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生活中的居室
正如本雅明在《路易·菲利普与居室》中所说：“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作为私人的个体走上了历史舞台...对于私人而言，居所第一次与工作场所对立了起来。”很显然，“公”与“私”的对立，也属于资本主义的一项发明，因此，私有的居住环境，在现代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本雅明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持住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既然居室在现代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与现代性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由于城市化的演进，造成公共领域的衰落，此时，城市居民的私人领域的意义不仅仅是排除工作之外能够得到休憩的场所，更是面对社会生活客体并使之发现主体意义的另一维度的封闭空间。其次，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作方式使得私人空间与时间日渐收缩 ，标准化与劳动工作的重复性，迫使劳动者寻求个人空间，由于工作种类的“角色化”对于个体性的压抑，“自我真实”只能从内部发掘，因此，居室对于个人的意义是对外部保持一定的距离。此外“信息爆炸与网络媒介”促使着人们交往行为的变迁，都市中的人们经常表现出来的对政治以及公共事物的无关心，反而倾向于寓于居室角落与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产生联系，更多地更多地信息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就能摄取。“居室”其结构恰好类似于一种“航海式和封闭式”的空间，作为相对静止的空间，而这种封闭静止空间使得社会生活全景敞视的权力结构得到暂时的“停滞”，使得观看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决定了居室的隐蔽性对商业作为社会价值的反抗。这种隐蔽性恰好为向内寻找精神世界提供适当的场所，精神世界的幻影就在这里诞生：“在居室通过幻觉获得滋养...居室的幻境就是整个世界。”
二、居室——作为时间藏匿者的休闲性
在讨论居家生活的意义时，我认为最为核心的议题是到底是“工作有意义，才使得居家生活有意义？”，“还是工作的无意义，才使得居家生活有意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两种说法是根据不同的角度来回答的“公民生活的真正框架越来越需要到办公室和商业中心去寻找，而个人生活的虚拟框架则建构在私人居室里。比如，与购物中心里那些人声鼎沸的餐馆和影院不同，“住房”和“居家”状况清楚地提示了都市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被动位置。这一被动不仅来自实际的情形：雇佣劳动强度的普遍增加，愈益强悍地制约他们的作息时间，这是一种身体政治，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性劳动力和生产能力，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都使得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时长的增加。在这个体系当中 ，灵魂与身体进行权力的生产，暴露于居室之外的人成为 被“凝视”的对象，但是在居室这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中，人可以成为“凝视者”，且身体与灵魂可以得到释放，这样，主客体就在居室中发生了变化。居室的时间性是非常弱的。消磨时间这个“滋养”是非常具有“虚无性”的，比如《小说的兴起》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的便利性使得妇女拥有更多的阅读时间。在《小说的兴起》中，作为女性的阅读“由于经济的重大变化，女性的闲暇时间大量增加已经成为可能...日益增多的女性闲暇与经济专业化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使她们摆脱了做这些事情的必要。
三、归属感的构建
可以这么来概括“居家”的主要涵义：一是都市的，公寓、轿车、“中产”式的消费能力和趣味，追随时尚的休闲和娱乐习性，诸如此类；二是非公共的，不仅远离公共政治，也尽量屏蔽对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的感受的干扰；三是以积极消费为媒介的，把新物件买回家，生活才有新鲜感；四是空间上是扩散的，去购物中心吃喝玩乐等，都是“居家”的一部分。这样的“居家”正日益普遍地充当今日中国人孜孜奋斗的终极目标。“家”的概念作为“神话”的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被无限放大，在中国，这个“家”的文化意义通常被转化成为一个经济问题，即“住房问题”，这是一种具有文化指涉的空间政治。比如纱帘在居室布置中的作用，使得光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也就使得凝视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其次，在居室中的行为方式以及观看方式也是通过 “屏幕窥视”的方式得以实现。在以矩形的微视域范围在观察世界，能够获得更为主动的“主体”感受经验......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居室与中国更为传统的“家”的形象区别是非常大的：例如巴金的《家》中所描述的那种“庭院式”的住宅与网络小说以及侦探小说中故事情节所展开的“公寓式”住宅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代社会中的居所更为封闭与个人化。
【1】[德]瓦尔特·本雅明,刘北成译,《巴黎，19世纪的首都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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