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乃人类社会共生物，冲突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许多冲突事实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纠纷解决的逻辑起点应是对纠纷自身特质之把握，唯此方能达到最佳效果。在高等教育领域，其反叛、依赖、个性张扬的性格特征，在给高校注入新鲜血液之同时，也给纠纷产生后的解决带来新的挑战。此外，高校学生纠纷发生的地点通常在校园内，囿于高校校园是一个特定场域。二是多样性。近年来高校学生校内纠纷，多样性特点日趋明显。就纠纷关涉的主体而言，既有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也有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纠纷，更有影响较大的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纠纷；于纠纷涉及的内容层面非常广泛；就纠纷的性质判断，高校学生所涉校内纠纷，有的是一般的日常纠纷，有的则是法律上的纠纷，而法律上的纠纷，或者关于民事，抑或关于行政，甚或二者混杂。三是复杂性。高校学生校内纠纷解决的复杂性主要是因为，高校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不全。
曾有学者断言： “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会促成非正式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当前，救济手段的多元化甚至非诉讼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高校学生校内纠纷的特质昭示：此类纠纷之解决亦应秉承上述思路。具体而言：
一、建立沟通的桥梁，实现良性互动
纠纷解决是一种沟通的过程。纠纷当事人和解纷参与者通过多面的信息、解释和行动，进行沟通、影响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改革与调整，致使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角色关系变化显著，教育教学活动从以前纯粹的管理向消费和服务转变，学生与学校之间也不再是简单的受教育与教育的关系，而同时是一种合同关系，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要求高校的管理理念随之发生转变：一方面，学校在涉及学生重大利益的校内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相关条款修订时，应当充分考量学生的权益，吸纳学生代表参与决策过程，从而增加学生对学校规章的认可度，减少矛盾；另一方面，学校在做出处分决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学生的陈述、申辩权利，基于事实做出恰当结论。使双方在民主平等的管理过程中，达到平等沟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作为学校，既不能假国家权力侵害学生的正当权利，也不能一味迎合学生的诉求而放弃国家赋予的管理权力；作为学生，既要保护个人正当的权利不受侵害的“维权”意识和诉求，同时也负有履行学校依法管理职权的“护法”义务与责任。由此形成高校与学生之间良性互动。二、构建调节机制，规范各项制度
承前文所析，调解制度化高等教育领域的纠纷存在诸多优势。而实践中规范性调解制度的缺失使得供给与需求之间欠缺契合点。尽管无规范化的调解组织设置，但事实上的主体却在行使调解职能，但是离调解组织的普遍化和常态化仍有差距，校内纠纷的内部解决并未在实际中完全实现。因此，建构校内纠纷化解的调解机制尤为必要。即，结合高校学生校内纠纷之特质，建构以学生会、班主任、辅导员和学校为主体调解组织。之所以为此建构，理由在于：高校学生校内纠纷涉及学生、老师与学校三方主体，学生会作为义务调解组织可发挥对学生之熟悉优势，主要解决学生与学生之问的纠纷；班主任基于对老师和学生均了解之优势，可在职责范围内解决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纠纷；而学校设立的调解组织，可专门用于处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纠纷。三、畅通申诉通道，确保调处合理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大学就是一个“城邦”，更不意味着大学可以拥有“治外法权”。“大学自治”仍有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介入的空间。把“大学自治”作为判断的依据来限制司法权的介入，显然站不住脚。“大学自治”应有其合法、合理的范围，而不能侵害其内部成员的合法权益，不能假“大学自治”之名，行大学内部专制之实。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救济手段，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必须为高校学生校内纠纷的解决提供途径选择。事实已经证明，高校学生所面临的某些纠纷，其他救济方式解决起来难以奏效，必须寻求更加有效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司法机关的介入。司法的力量实质是国家强制力，这是其他任何手段无法比拟的。司法过程所具有的程序和公开性的特点，也有助于纠纷处理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法院虽是纠纷解决的最终保障，但却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倘若倾心于将高校矛盾一味推向法庭，高校必将在诉讼的奔波中而无暇顾及培养才人之宗旨。加之高校自主权的张力和诉讼自身的痼疾，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诉讼对高校的介入是有限的：一方面，在诸多高校学生校内纠纷的机制中，诉讼应在其他方面均无法有效化解决纠纷时方能从“幕后”走向“前台”；另一方面，应充分保障高校管理中的自治权，唯有涉及学生重于权益保障时，诉讼方能作为正义使者而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