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军

　　中国新诗已经发展出了新的传统

　　□邹建军

　　当我们反思新诗存在问题的时候，有人就会提出新诗不如旧诗的意见，认为新诗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看，都不如中国古典诗词，因此要求新诗作者更多地向传统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这样的思路本没有错，并且还很有道理，因为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典范之作，足以与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遗产相提并论；同时，中国新诗也有传统一脉，即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的人取得了成效，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艺术作品，如戴望舒、郭小川、余光中、彭邦桢、郑愁予等诗人，他们的作品是新的，然而他们在艺术上、境界上、形式上、语言上，都和中国古典诗词具有深厚的联系，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所以，我并不反对新诗作者向中国古典诗词学习，然而中国新诗的发展并不只有这一条路，而是有许多条路，并且每一条路都可以直通新诗艺术的“罗马”。

　　中国新诗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传统，并且是与中国古典诗词完全不一样的传统，走出了一条自我创新的道路。中国最早的一位新诗人也许是郭沫若，最早的一部诗集是《女神》，这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有人说他的诗与中国古典诗词关系密切，其实在我看来没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古典律诗讲平仄，郭沫若《女神》里面的诗讲究平仄吗？中国古典律诗讲对偶，虽然郭诗也有比较整齐一点的诗节，然而终究不讲对偶。中国古典律诗讲究起承转合的艺术结构，而在郭诗里面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结构，虽然会有一些句式与诗节的反复出现。郭沫若早年的诗基本上是向西方的两位诗人即歌德和惠特曼学习，还有就是向一位东方诗人泰戈尔学习，与中国古典诗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的。因此，我一直反对有的人低评甚至恶评郭沫若及其诗歌，他早年的诗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正是他开创了中国诗歌创作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自由体新诗的时代。

　　

　　中国新诗史上的另一位典型就是诗人徐志摩，这位早逝的杰出诗人才华何其了得，在现代诗人中没有任何一位诗人的才华，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当然，成就超过他的还是有的，那就是艾青与洛夫。徐志摩的诗虽然不是绝对的自由，甚至还有相对整齐的一面，似乎与中国古典诗词相关，其实未必。因为从中国古典诗词来看，上面提到的平仄和对偶，他也是同样地不讲究，如果讲究的话，他的诗也就是格律诗了，然而至今也没有人将其诗当成格律诗或现代格律诗来看待，他的诗与闻一多的诗比起来，要自由得多，没有章法，变化甚大，自成一体，似乎也可以分出三个以上的阶段，然而每一个阶段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山中》等，都是典型的自由体，语言现代，形式丰富，押韵变化，是与中国古典诗词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诗体形式。因此，徐志摩的诗也开创了中国新诗的另一种传统，那就是自由抒情、形式丰富的传统。

　　新诗发展到洛夫的时代，已经与中国古典诗词越来越远，在台湾所形成的现代主义传统相当深厚，与洛夫处于同一时期的诗人还有覃子豪、痖弦、张默等重要诗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诗与中国古典诗词已经没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们使用的是现代汉语，运用的是自由体形式，句式、词汇、句法、行法、节法、意象等，也都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并且很快就超越了西方的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当时的台湾和后来的中国大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之所以产生很大的影响，不是在于它们与中国古典诗词的相似与相同，而是在于它们与中国古典诗词的不同，这种不同引起了大陆诗坛的格外重视。洛夫直到现在还在写诗，同时也在创作其他类型的作品。他的诗具有深厚的现代意识，语言灵动活跃，意象奇特怪诞，在当代中国汉语诗人中可说是独树一帜，孤标独秀。

　　我们并不反对把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转化为新诗的要素，让中国新诗与中国古诗的传统实现对接，以发展壮大我们的新诗，也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新诗，读懂新诗，认可新诗。然而，同时我们认识到一百年以来的新诗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虽然可能还不是博大深厚，但也足可供后人研习，相信会获益良多。我们能够否定艾青、戴望舒、冯至、郭小川的成就吗？我们能够否定徐志摩、闻一多、余光中、洛夫的成就吗？我们能够否定舒婷、海子、王家新、车延高的成就吗？不能。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大量的作品存在，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力量、艺术的力量，这就是一种新诗的传统。

　　也许一百年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也不算短了，数量众多的诗人们为了中国的新诗而奉献青春与热情，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们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因为新诗是存在的，并且以自己的传统而与古典诗词相区别，也与西方诗歌相区别，这正是新诗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