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生滨 田鑫

　　《西夏史诗》的诗学考查

　　□李生滨 田鑫

　　讨论宁夏当代诗歌，无法回避肖川，无法回避虎西山，也同样无法回避杨梓等倾心诗歌的精神梦幻者。尤其是杨梓，以《西夏史诗》的创作探索，引领宁夏当代诗歌创作的美学高度和历史深度。从诗学而言，杨梓在新诗的形式里寻求古典意蕴的《骊歌十二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再次细致过滤了《西夏史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的抒情想象，并丰富了诸多西部意象的文字雕琢。

　　杨梓，1963年7月生于固原，曾任《朔方》诗歌编辑、副主编，现为宁夏文联文学艺术院院长，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诗歌学会会长。1986年开始创作，作品入选过众多选刊选本。曾参加《诗刊》社第15届青春诗会，在《诗刊》发表过个人作品专辑。写诗30年，出版《杨梓诗集》、《骊歌十二行》等诗集。

　　杨梓作为宁夏当代最优秀的诗人，性格倔强而赤诚，最能显现其个性追求的成果是《西夏史诗》这一宁夏诗歌地标性的巨构。《西夏史诗》不仅内涵丰富，也体现了诗人高标的艺术追求和历史想象。“这个英雄时代的已沉没的光辉，使人感到有必要用诗来表现它和纪念它。”诗人的英雄情结、史诗情结就凝聚在他所引用的黑格尔这句话里。诗人对于创新有着强烈的渴求和与生俱来的野心，就像“五四”时代中国新诗的尝试者们摆脱旧诗的“阴影”，创造出自由新诗而一举揭开了中国诗歌新纪元一样。杨梓作为一个拥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双重传统的宁夏诗人，敏锐地抓住历史机缘，挣脱区域束缚，以全新的艺术观念触摸西夏神秘而古老的岁月过往，写下《西夏史诗》这部60万字的诗歌著作，表现诗人雄心和精诚的同时，也充满了对一个民族远去背影的缅怀。

　　“民间诗歌的语言充满象形文字，这些文字与其说是通过形象，不如说是通过音乐才能理解，与其说是表现对象，不如说是激起情绪”。

　　按照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说法，“史诗是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其产生年代早于一般的或现存的希腊抒情诗和悲剧”，“史诗是严肃文学的承上启下者，具有庄重、容量大、内容丰富等特点”。鉴于古希腊英雄时代拥有《荷马史诗》这样辉煌的作品，所以“史诗”除讲述诸神传说和英雄故事的古老传统之外，还包含着吟唱者及其门徒、模仿者将过去故事从湮没中抢救出来，使之恢复生命，感动后人的特征。这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的传唱中更为经典和庄严地显现并触及心灵。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史诗历史及其认识日趋丰厚，人们在历史研究和分析程序日益严密的启迪下，对“史诗”以及已经积累起来的材料进行了冷静的思考。除了进行关于“口头”和“笔头”史诗的对比研究之外，将史诗作为“有着一定长度的叙事诗”，“史诗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其结构是有序的”，“史诗诗人为他自己的时代讲话，有时候代表一个民族，有时候则代表整个时代”等论说，都充分体现了史诗具有的精神性内涵和审美性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批评讨论中，张立群认为，杨梓的《西夏史诗》主要应被理解为代表一个民族历史的文人作品，它的庄重、容量大、内容丰富等特点，表明作者期待穿越时间的迷雾，在俯拾文明碎片的过程中，整合“一部生动而丰富的历史”。冥想高原吹来的风雪，不仅仅是历史的召唤，还有当代诗人昌耀的精神血脉。

　　“远古的图腾承受着日月的融化与塑造”（《逐水草而居》）。毫无疑问，《西夏史诗》会因为西夏民族悠久的历史而产生多种讲述故事的方法。然而，讲述者今天化的视点决定了这次讲述如何组合历史的可能。即使“你无法想象没有具体形象又有任何形象的光明之父／你无法看清他无穷的变化成为宇宙间无穷的事物／你永远不知道他来自何处又去哪里／你只记着他的故事／和无法阐释的名字”（《逐水草而居》）这样的诗句，一直充满着礼赞中的困惑，但杨梓还是在古老羌人迁徙的羊皮口袋里找到了历史的踪迹：当一个亘古的民族经历了创世的阵痛，“最初的太阳腿女子和她的子孙们／成为源和流的神话”（《永远的昭示》）。

　　古老羌人留下一路族人死去的足迹，来到辉映两轮皓月的孪生湖之间，在白鹤留在大地上的一只白色的世界之卵中，走出的她就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人”。

　　“她叫董拉可她没有姓氏／她是白鹤的化身可她没有创天造地／她是董部酋长的公主可她失去了亲生阿妈／她是部落里最美丽的女孩可她并未发现／她将成为一个部落的始祖可她并不知道”（《逐水草而居》）。

　　西方十二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但丁对诗的定义是：“诗不是别的，而是写得合乎韵律，讲究修辞的虚构故事。”《西夏史诗》中，传奇经历构成了一个古老英雄部落拥有具体名字可考的“历史”，这段“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比喻和想象中的浪漫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夏史诗》“史”的意义已经成立，而诗，又让真实的西夏历史，戴上了永恒的神奇光环。

　　传说是神话的子宫，历史是抒情的摇篮。至《西夏史诗》卷八《红炉点雪》时，杨梓已将时间的标记刻在“清康熙三十九年”。当隐居贺兰山的甲木朵在巨大的沉默中“坐成无人知道的禅”，西夏从文字出现到此时已经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历史。

　　“党项啊 念起即临的神／现在请你飞出梦乡／结束这一漫长的旅程／从贺兰山深处的禅走进滚滚红尘／走进翻天覆地的高楼林立的五彩缤纷的夏都／请你豪饮一番故都的酒／再送你踏上回家的路／回到久别的天堂／回到火阿妈的身边”

　　《尾声 贺兰之乐》中的这段叙述，决定了历史的神秘大门已经通到现实。尽管，此刻已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但这并不能抹去一段苦难的历史，它有英雄般的坚强，有黄河东逝的沧桑，有神人共建的玄妙，并最终在诗人想象和追踪的眼光中成为《西夏史诗》英雄血泪的颂歌，“那里有燃烧的火焰和四射的金光”，“还有黑风里的残月和北斗”。

　　写埋没在七百多年尘埃里的王朝，其实是在替所有的西夏后裔——那些心中本来都是有诗的人叫魂。诗人精血化情语，七弦琴上起云烟。但是，凌空高蹈的旋律，只收到了少许的空谷足音，《西夏史诗》出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鲁迅《摩罗诗力说》议论说：“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激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诗人杨梓就是“撄人心者也”，“其声激于灵府”。不过他用想象、用激情点燃西夏精魂，那些已经埋没在历史长河的西夏往事，特别是血肉之躯的梦想和死亡，“追寻家园的苦难苍凉和悲壮”。云雷奔涌，文字便如琴音震荡在心灵深处，历史与想象在诗的叙述歌吟中完成“西夏”的精神涅槃。

　　人活着要仰望天空，追问大地。《西夏史诗》其实也是生活在西夏故地的诗人探寻历史天空、寻求民族精魂的一次心灵旅程，自然离不开地域的人文视野及文化象征的意义追索。

　　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特定的艺术是特定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不可避免地面对这样一种生存悖论：他既与生俱来地受到特定文化类型、审美规范的限制，又从艺术创作的独创性方面不得不有意识地逃离和超越自己所从属的文化模式。由此，任何艺术家都处在某种复杂的文化“场”中创造了艺术品。“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之中”（查尔默斯语），正如霍加特所谓“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总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的。它有其大量的文化含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从杨梓确定写作《西夏史诗》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无法摆脱历史的限定和诗歌的根本属性。有人从个体的意义确定了诗歌言志抒情的基本价值，然而在历史的深层，或者说人类共同的精神血液里，诗歌更多地属于人类审美的哲学想象和隐秘的文化象征。不但如此，由于“神人”同源造就历史，所以，一部《西夏史诗》在本质上与汉民族起源时充满神话传说并没有过多的区别。自然，这样的历史沿革，也决定了《西夏史诗》包含着许多颇具原型意味的文化意象。

　　既然《西夏史诗》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完成了一次“叙事”，那么，与丰厚历史和生命意识相连的必将是那些具有符号化和象征性意味的文化意象，而在遍览作品之后，我们可以大致察觉：“水意象”及其所指物，或许是诗人最为钟情的事物。从《序诗 黄河之曲》开始，《西夏史诗》一路伴水而来，生命的“孪生湖”、“河曲生产与命名”、“析支就是黄河曲”的重复，到处闪现着水的光芒。一般而言，“水意象”总是与时间的流动和生命的根本力量密不可分：

　　“水是追逐草场的牛羊／成群结队地从门前流过／是背负西风和羌笛的苍鹰／不舍昼夜地在头顶盘旋／水是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于党项各部的血管涌动如初”（《葬雪》）。

　　不过，从更为广阔的时空状态和象征物的角度上讲，“水意象”却包容着雨、雪、植物、叶片等一切指示物（兴象）。由于《西夏史诗》倾注的是一个草原部落的沧桑巨变，所以“水意象”的反复吟咏和使用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上述意象的大量运用，如果可以结合深层心理学的分析，则是从潜意识的角度表现出诗歌和诗人本身追寻史诗文明过程中的回归意识和诗学自觉。从西方象征诗派的理解来说，“自然界的山水鸟兽草木虫鱼种种事物都在向人们发射着信息，与人们的内心世界相呼应，诗人可以运用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变化”。再参照杨梓《骊歌十二行》打磨的《身陷红尘》、《顽石滴血》、《隐形的力》、《与雪同在》、《敦煌钩月》、《灵如风啸》等一组组诗歌意象，诗人对自我与世界之间的人类历史，个体存在，微小与宏大，空灵和实有，显扬与隐在，确实有着静默的体会和超验的理解。其实，中国文化对于山水自然的诗意审美是所有艺术家不可忽略的美学资源。西方诗学的许多理念，如果在灵性的观照中融会中国古代艺术家的感性体验，也许才能建构审美的最高境界。

　　西部是华夏民族的精神高地。黄河流淌千年，西夏连接着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连接着西域和辽金北宋，《西夏史诗》的创作让杨梓得以充实，并有了西部最开阔的地域描写和精神游走。诗评家燎原说：“近十年来，中国的西北省份出现了一批以本土人文地理和历史为诗歌资源的重要诗人，宁夏的杨梓之于西夏就是如此。”如果说杨梓的《西夏史诗》具有明显的指向性，那么那种将贺兰山、西夏等元素融入诗歌中的创作方法，就代表了宁夏诗歌创作中地域景观和历史想象的最高水平。其实，再追问一下中华民族的远古起源，党项族的迁徙和炎黄子孙的历史传说有着同构的文化指向，加上黄河的文化符码和历史承载，我们怎能说诗人没有进入人类精神血脉的象征森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