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

　　从女神到向太阳
——《百年新诗选》序

　　□周良沛

　　新诗的革命诞生，已届百年；本书是对此的敬庆，愿它如一杯晨光荡于樽中的美酒。

　　历史长河，百年一瞬，艰难竭蹶，一路风景。“诗界革命”的大旗，当年，诗人黄遵宪（1848—1905），文化精英梁启超 （1873—1929）、夏曾佑 （1865—1924）、康有为 （1858—1927）、谭嗣同（1865—1898），早于清末振臂高举。他们催生新诗的一腔令人十分钦敬之热情，终被当朝扼杀于他们政治改良的襁褓；直到“五四”升腾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气温，才为新诗的诞生备下摇篮。

　　期间，胡适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五的十四卷一期，刊发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九首以口语“白话”所写的“白话诗”，文学家园，才迎来一位揭开盖头露面的“新娘”。在此，不能漏记一诗实，那就是郭沫若一九五九年五月于《文学知识·答青年问》所说的“我写新诗比胡适等人要早”一事，也就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他写的《我的作诗的经过》曾道，他写于民国五年（公元 1916）夏秋之交的《Venus》，不知是何原因，报刊始终未予刊用，直到诗集《女神》一九二一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它才被编入其中得以面市。它是百年新诗的一则传奇。它确比胡适的“白话诗”写得早。为此，新诗作品按写作年月为序时，是郭沫若在前，但作为“五四”文学革命最强音的新诗，首先还是要讲当年最有号召力、影响力的“白话诗”，以及此中的头面人物胡适。

　　这“白话诗”不是一般诗的外在形式之变化的实践，是胡适所言的“科举制度延长了已死的古文足足两千年的寿命”之后以“白话”促诗的平民化、大众化所革命的“白话诗”；是“平民文学”对垒“贵族文学”的“新诗”。它也使那一代革命于此，不论困惑彷徨或自觉勇进的知识人，在先行的征途，为自身踏出前面引领希望的火种而奋进。正如西谚“诗是通往上帝的楼梯”之所言，新诗大军浩浩荡荡地前进，用一个一个又一个时段的诗篇记述自身之行，绝非弄潮张扬者的言论所能冒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有了新诗，自然应该开始有新诗史。

　　胡适于新诗之先锋地位，无疑义，但，他，以及一批新诗元老，为“新诗”之“新”所塑以成形的创作实践之试笔、探索，有些教训和遗憾，虽可以理解和谅解，但同样不可没其艰于开路先行之功。此中排头人物胡适，此后在学界、政坛种种言行的反复、复杂，海外对他的Transvaluation of values（价值重估），不论正议负论，在此暂且撇开不谈，仅以他的新诗而言，那既名其“尝试”，又以其“诗体解放”所具指导性的主张和实践，导致许多诗的诗体无形，“自由”乃至放纵，以散文化而沦为非诗化，正是延续百年、时起时落的诗弊。因此，冯至先生非常同意将胡适的《尝试集》以及同类的诗，视为“不是新诗成就的反映；却是新诗开路的碑记”。

　　诗道，薪火相传。民族文化，以其民族精神为其生命永恒的根，也是新诗发展中活的现实源流；民族精神，在真正的艺术中是合于艺术的存在，必然融合人生，自然无法脱离思想，乃至哲思所绽放的光彩。顺其自然又按其规律地健康发展，有它的思想、艺术方向，但千万不可先验地沦为思想和艺术之教条；强调继承传统时对“传统”的概念，也应重其精神实质，而非外在表象，正如宋词与唐诗之异，是丰富，非背离。讲“传统”，也不能仅仅拘于民歌、古典诗词一些形式；新诗与它虽同为诗，“新诗”毕竟又有不同于它之“新”，且是从西方，如引进西红柿一样所引进的诗体。它对外来的“拿来”，恰是拓展、开阔诗路的起点，绝非一成一不变地“拿来”，同样，也绝非要你数典忘祖。但“拿来”、借鉴，绝非取代，必须融入于我，以适应民族士壤，才能生根长存。往后，若不能再适应它再发展之所需，固守的僵化，同样只能是老化而致老朽。因此，“拿来”在它为自身生存发展所前趋的变化中，也形成自身发展、变化的丰厚传统。这一点，不可忽视、疏忽。

　　本来，一般情况，人与诗是合一的，可是，在那新诗开创、发展期的特定历史阶段，许多坐标于历史碑记之人物，其诗却有不能都保证有经典性之憾；同样，百年种种复杂情况，不能之前坐标于历史碑记，之后又不热闹诗坛，而于所谓的“主流”之外，或为诗外的原因而于诗外者，无论从社会生活来说，还是对新诗自身而言，都是不可忘的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人间世事永恒的背景。因此，本书绝不选边站队，亲此疏彼，弃此尊彼，不同意简单、庸俗化的“反映论”和“题材决定论”，当然也不能无视、也无视不了题材构成一部作品的作用，以及作品以其诗之规律所反映的认识。然具体操作，绝非易事。诗道，既宽阔，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也有风雨、有歧途。行者，迷路、遇坎、遭险，不足为怪。不论以诗论事，还是从人看诗：入选于此的文本，虽然无法皆为经典，可新诗百年运动的百年诗履，它步步推进之令人眼花撩乱的千百诗象之诗证史证，不仅有其史料价值，有的也有它的经典性。这都需要我们历史地全面观照，分别同时做出明确说明，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关乎诗的严肃。

　　同时，在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争来一定自由空间的文人，结社聚友，亦为常事。但叙史者若将这些与文学流派并无关系的社团活动，视为文学流派所示的“百花齐放”，对新诗历史的叙述，则无法完全真实。如有影响的“创造社”，郭沫若的浪漫诗质，与冯乃超、穆木天、王独清三位自觉于“象征”者，生硬地被捏成一个流派，不伦不类。胡风先生对诗坛长期以“创造”为一新诗流派之论的固执，到今日得以解构，视为“卓见”。朱自清将 “新月”称为“格律诗派”，可是，“新月”社长胡适，即大力倡导“诗体解放”，与格律挑战；同列为“新月”之格律诗人，徐志摩倾向西式，朱湘则具古典诗词的色彩，很难说他们格律的同一。再，如以文学期刊《现代》所聚集的一批有影响的诗人群，当中施蛰存、徐迟，虽也曾有过点赞“意象派”之论，但简单地以刊名之“现代”等同西方文学的Modernism，则无道理；简单、笼统地视他们为一群西式的“现代派”，更无理由。公认为这一诗人群的代表人物戴望舒，西方评论家在“现代”的故乡表明：“现代派”立脚的基点，是反传统，戴望舒不仅不反传统，其诗行的传统烙印，反而处处可见。他的代表作《雨巷》，不仅叶圣陶称许它“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之“音节”，有着旧体词曲的艺术借鉴，就是内容，诗人好友卞之琳都说它是南唐中主李

　　（916—961） 《摊破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的“丁香空结雨中愁”之“稀释”。当然，不能由此否定它的艺术创新，以及它在新诗之中有其影响力的光彩，也不能无视它的本相，强行纳它为Modernism之“现代”……晚至近年，“朦胧诗派”，更是错位加冕。他们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无一“朦胧”而定其“朦胧”的误读，是反科学的所谓“学识”。往后更有“后朦胧诗派”，将其时较活跃的中青年作者尽揽囊中，一群本是各自以其艺术个性而于诗界露头的诗人，他们各不相同，若能纳为同一“流派”，那么，它还可能是一个“艺术流派”么？当我们不忘新诗开创之日的“五四”之“打倒孔家店”有它的简单和粗暴之处时，大概也不该忘记儒家核心的纲常观的封建之弊。以诗的名义如此拉队伍，扩阵容，撇开了与诗无关的“诗”来说它，只能是新诗之外的诗德，乃至政治之事。

　　凡此种种，它导致对新诗百年，更重要的，是对诗本身其“诗”之误读。

　　为此，本书也就免不了对有些人与诗，用现代的口语说：“重新洗牌”。

　　这是历史唯物与辩证唯物地看新诗百年；是以新诗开创的初衷，看百年诗运能否，或是怎么在圆她的梦；

　　这是绝对尊重艺术规律时，不论诗人怎么内化和外化，它的反映和担当之举；

　　这是保证“诗就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既拒绝为艺术而艺术地躲进象牙塔，远离社会生活和它的社会学与政治，同时拒绝以庸俗社会学简单地配合、迎合其所需的反艺术规律之所为。

　　若有“纯艺术”，只要它是“艺术”，不论“纯”到什么程度，一概欢迎。同样，诗的功利性和社会学功用，同样无权反对，但也要像鲁迅先生一九三一年在《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对艾芜之言，“只要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才能“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有贡献意义的”。既要为诗者首先得是诗，又不容借所谓的“艺术”之名，排斥、扼杀诗所以是诗的这一担当。

　　当人们为新诗的形式问题嚷嚷，又难以深入本质而陷于形式主义争议时，也就更应牢记列宁（1870-1924）一九一四年在《哲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所言：“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不论怎样的形式，都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开国前“解放社”版的译文为：“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这样或那样地依存于本质而被赋于形式的……”两种译文参读，有助于理解原文。诗的本质，诗人对形式的选择和创新，乃至所“创”之“新”有违旧规而被视为的“怪”，都是审美的常态；对它的扬弃、好恶，都很正常；对它分高低优劣，则反常、变态。凡此种种，若无视诗之自身与生活相系之客观，它则无从唯物而存，若无视诗人之主观于诗之自我，也无诗的个性与创新可言，若各行一端，则无从有真诗，若要诗真，就必然要求二者的辩证统一。

　　如此为艺术，是一种人生；如此的人生，也是一种艺术。

　　诗的百年，百年的诗；诗的百年，百年的人世。

　　百年的诗，百年历史，它们本是一回事，绿原（1922—2009）曾在自释其诗时道：“因为二者都力图忠实纪录人类的生活、斗争和命运；诗和历史又不是一回事，因为后者采用陈述语态，而前者往往采用疑问语态和虚拟语态。”这里，我们采用诗的语态记史，自然包括新诗自身之史。

　　回首百年诗史，常常无法离开诗看人，同样也难撇开人看诗。不以诗废人，也不以人废诗。有的人还被记着，他的诗却忘了；有的诗还被人记着，他的人却被忘了。那么，当记着的就记着，已经忘了的就忘了吧。同时，也不认社团及所谓的流派，以及诗外的种种给予诗的标签化，只认好诗、坏诗、真诗、伪诗，以还原于诗。此中，还有许多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光荣传统，同样不乏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是沉重的教训。

　　这一切，并非今日的故事，实为新诗自身本来就是为“五四”所推动社会变革之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它是“抗敌救亡诗歌运动”的“运动”。这是不论涉及什么问题都不能不予以考虑的。

　　这是艰难的考验，编者尚未失去起码的自知之明时，只有尽其所有，争取做好。

　　遗憾，不仅难免，而且是绝对的必然。比之本书，那十几二十卷的大系、全系，它的容量就是它的几十倍。虽然一生仅一首《囚歌》的叶挺，也能永垂诗册，出版许多诗集的，最后有的也可能只是诗界的过客。诗不是以量取胜的，一般读者，对那诗的巨大工程的印本，也不一定有那样的消费能力和兴趣，但它又毕竟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为有心研究、专业于此者，备下以其容量所能有的资源。然而，本书由于篇幅所限，必然许多的人和作品未能入选，这，既有趋于“精”的可能，也必然有遗珠之憾。

　　有人说过：诗，是实的，名，是虚的。诗，好诗，即使一时不被人认识，甚至一时遭冷遇，它埋在土里，自身还是发光的珍珠。然而，诗人，诗名的沉浮，有时却有很大的偶然性，有诗外的原因，也会有诗外的功夫。

　　这是很实际的大白话。可是不被埋没的珍珠固然有；若被埋没了，也就埋没了的，也无可奈何。在现代信息社会，事一露头，想藏着掖着也掖不住。现代人，若不是隔绝世外，作品也不太可能有古人那样“藏之深山”的条件。可这百年，社会还不是那么“现代化”时，除个别“清高”于不屑与诗界为伍者，因战乱和社会的动荡，好作品由此得不到公开发表或散失掉的，也不会少。目前，我们只能盼望刨出一些“出土”，以便对新诗的各种叙说，能丰富、充实一些，有些杂乱之处，尽力而为地做些梳理。对新诗“运动”的“运动”二字，完全抛开如今有人对它贬义的糟蹋，既尊重以往新诗于“运动”之中为某家或几家的叙说，又看到它从原先的“平民”化，被读书人引入书斋，走上讲坛，又从“运动”之中走出书斋，走下讲坛的历程。

　　当还不可能完全复原新诗的原生态时，逐步对有些时下被疏漏的名家名作，对那些因各种历史境况为今人所陌生的故人旧篇，我们若能，哪怕只能部分地，乃至很少地钩沉，于人于史，也算迈出了一步。

　　目前，一般有关文艺述史之著，在一个概况的大框架下，多是以个人分章分节而论，本书也是以个人为单元。至今，我们仍然这样认为：新诗运动浩浩荡荡，诗人辈出，但也不可能诗人一一敬请到位，佚名与无名者，还无觅处。然而，诗史的生机，生动、具体于诗和人之细节，按本书出版要求，首先是应对本册入选的一百八十多位诗人，皆有一个简介，但拥有他们诗与人的资料和认识，不可能无限，资料供需，无法匀称，只能据现有的客观条件，如实地，不拘一格，非官样文章地对他们写出或长或短的附文，有些，涉及史或诗，乃至诗外一些非诗问题引出的羁绊，就得多唠叨几句，无此连累的，反可少些嗦。此中有别，绝无轻重之分。为此，既有难以圆满之憾，同样也没有必要再写长篇的有时还难免空泛的大论为序跋。

　　在作者名次排列的先后上，本书没有以姓氏笔画，或以年龄的长幼论资排辈，或以诗人所属的社团乃至以作品的题材归类，再从此中弄个名目为序。在此，虽然不是绝对，也得从全书全盘编辑的某些具体问题考虑，有所灵动，有些弹性，但基本上是以诗人出道时间，且以他的诗，并具体到入选于此的作品之时间为序，有多首诗者，以头首诗的写作或刊出之日为准。这一时序，有助于同步看到新诗运动百年发展的轨迹。

　　前面说过，这里既无能力，更无此需要和必要，以浩大的工程，几十卷的篇幅来展现新诗百年。在华人汉诗故土的中国大陆，以“五四”新诗开创的一九一七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每个时段都在三十年左右。它是很匀称的时段分布，这里也就以此分成三卷，表现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之不同的新诗。它不是泛泛的百年诗选，而是在今昔的追忆和观照中转换，在诗的客观与主观必然的辩证统一中，当然也少不了主观能动地从图书馆旧时报刊以及一些诗页的纸质老化、脆得无法复印的私人藏书，和许多正式影印的旧时期刊及前人编印、选辑的新诗选本中，再做一次选择。不敢自信能选“精”，但这既相连又各自独立的三卷诗册，向今日又一代年轻读者推荐、介绍时，既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的阅读自由，也避开几十卷消费的经济压力。从读诗到购诗，都该为爱诗者着想。

　　有人讽刺今日“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实在是大家读到的非诗、伪诗太多之故。真的诗，即便今日不能畅销，不一定能像开国之初那样广受关注和尊重，而且短时还难摆脱诗集出版之困，也是无羞可遮的。可是，石在，火种不绝；诗，是与人类的生活共存、永存，且永远辉煌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文明的内核。它今日的困境，正是自身病患所致，若有勇气正视这一点，不讳疾忌医，读诗的，一定会比写诗的多，完全能以几何倍数增长，诗集也不愁畅销。可“一万年太久”，还是要“只争朝夕”。本书，也是为此铺路。毋庸讳言，起步很艰难。此时，若无武汉远目矿泉水公司吴远目董事长的策划，武汉中图图书出版公司赵国泰总编的支持，以及一些资深的著名诗人，为选目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提供有关资料，此书编写，将无法顺利。当然，软实力与硬实力，缺一不可，若无前二位为出版发行的关键及具体环节问题之奔走，它是不可能按正规程序公开出版、上架发行的。借此，我表达我的感谢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