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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的可能——流沙河新诗导读

时间:2023/11/9 作者: 中国诗歌 热度: 9525
□邹建军

  “诺奖”的可能
——流沙河新诗导读

  □邹建军

  流沙河是当代抒情诗人、散文作家和批评家,1957年因为散文诗《草木篇》而被批判,并因此而被打成“右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事件”,其诗也因此而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五十年代有诗集《乡村夜曲》、《告别火星》等,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他开始了诗歌创作的“第二春”,创作了更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故园九咏》、《理想》、《妻颂》、《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老人与海》等,1982年出版了《流沙河诗集》,后来又出版了《流沙河诗选》等。流沙河是在“反右”斗争与后来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受到了严重迫害,而隐姓埋名二十年之后,又复出成为了杰出诗人的,并且至今仍然健在,继续从事多种多样的文艺活动。前不久,有一篇朋友圈里的微信文章里提出一个命题,认为流沙河最近十年以来,一直在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做准备,主要的意思不是对他的赞美,而是对他的嘲笑与讥讽,其中说到诗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惜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以讨好西方大奖的评委。说实话,我虽然费了一些心力,仍然没有发现接近九十高龄的流沙河先生有这个方面的表现,也没有发现他最近十年有此方面的言论。然而,既然有人提出来了,我们当然就可以联系到他已经发表的全部诗作,来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并就当代诗歌创作的相关问题,发表一些也许并不成熟的意见。

  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流沙河是不是“文革”地下写作群体成员之一?第二,流沙河是不是属于“归来”派的重要诗人?第三,流沙河诗歌创作的思想与艺术特点是什么?第四,流沙河诗作的独立价值与其创作背景之间的关系。第五,流沙河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流沙河诗作独具特点,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以及批评家们的肯定。从历史上来说,其可以属于“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群体,虽然他当年只是作为个体而写作。自1957年他被打入社会底层,在一个工厂里拉大锯,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不少的作品。从其《流沙河诗集》来看,1950年以前的诗作只有一首,1950—1955年一首也没有,1955—1976年有73首,共占101页的篇幅。1957—1976年,也就是他所说的二十年大锯生活时期,共有31首作品,占有35页的篇幅。其中《故园九咏》“断断续续写在七十年代中期”(作者自注)。二十年以拉大锯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劳改生活,为其后来的诗歌写作与其他文体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与曾卓等归来派诗人的命运相似,也可以属于“归来者”诗人群体。只不过,他的创作开始得比曾卓要晚,曾卓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四十年代的国统区,而他的诗歌创作开始于五十年代的成都。虽然有证据表明他在读大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写作,然而多半只是新闻作品,而并非真正的诗歌。他的大部分具有重要价值的代表作品,甚至不是写于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而是“复出”之后的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所以,我们要读懂流沙河的诗歌,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时空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诗人群里,流沙河当然有其独到之处,他写诗的历史比较长,作品也比一般的诗作者的作品更为深厚。由于把写诗当成了生命形式之一,只写自己经历过与感受过的东西,而不写那些空洞的时代想象,也不写那个社会里被人看重的与政治有关的东西,一切来自于外而一切也出自于内,故其大部分的作品是个性气质与人格精神的表现,特别是原始地保留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与压制,种种动人的影像与情节就显得特别珍贵,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与诗歌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要从整体上去把握流沙河的诗歌创作,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的创作是相当丰富的,创作的时间比较长,跨越了好几个历史时期,包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还有新世纪的十七年,他也没有停止写作。因为他的地主与官僚家庭出身、后来因为时代的变动而没有完成的求学历程、本身就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当许多诗人已经作古而他还活着,并且还活得很好,许多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一点可以相信,那就是他作为四川人所特有的风趣与幽默、自嘲与反讽、喜笑怒骂与机智巧妙、说真话与说巧话的统一等,也许是许多其他地方的诗人所难于相比的。任何诗作总是由人来写的,没有诗人就没有作品,有什么样的诗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再复杂的精神形态与艺术形态,理解与把握起来也是有可能的。

  在思想和艺术上,流沙河的诗歌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质。自《草木篇》开始,其后的《草木新篇》、《草木余篇》、《故园九咏》、《书魂入我梦》等,都是写诗人自己的生活形态与人生经历,几乎是诗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受迫害、受打击的“自画像”。“纸窗亮,负儿去工场。/赤脚裸身锯大木。/音韵铿锵,节奏悠扬。/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啃完春,啃完夏,/晚归忽闻桂花香。/屈指今夜中秋节,/叫贤妻快来窗前看月亮。/妻说月色果然好,/明晨又该洗衣裳,/不如早上床!”(《中秋》)诗中所写自然不是中国古代的“中秋节”,也不是外国诗人笔下的“中秋节”,只能是中国当代诗人流沙河笔下的“中秋节”,因为只有在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中秋本来让人向往,是诗意深浓的时光,可是在强大的专制势力之下,一个知识分子及其家庭的处境,却只有如此的悲凉与凄惨,然而,他们却能够平和地对待这一切的不公。《故园九咏》里的九首诗,是诗人自我生活的面影与自我命运的咏叹。当然,还有像《社里的日常生活》、《给女拖拉机手》、《草木篇》这样的早期作品,《情诗一束》 (8首)、《未来的妈妈》、《胆小的少女》、《少女的哀歌》等这样的爱情诗篇。同时,还有七、八十年代之交所创作的一批作品《书魂入我梦》、《看江青受审》、《文学讲习所旧址》和《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等。诗人的写作,从本质上来说也许本来就不可离开自己的生活,然而,像流沙河作品中如此这般的“自我表现”,在整个当代中国诗坛上,也是相当突出的。由于自我的出身所受到的伤害,由于一组散文诗而被打成“右派”的事件,由于在社会底层过了二十年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生活,由于自己的家庭出身而发生的一些爱情故事,由于对改革开放时代一些领袖人物的复杂感情等,他的许多诗作就成为了独特的“这一个”。没有自我就不会有自传,然而并不是只要写了自己的生活,就一定具有自传性,内在自我与外在社会的统一,才可以构成一个时代的“传记”。流沙河的诗就是他在特定时代的生活与情感之如实记录。

  二是具有突出的自白品格。流沙河的不少诗作,都是自说自话、自我剖白,少有故事情节,也少与他人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妻颂》是对妻子的自我表白,写邓小平的作品《老人与海》,也是写在北戴河海滨休假时的自我心迹,并未与这位“世纪伟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对话。让我们来读一读《妻颂》:“应该怎样答谢你的厚爱/爱你直到结束我的生命/爱你当年到处寻访我的下落/爱你街头遇我顿时又喜又惊/爱你如晚山笼雾的眉毛/爱你如明湖映月的眼睛/爱你歌喉婉转/爱你舞态轻盈/爱你胸中藏着清醒的逻辑/爱你额上刻着思索的皱纹/爱你天真的憨笑传送着春意/爱你热情的红唇透露出纯真/爱你高兴时随心嘲谑/爱你生气时杏眼圆睁/爱你一身素净不穿花色/爱你一头亮发剪齐耳根/爱你抛弃了可羡的荣华富贵/爱你选择了可怕的寂寞清贫/爱你为爱我而丢掉饭碗/爱你为爱我而甘当贱民/爱你没有嫁妆只有旧衣旧物/爱你陪我流放迁来小小乡镇/爱你被当官的舅爷骂作天生反骨/爱你被势利的女友骂作头脑发昏/爱你冬夜偎热我冰冷的脚/爱你夏夜扇凉我汗浃的身/爱你倚门等我收工回来/爱你梦中呼唤我的小名”。引诗似乎长了一点,然而从这样温暖的诗句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出诗人妻子的整体,从头到脚、从早到晚、从古到今、从外到内的整体形态,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诗人的自白而得到表现的。说这首诗具有自传性质,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诗人所写就是他自己的妻子,而且是以歌颂的口吻而写出的。这不是一个平常年代里的“妻子”,也不是一个社会上普通人的“妻子”,而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受苦受难的诗人流沙河的妻子,她之所以要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男人,就表明了她的人生态度,以及她的精神境界。更为突出的,也许是代表作之一的《故园九咏》。在这组并不是很长的九首诗中,主体的内容都是对儿子、妻子、邻居、图书等的感情表达,全是采取自说自话的方式,虽然可能有一个对话的对象,然而这个对象却是虚拟的存在,所以他的许多作品远比有的诗人那些长篇大作真切感人,与这样一种以反省与忏悔为情感基调的自白有重要关系。诗歌与其他文体有所不同,小说与戏剧很难采取作家自白方式,而诗歌和散文中的一部分作品,则可以以此显得特别与深厚。如果我们以真、善、美作为评价抒情诗的标准,那么,流沙河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真诗与好诗。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几乎没有叙事诗,他并不想在诗中叙事,抒情之中有一些情节与面影的存在,就是诗人自我的人生形态与精神形态的“活写真”。

  三是对时代生活与历史人物的独到把握。总体上说,流沙河的诗也并非全部表现自我,有的作品中也有那个时代的面影,也有在那个时代里所常见的人物形象。如《哄小儿》:“爸爸变了棚中牛,/今日又变家中马。/笑跪床上四蹄爬,/乖乖儿,快来骑马马!//爸爸驮你打游击,/你说好耍不好耍?/小小屋中有自由,/门一关,就是家天下。//莫要跑到门外去,/去到门外有人骂。/只怪爸爸连累你,/乖乖儿,快用鞭子打!”由三节四行所组成的抒情诗,虽然只是《故园九咏》里的一首,却是相当重要的一首。一个在社会底层被埋没了二十年之久的当代诗人之生活形态、精神形态与悲剧命运,被几个简要的动作与几句掏心的话,就表达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在与儿子的对话中,诗人对那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命运的把握与表现是相当独到的,也许只有曾卓的一些作品如《有赠》、《悬崖上的树》才可以与之相比。我们再看一首《焚书》:“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也是组诗《故园九咏》里的一首,以两节四行的形式就把那个荒谬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可笑表现出来了,诗人自己的痛苦与无奈实在是让人感动不已。在那个“斗私批修”的时代里,任何书本都是不可保存的,外国的文学作品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有付之一炬,然而诗人对此是那样的不堪,似乎我们还可以看见他那被痛苦所扭曲的脸面、听到他所发出的一个男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啜泣声。当然,并不是他所有的诗作都有对时代生活的准确把握,有的作品也是有严重时代局限的。早期两本诗集《乡村夜曲》和《告别火星》,就保留有浅白的素描与颂歌性质,并且少有自己的判断和思想,与那个时代的其他诗人诗作,没有产生很大的区别。就是写朱德元帅的《梅花恋》,以及《看江青受审》、《文学研究所旧址》等,虽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然而也有一些不可言明的问题存在。不过,流沙河诗作中的时代色彩和个人精神基本上是统一的,而不是像有的诗人那样是分裂的。有研究表明,一个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如果若即若离,也许是最佳形态,一个诗人不可能不受时代生活的影响,然而也不可直接地表现所见所闻,要有充分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许只有这样的创作态度与人生态度,才可以对时代生活与时代人物有最好把握、精到的表现。

  四是在语言上的性格化与文言化倾向。流沙河的诗作几乎都出自自己的心灵、自我的个性,所以,其语言表达与艺术形式也是个性化的。在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复出以后的作品里,风趣、幽默、自嘲、反讽之气息,比比皆是。他在中学里与大学里都是学文言出身的,在他的一生中都能写文言文,虽然大部分作品都是自由体新诗,但也就具有了简洁、典雅的文言风味。正如他自己所说:“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严谨,条理分明,极少废话,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流沙河自传》,《流沙河诗集》第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如《理想》:“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理想如珍珠,一颗缀连着一颗,/贯古今,串未来,莹莹光无尽。/美丽的珍珠链,历史的脊梁骨,/古照今,今照来,先辈照子孙。//理想是罗盘,给船舶导引方向;/理想是船舶,载着你出海远行。/但理想有时候又是海天相吻的弧线,/可望不可即,折磨着你那进取的心。//理想使你微笑地观察着生活;/理想使你倔强地反抗着命运。/理想使你忘记鬓发早白;/理想使你头白仍然天真。//理想是闹钟,敲碎你的黄金梦;/理想是肥皂,洗濯你的自私心。/理想既是一种获得,/理想又是一种牺牲。”“理想”是人类的重要主题却不太好写,因为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并且每一个诗人的理想各不相同;诗人写了自己对理想的理解与想象,以相当整齐的诗句进行表达,似乎没有一句一行是多余的,不仅精练,而且典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言文带来的优势。《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赞美共产党执政的六十年,《就是那只蟋蟀》写台湾同胞的思乡之情,情感深刻而沉重,这样的作品之所以感人动心,与文言的简要和生动有很大关系。流沙河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喜欢读古诗与古文,对于对联与其他讲究押韵之类的文体有很大兴趣,这样的历史与兴趣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他的诗作大部分是新诗,采用的是现代汉语,并且有一些四川方言在内,然而整齐与对偶之句的众多与丰富,是让人惊叹的。一些重要的诗歌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文体如绝句、骈赋之间,也存在重要的联系,《故园九咏》里的九首诗,其实就是现代的“绝句”。当然,在他所有的诗歌作品里,这样的作品是并不多见的。

  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未必能全面概括其诗作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然而也只能如此。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讨论如下问题:第一,为什么《草木新篇》与《草木余篇》的思想深度与艺术精度都不如《草木篇》?后者在许多方面显然不如前者,这是不言自明的。其原因主要在于诗人对于自我的认识与时代环境的改变。五十年代中期,诗人血气方刚、想象力丰富,同时也受到了“百花齐放”方针的激励,所以诗人以忽发奇想的五种植物为喻,并且是以散文诗的形式来表达,而表现的却是诗人自我的精神与品格。1979年夏天创作《草木新篇》 (8首)、《草木余篇》 (8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激情,也没有了那样的想象力,所以其结果只能是平平而已。第二,流沙河的诗作有一些什么诗体?他的诗作全部都是抒情诗,没有叙事诗,没有史诗,没有诗剧,这是肯定的。然而在抒情诗中,也有多种多样的体式,包括了散文诗、绝句体、自由体、民谣体、古风体等。他在诗歌艺术上是有所追求的,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在当代诗人群中是不多的。第三,流沙河诗中的“苦难”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其诗歌多半表现苦难的情绪与痛苦的心态,其实质是来自于诗人自己的苦难人生,同时也表现了他那一代人的悲苦命运,所以具有为时代与群体代言的品质。正是在这一点上,诗中的自我与时代是统一的。第四,其诗多半写人,为何少有自然的印迹?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诗中多半写人与人的命运,包括他的家人、那个时代的普通人、那个时代的领袖等,并且也写得不错,然而他对于自然山水的表现是欠缺的,看不出他的自然情怀与自然意识,虽然三次写了“草木篇”,然而他在这些作品中所写的全是人格化的“草木”,而非真正的“草木”,所以,他的诗作与自然山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就是《老人与海》里的“海”,也只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意象,而非真正的自然界里的大海。为什么如此,实在是不太清楚。也许,他认为寄情山水是古人的专利,当代诗人的目标就是以写人为中心;也许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自我的生活问题都没有保障,也就没有心情去关心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类的关系。

  我们要理解他的诗歌作品,也许可以提到一些相关的背景:第一,他一生特别是中年以后,特别爱好对于外星人与飞碟的研究,这有助于其诗歌的想象力与对于空间的开拓,当然也有助于他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地球之外究竟还有没有外星人的存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来就具有本质上的诗意。第二,在他诗歌创作的中年时期,深爱台湾诗歌艺术的影响。他是改革开放以后较早引进与介绍台湾诗人的批评家之一,在《星星》开设了专门的栏目来进行介绍,并且出版有《台港中年诗人十二家》、《隔海说诗》等著作,他的这两种著作对于当代中国诗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个时代如何得外来风气之先,也是诗歌创作具有探索性的重要原因。第三,他晚年在书法上也有相当造诣,对其晚年的旧体诗创作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他的个性与气质,他的书法具有秀气与童趣,老玩童的性格也给其书法作品带来游戏品质,所以其书法作品也是独具一格。人到老年就会回忆,一些自然天成的古体诗词就产生了,而多半都成为了其书法作品的主要内容。第四,古文功底有助于他的诗歌创作。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读过许多中国古代的著作。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在废纸背面的。”(《流沙河自传》,《流沙河诗集》第8—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广阔的知识面与对于科学技术的兴趣,沉静的性格与沉思的品质,对于他的诗歌创作也是有影响的。当然,他的大气与开阔还是不够的,有的时候过于拘泥于一时一地,所以在九十年代之后,没有更多的重要诗歌作品产生。当然,这样的问题也许与他为人的格局有关,也就是不够大气与自由,对于重大问题不是那么重视,对于时代的变化不是那么敏感,过于注重自我的小小悲欢与生活情调。当然,同时与他独特的诗歌观念有关:“我不相信生活中到处都有诗,只等你去俯拾。我只相信感自外来,诗自内出。写诗不是采煤,哪能天天按尺掘进。”(流沙河《故园别》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道理虽然是这样,然而如果用心观察、以我感物,有了对于自然与生活的发现,还是可以发而为诗的。如果在九十年代以后仍然能够保持创作活力,长期坚持诗歌艺术探索,他也就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流沙河。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他的一生就像是一条小小的河流,虽然并不雄壮,也不急险,然而正如在沙漠里的流动,时隐时现,却相当清澈与平和,时有机智与闪亮。我们再来讨论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流沙河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个人认为在未来是有可能的,但也要看具体情况。第一,他对于政治的看法,也许是由于他人生的成熟而发生的,这样的变化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过程,对于过去记忆犹新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感,也不是自最近十年才开始的,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有着重要的关系。一位诗人有他选择的自由,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基本保障。第二,一位当代诗人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想法是好事,我们不能否定一位诗人对于自己艺术成就的肯定,特别是人到老年之时,想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肯定,是可以理解并且是值得赞赏的。更为重要的是流沙河还不是一般的诗人,他在那个时代其诗歌的思想艺术高度是不可忽略的。第三,就其诗的思想艺术成就而言,其诗要获得西方学者的认可也并不乐观,他有多少诗作被译成了英文或其他外文,也是一个问题。没有优秀的译者与译本,汉语诗人要获得西方评委的认可与肯定是不易的。莫言的作品如果没有优秀的译本,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没有希望的。第四,他的许多作品在思想与精神上与西方文化还是相通的,比如说悲剧精神、忏悔意识、反思情怀与批判态度,特别是他在《草木篇》中所表现的独立与反抗人格,在《故园九咏》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时代怪象的否定、对于专制政治的抨击与否定,在《老人与海》、《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中所体现出来的宽容与包容态度,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和传统文化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它们的“东方形态”。他对西方文学是相当了解的,正如他在回忆四十年代后期的阅读生活时所说:“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七人集》,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流沙河自传》,《流沙河诗集》第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从此可以看出他自学生时代开始的对于文学的兴趣,特别是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加上后来他对于人类学、天文学、哲学的格外兴趣,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了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体。诺奖开评以来,绝大部分获奖者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者,流沙河的确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许多获奖者都是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并且具有高度的创造性,而流沙河也基本上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当然,如果他的作品数量再丰富一些、文体形式上再丰富一些、坚持文学创作的时间更长一些、与西方哲学思想的联系更密切一些、译到西方的作品更多一些,那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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