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小盼/辑

　　诗学观点

　　□甘小盼/辑

　　●余 认为，随着抗辩性的历史条件发生转移，受制于对历史的理解与认知，许多诗人处理历史时缺少具体针对性，曾经保持的反思性张力也因僵化而失去了弹性。在“90年代诗歌”自我阐释与批评的过程中，这一从具体的历史有效性中构建出来的诗学概念，逐渐抽象为一种取消内在张力的自明性表述，不仅诗人间的内在差异被抹煞，且历史意识中可能促进历史与诗歌领域相互深入的建设性内涵也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就此而言，历史意识在诗歌写作上展现的可能性与局限，不仅和诗人们进入历史的视野和方法有关，更是受限于诗人对历史的认知与洞察力。

　　（《历史意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90年代诗歌”现象再检讨》，《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

　　●李永才认为，新诗百年取得了重要成就：初步完成了对新诗现代性的建构，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对诗学理论的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民间诗歌刊物与网络诗歌发展迅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诗人与所处时代、诗歌与公众需求不相适应；诗歌批评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创新；诗歌的通识教育薄弱，诗歌写作后继乏人。未来如何在反思历史，审视现实的基础上，寻找一条重返公共艺术场域的路径，显得尤其重要。因而，诗歌写作应当因应现实、关注当下，传承古典诗歌精神与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意义，融合中西，确立和维护汉语诗歌独立的场域。

　　（《新诗百年：贡献、问题及展望》，《当代文坛》，2017年第1期）

　　●罗麒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诗歌与世界的互动机制已经基本建立，显现出社会责任感和介入精神。日常主义诗歌在精神本质上，就是不断寻找被科学理性和实证主义所遗忘、遮蔽的人的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诗歌与社会沟通的最基础的方式，更智慧地展现日常经验的方式，无疑能够让诗人们在面对诗歌与社会的沟通问题时，更加清醒与淡然。应该承认，以“打工诗歌”和“地震诗歌”为代表的二十一世纪“新及物写作”，体现了当下诗歌对社会、历史责任的精神承担，是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具体缩影。但在艺术上也各有困惑，或者思考力和技术水准亟待提升，或者被错误地高估为“大灾兴诗”，陷入了沉痛背后的集体“轻浮”。

　　（《诗与世界互动：二十一世纪的“新及物写作”》，《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1期）

　　●王许林认为，富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古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并不把目光时时盯住事物之间的“相似点”，而是力图摆脱这种局限和制约，调遣和综合运用其他艺术手段和艺术因素，在用比设喻上呈现变化多端、波诡云谲的特色。主要表现为：比喻和想象与联想融为一体、比喻和对照与映衬融为一体、比喻与审美通感融为一体。诗人们不是机械地、笨拙地寻求喻体和本性之间的“相似点”，而是精心着意地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中捕捉感应点、契合点，让用比设喻完全突破拘谨、呆板的窠臼，在更为空阔的艺术空间驰骋想象和创造力。尤其是诗的比喻，应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标新立异”四个大字！

　　（《不似之似 翻新出奇——古诗技法探胜之三》，《文学史话》，2017年第1期）

　　●林纪昕认为，我们的教育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又排斥了个人化的表达，诗歌在教育过程中被冷落，特别是新诗的地位更低。新诗创作门槛低，但不意味着质量低。当我们在感叹新诗量多质差的时候，或者数落新诗种种不是的时候，参照的标准往往是古典诗歌，以其辉煌印证新诗的鄙陋。但是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无意中将古典诗歌的审美标准套在了新诗身上，这无疑是不公平也是不合适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当语言基础发生了改变，时代生活发生了改变，诗歌也会发生改变，旧体诗和其依赖的文言表现不了现代人的生活。事实上，当我们用现代汉语写作新诗时，我们的思维也发生了改变。

　　（《为新诗鸣不平》，《文学教育》，2017年第1期）

　　●陈仲义认为，作为新文类的现代诗的接受，一直以来受着诗与非诗、诗之好坏的分歧困扰。可借鉴中国“诗书画”的品级传统来把握现代诗的接受，关键是把握好文本客观性与接收主观性的辩证统一。“品级坐标”的纵向轴列，抽象着文本的客观物质性——由诗质·诗语·诗形，构成文本的形式化结构，相对客观恒定；横向轴列则通过“心动”（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的细化响应，披露其主观的接受效应（独立或混交），形成在原创性标高投射下，围绕“心动”的品级梯度。人们或许可以依据这一内化的“游标卡尺”，应对现代诗文本的接受现实，也于此对应古人在艺术裁定上积累的“五品制”。

　　（《现代诗接受的“品级坐标”》，《江汉学术》，2017年2月）

　　●洪子诚认为，在诗歌阅读过程中，首先，可以把诗的阅读、分析，理解为一种活动，一种存在着“过程”的“对话”。二、晦涩难懂的诗需要解读，但明白易懂的诗也可以获得阐释的乐趣。三、不同的诗，需要寻找不同的进入“通道”。新诗有百年历史，到现在，题材、艺术方法已经有了相当的多样性。不同的诗人，在处理诗与时代、历史的关系上，在表达的内容和艺术方法上，有很多差异。四、诗歌阅读中，诗人的参与和读者的参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拥有选择、评判的主动权，这种权利也是限定的。五、解读是否必需置于历史脉络中。从诗歌史的观点看，不同时代、不同诗人之间的创作，总存在某种联系，作品之间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互文性”。解读时揭示这种互文性（不是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对作品的深入把握。

　　（《新诗的阅读》，《名作欣赏》，2017年第1期）

　　●高惠斌认为，在对外国诗歌特别是西方诗歌的模仿和翻译尝试中诞生了中国新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翻译对新诗发展的影响都至关重要。在新诗史上，创作和翻译的关系是一种并生互动、相互激发的关系。在全球语境下，我们已进入一个互译时代。在引入外来语和“翻译体”的过程中，虽然也留下生硬或幼稚的痕迹，但总的来看，它出自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强行突围和建构自身的历史需要。重要的是，当语言的封闭性被打开，当另一些语言文化参照系出现在中国诗人面前，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一种新的语言意识。对于中国新诗史上一些优秀的诗人翻译家，从事翻译并不仅仅是为了译出几首好诗，在根本上乃是为了语言的拓展、变革和新生。正是以这样的翻译，他们为中国新诗不断带来了灼热的语言新质。

　　（《新诗的成就与不足都与翻译直接相关》，《辽宁日报》，2016年11月23日）

　　●秦晓宇认为，工人诗人群体真正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工人诗歌打动人在于这些诗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许多当代诗人的创作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心灵世界的描摹与创造，极富想象力，而工人诗人的创作更多的是依托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大量诗作脱胎于经历，呈现着留守儿童、环境恶化、思念家乡和亲人等元素。通过诗歌这种极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他们表达工人群体的命运处境、精神世界、遭遇坎坷，发出自己的声音，令人动容。虽然其写作水平依然参差不齐，但是他们的声音应该被人们听到，他们的经验也值得记录与分享。

　　（《工人诗人：一个值得被记录的群体》，《中国文化报》，胡克非撰，2017年1月26日）

　　●徐峙认为，“韵”有三种形态。其一，诗人之韵。所谓诗人之韵，是诗人的个人音乐修养、风貌，以及这种综合修养、风貌在诗歌作品中的作用。其二，诗歌之韵。诗歌之韵既体现为外在的音乐形式，即声律，又体现为内在的审美特质。诗歌的外在之韵指向明确，内在之韵内涵更丰富。其三，读者之韵。对于接受美学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它产生以后，就已经不属于作者本人，而是属于读者，因而面临着被无限阐释的丰富可能性。这种丰富的可能性，是由作品中独特的话语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跟读者本人的阅读经验、接受能力、心境等分不开的。如果我们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韵又是诗歌的美带给读者的那种绵延悠长的回味。

　　（《“韵”的三种形态》，《文艺报》，2017年1月6日）

　　●刘淳认为，诗歌是文学的一种体裁，除了表达文字的意义之外，透过语言也表达情绪与美感。诗源于简洁而敏感的想象和觉察，与经验和情感迸发而出，将意义、意识和潜意识的表现、象征、正式或非正式的样式以某种规则加以重组和安排。诗歌作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总是希望与世界之间保持着某种假设、概念和解释，诗歌就是对处境最鲜活的映照，是属于心灵的特殊知识。所以，诗歌追求那些不可知与流动，所有概念化的僵死之物都与它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优秀的诗人以囊括技术带来求新求变的一面，也可以将这些“新”与“变”引向那些古老而恒定的精神事物。

　　（《奔跑在大地上的诗歌——孔令剑诗集〈阿基米德之点〉和相关的碎片》，《太原日报》，2017年1月4日）

　　●孙琴安认为，朗诵是门艺术，诗在古代是吟诵的，到了新诗出现，称朗诵，连旧诗也像新诗那样朗诵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诗朗诵，多半是指新诗。然而今天的诗朗诵往往起不到如古诗吟诵的功效。综合看来有两个原因：首先，诗朗诵的核心和主角仍应是诗。其次，对于被朗诵的诗本身来说，也存在着适合朗诵和不适合朗诵的差别。诗歌发展有其自身的趋势和方向。诗从以往以听为主转变为如今以看为主，也有其自身原因，殆非主观意愿所能逆转。不过，对于当代诗人来说，在写诗时是否也可兼顾和考虑到一些诵读的元素？这与诗歌艺术的整体追求其实也并不矛盾，既有利于诗本身的传播，也可推动诗歌朗诵活动的发展。

　　（《诗朗诵的尴尬》，《解放日报》，2017年1月4日）

　　●金新利认为，作为“五四”启蒙思想核心的民主与科学，促进了现代中国新知识系统的形成，这种基于自然科学的知识系统在文学创作、社会思潮等领域发生泛化，对中国诗歌的现代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对传统诗歌的思维结构和思维程式产生激烈冲击，传统诗歌思维重直觉感悟、重整体辩证的思维程式被重客观、量化、理性、实证的新方法所取代，表现在思维形式上由以情为主转为知性重理，在思维导向上由尚虚为显到尚实为显，在思维过程上由字思维过渡到句思维，共同展现出古代诗歌思维方式的现代性变革与转向。由于这些思维特征的改变，造成了现代诗歌取材的客观化、情感体验的综合化、语言表达的逻辑化、审美趣味的知性化，驱动了现代诗歌的变革。

　　（《科学与中国诗歌思维方式现代变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崔现芳认为，诗歌中的代字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摹拟事物的性状情态，作为原词的替身。第二，借代，以与本名有关的东西来代替本名。第三，借喻，用喻体来代本体。第四，用典，征引事物故实，以代事物之名称。代字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修辞策略、情感需求和认知策略三个方面。代字是依据事物间相似或相关的原则，以与人、事、物有关的词语代替其人、其事、其物，或摹拟事物的性状情态，或用借代、借喻、典故来作为原词的替身，表现出代字内部的张力。尽管有的代字因长期沿用之故，不再能激起人的新奇感，然而诗人若能恰当选用代字，以新颖、形象、机智的表达代替通常的说法，就有可能达到“点染生色”和“正尔含情”的效果。

　　（《论诗用代字》，《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1月）

　　●乔柯、李章斌认为，当具有明显音乐性的“格律诗”衰微之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对韵律的探索举步维艰。和现有新诗韵律理论中以重复/差异为韵律的框架不同,“标出项”本身既需要依靠重复来完成其韵律意义的构建，又是不同于重复的一种对语音（超音质层面）进行关注的视角，两者既统一又各有区别。但是对“标出项”的研究也并不代表穷尽新诗韵律的所有可能，很多诗歌在韵律层面的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标出项”乃至“重复”本身，而是更进一步地进行了韵律与意义对接的尝试。有鉴于此，未来的新诗批评与研究也应针对现代汉诗“瘸腿”的状况，从韵律和意义双方面着手，重点关注两者的联结点，而不仅仅是单方面注重韵律或意义。

　　（《诗歌中的“语音标出项”——新诗韵律理论建构的一种尝试》，《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月）

　　●李皓认为，当下诗歌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网络时代降低了诗歌创作的门槛，一些人在网络上、民刊上发表了几首诗，就敢自称“当代著名诗人”，而作品不知所云。但网络时代泥沙俱下，我们无能为力。这种鱼龙混杂的局面，难免影响到编辑、评论家的判断力。其次是派别林立，审美标准失衡。诗坛也是一个小社会，各种丑恶现象都存在。这种现象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因为网络的存在，人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将更加虚无，一些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没有网络的时代，官方文学期刊尚能行之有效地阻击那些推崇虚无思想的作品，但是今天，这种虚假的繁荣，群体很大，非诗泛滥。

　　（《写诗，一直在路上——与〈海燕〉主编、诗人李皓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