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缘起
民族主义自人们拥有自觉意识以来就有所体现，也正因为来源悠久，学者们曾从宗教、文化、政治等多角度对其内涵概念进行解释和分析。学术界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和解释侧重点各不相同，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民族主义是对自身民族的一种忠诚和情感，是以民族为最高价值追求为依托，为促进本民族的发展进步而行动的信念、情感；从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角度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维护当局执政合法性、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政治工具，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原则；从实操角度看，它是推动国家民族实现社会稳定、繁荣的一种指导原则、行为动力，起到动员全民族的作用。民族主义在其自洽范围内是对促进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力量源泉，但超出范围边界的民族主义不再起积极作用，而成为个体操纵大众的魔杖为达到某些“特殊”目标的工具，使得民族主义超越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与热爱”走向以侵略扩张非本民族利益的“唯我独尊”式极端民族主义。显然，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已经不再符合民族主义的真正内核，而是以民族主义为外衣的专制集权统治的侵略主义。在德国法西斯时期，希特勒以其“出色而卖力”的演说技巧和心理攻势将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发挥到极致，其标榜德意志民族的绝对优势，是对在以反犹主义的幌子下对外扩张罪行的掩盖，为屠杀犹太民族和发动世界大战罪恶的洗白。正如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希特勒反犹主义的造势让德国民众对于屠杀犹太人、发动世界战争、争取“生存空间”坚信不疑，正因此才会让各式各样的集中营公然得以“正常运营”。
二、希特勒上台与极端民族主义实践
希特勒的上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恰当”应用是推动希特勒上台和上台后“稳定的统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学术界对影响希特勒上台的因素已经得到相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结合史实，希特勒上台前，德国民众处于对一战战败后社会生活被摧毁式地惩罚而没有解决方法的绝望状态，此时的希特勒提出的德意志优秀民族的观点和冠冕堂皇的虚假承诺成功地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希特勒抓住民众在乱世中对集权专制、强人政治的呼唤，肆意宣传“超人”政治，这种造势使其成功地赢得民众对其上位的支持和拥戴。另一方面，在希特勒上台后，这位热衷于理论研究者，对极端民族主义进行系统全面论证，以至反犹主义、种族优劣主义成为法西斯纳粹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指导纳粹暴行的理论来源。希特勒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种族斗争的历史，日耳曼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犹太人则是世界的破坏者。德意志民族是日耳曼民族的纯真血统，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得持续生存就要消灭劣质民族，即犹太民族；同时，要维护本民族的生存、获取“生存空间”就需要积极扩张，征服世界。民众在这种舆论熏陶下树立起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赋予希特勒——作为民选总统以上台后的执政合法性，使得希特勒在发动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的决策过程中得到全国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列举一个全球瞩目的案例——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在执行上级对犹太人的清洗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变成了没有自我自觉意识的“螺丝钉”，是极端民族主义下的“忠诚捍卫者”，这是“平庸的恶”也是全民的消极冷漠。极端民族主义让人们在偏激的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中失去对例如正义、公平等的基本价值的判断、基本人性的思考，它让人失去理性的批判能力和个体意识，从而成为希特勒成功统治的工具。三、极端民族主义的当代思考
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对民族的忠诚，从维护国家民族共同体生活稳定的角度来说，民族主义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但极端民族主义脱离民族主义的目标——实现民族的繁荣复兴和健康生长，它剥离民众作为个体的自由意志而服务于特定目的，需要在其引发严重问题前给予重视和研究。希特勒对德意志民族灌输的种族优劣论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掩护，最终也为犯下的罪行付出了惨重代价。极端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环境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以不同程度的破坏力危及国家、民族的发展。值得反思的是，面对不同表征的极端民族主义需要认清其实质及危害，需要对其进行有方式方法的抑制和解决，以防止它滋生出对“超人”专制的崇拜、对“武力争霸”世界的幻想以及蒙蔽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正确理解、对当前全球化世界格局、多元化价值观时代背景的认识。这是对极端民族主义与希特勒上台充分研究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正如电影《希特勒回来了》所示，我们需要认识一个事实，即当前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面临更加严峻的社会问题和多元价值观、多元价值诉求的民众眼中，对于“超人”领袖及其“超统治能力”的崇拜和呼唤是其唯一从个体角度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回应。基于此，着眼于关注时事、解决民众的现时代困境、问题才是当前民族、国家、国际社会治理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防范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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