丧失了曾经自由而独立的骄傲，丧失了尊严，沦落为边缘化的“可怜人”。少女无论出于“自愿”的“渴求”意识，抑或来自“被动”的诱惑，都终究无法避免一步步沉沦，堕入这二者纠葛的深坑之中，失去了原始的纯真，失去了自我。

二、女性主体意识的沦丧，男权制下的牺牲品

从古至今，女性总是被束缚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范畴中，所谓传统文化的道德束缚与作为准则的规范，这样的秩序伦常，一味让女性沦为男权制下的附庸品，女性被迫臣服于男性，臣服于社会与家庭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集体压制必然会导致女性群体意识深处的焦虑与抑郁，当缺失的欲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原始的疯狂陷入对欲望的无边追逐当中，“飞蛾扑火”式的沉沦与悲剧必然无法避免，沦为他者的可怜与可恨也伴随而来。

　　林幸谦在《女性主体的祭奠》中提到，“张爱玲的小说中，倾向一再重写女性的压抑自我作为反控诉的手段，以揭露宗法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文化压制”。传统的女性群体，总是作为“他者”，存在于男权父权制内，是丧失了自身主体地位的边缘化的“可怜人”。在漫长的历史洪流中，女性群体总是处于被消解，被隐匿与压抑的缺席者，张爱玲的书写当中，有女性自身不断抗争而最终爆发于斯的宣泄之流，当然也有抗争的结果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沦为男权制下的牺牲品的“可怜人”。薇龙曾经也拥有过骄傲与独立的灵魂，可是这样的骄傲在遇到乔琪乔之后顷刻瓦解，物欲与情欲的纠葛如同巨大的牢笼，此般幽深禁锢将薇龙的心灵与精神悉数架空，最后竟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凉如斯。被毁灭的身躯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诉求着那不为人知的忧郁与压抑，主动的“沉沦”，被迫的“异化”，最终无法避免地走向男权制下的牺牲轨道，与最初的骄傲，自由渐行渐远。林幸谦在《女性主体的祭奠》中提到，“张氏的书写，即是女性荒凉的某种内在困境”，如此，薇龙的“他者”处境实质上也是自身的生存困惑，在女性主导意识层面需有所坚持，还是一味迷恋在情与欲念的暧昧流转，生命的实质意义到底在哪里，失去了爱情与物欲，人生终究向何方？薇龙的挣扎也是新旧时代女性群体的共向挣扎，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只能走向荒凉颓糜的囫囵困境，在沉默中悲凉地“死”去了。

三、“飞蛾扑火”的悲剧人生

导致这个曾经纯真的少女走向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她受缚于“三纲五常”的道德范畴之中，她似乎将古时女子在家从夫的“爱”之观深烙于心，将“爱”视为根本的生命本真的寄托与渴求，眷恋于心的，依然是无法逃脱的情与欲念的流转。

　　在黑格尔的他者理论体系里，我们知道彼此双方是相互搏斗的关系，在一场殊死的拼斗之中必然存在强者与弱者。强者胜出，成为了主人，弱者便变成了强者的“他者”。薇龙的“自我意识”里是存在抗争的，奈何这样的抗争在无形的巨大缀网中是如此苍白无力，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终究在与欲念的抗争之中宣告失败，伴随而来的，是沦丧为男权制下的牺牲品，最终沦落为边缘化的悲情者。

　　爱情，从某种程度而言，的确是一种可以引导激发人们向美而生的力量，但对于依附于男权制中的女性而言，在情爱的欲念裹挟撞击之下，在爱情这场游戏中唤醒的自我是作为“他者”的对立存在，作为情人与妻子的确立并非真正自立自主的本我，薇龙在这场游戏中被所谓的爱情激发的，实质上是牺牲与奉献自我多于肯定与完善本我。女子的生存价值倘若只能依附于男权，依靠爱与欲念来引导和充实，于所谓的爱情中寻求自身生命的本质意义，那么通过依赖丈夫或者情人进而确立自身价值意向看似是女子必然的归宿，但这种选择的隐性潜藏之下，确是女性最根本的悲剧实质。从古至今，多少的女子陷入这场不计成本的负重中失去了自身，失去了所有，这一幕幕极具毁灭意义的悲剧深渊真实地触目惊心。薇龙将内心至高无上的爱情和灵与魂深刻撞击的欲念快感视作人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标之时，她便将所有的热情与希望付诸在心爱的乔琪乔身上，明知最终的结果不能真正遂心如意，明知对方是一个花心越轨的登徒浪子，明明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对等，仿佛为了成全她内心的欲念之流而设立的如牢笼般的幽深禁锢，她还是义无返顾地堕入其中，飞蛾扑火式的爱情终究导致了薇龙的悲剧人生，曾经的纯真，历尽荒糜的腐朽，绽放的情念，如转瞬即逝的烟火，最终，消散，虚无，变得毫无意义。

　　张爱玲性格当中的敏感，冷漠构筑了其部分消极的人生观，世纪末的哀怨迷离、悲观总是笼罩于其文本之中，书写不知明日复明日，只问今朝欲乐的男女情事之际，张爱玲并没有陷入哀怨愁情的伤感里，她总是冷眼以待，笔尖客观而冷峻，深入探寻女性群体的微观内心宇宙。薇龙对物质的迷恋，对爱与欲念的沉沦都尽现于张氏冷峻的思考之中了，薇龙在自身女性主体的边缘化的过程当中是伴随激烈的内心斗争的，她曾经希望逃离这颓靡奢华的牢笼，逃离情与欲念的纠葛，只是这样的挣扎在无形的巨大缀网中如此无力，情与欲何处归宿之人生困惑与心灵层面的物欲侵染的精神危机，对薇龙而言，乃是性灵深处的在劫难逃，于是，命运早已注定，最后丧失了女性自身的主体地位，沦落为“他者”的可怜与可恨的悲剧人生也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