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观点
□ 钟秀/ 辑
●诗人于坚认为今天诗歌的贫乏就在于大多数只是自我戏剧化的表演。他相信那些不朽之作都表达了上帝的意思,诗歌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宗教活动,他不是为自我表现或者被时代认可而写作的。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只有超越性的东西才是千秋万岁的,这就是普遍性。诗人如何与过去或将来的时代相遇,当然不是自我,而是庄子所谓“吾丧我”那种东西,意指超越“吾之患在吾有吾身”的患,向吾的归依就是回到无名的普遍。
(《于坚访谈:“写作就是不断地对风格否定”》,《诗歌月刊》2013年第12期)
●霍俊明、聂权认为罗铖的诗歌写作一直有着明确的精神来路,这对于年轻写作者而言至关重要。他对于前现代性乡土和家族命运的深情追挽以及持续性地对内心精神生活的挖掘成为多年来其写作的主体精神。他惯于在平淡和朴素中发声,而他对时代现实和个体命运的历史化的想象力正在形成。当然也需要在精神视野和诗歌语言的节奏、力度以及控制力上再继续努力。
(罗铖的诗“推荐语”,《诗刊》2013年12月上半月刊)
●诗人田禾认为中国乡土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乡土诗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这魅力来自于诗人心灵的真实写照,来自于对生活的深层挖掘,诗人挖掘得越深,诗歌的艺术含金量就越高。乡土诗是从生活中得来的,诗人只有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内部,细心观察和体验生活,才能在生活中发现诗的灵感,才能在生活中发现诗。诗人王如说:“诗,当然根植于生活,源于生活,但不是照抄生活,不是再现生活,不是组装生活,而是在生活里浸染,在生活里溶解,在生活里酿造,把生活化为自己的神经,化为自己的思想,沉淀成自己的艺术。”生活总是错综复杂的,它有时给你带来忧愁和烦恼,有时给你带来幸福和欢乐,但写诗的人又不能把它全部说出来。所以,诗人在创作一首诗之前,必须先把心交给诗歌,让心灵过滤生活,那样诗人创作出来的诗歌才真正是心灵中喷发出的生命火花,只有这样的诗才能光芒四射、光彩照人。
(《“乡土,乡土”创作谈》,《诗潮》2013年第12期)
●诗人天乐认为修辞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诗意的骨肉相连。诗歌若远离生活,甚至不愿表达生活的细节,再美的修辞也会略感虚无,这样的作品无疑会迂腐、过时。法国诗人兰波有名句“生活在别处”,前提还是生活,“在别处”就是让生活更具活力。
每个诗歌作者都应处理好以下三者之间的关系:写作态度、文本修辞、作品呈现。“我不想让修辞夸张我的想法”这句话只是个药引子,目的在于提醒自己:不堆砌词藻,不说自以为是的漂亮话。再好的修辞放在一首诗里,若不合适就应坚决取消,毫不可惜。
(《我不想让修辞夸张我的想法》随笔,《诗刊》2013年12月上半月刊)
●蒋雪峰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生都在做梦、一生都在破碎。单位碎了,用自谋生路缝补;生意碎了,用草根缝补;身体碎了,用羊肠线缝补;爱情碎了,用诗歌缝补;诗歌碎了,用时间缝补。生命不息,缝补不止。因为梦如满月,挂在心空,提醒我们什么是残缺。残缺并不是内心的真相也不是生命的归属,而是驱使我们走向明天的原动力。诗歌无力回天,却可以继续缝补我们做穿的梦,让生活继续疼痛并持续快乐。
诗人龚学敏说过一句话:诗歌是一群人的宿命。从周遭众多诗人的生活境遇和生命轨迹来看,此话不虚。诗歌对于内心敏感的人,如同糖尿病、痛风等生不带来,却死要带去的疾病一样,一旦染疾,终身难弃。无论是否愿意,都在血液之中,决定我们的一生。那么如何医治?一种捷径是:协助现实,在妥协和麻木中逐渐稀释体内的诗性,排除在残酷人世中难以依附的——爱、悲悯、痛苦、快乐以及希望等等,把一颗敏感的心石化,最后在尘埃中落定,与现实合谋;另一扇窄门是:重筑现实,放大强化内心所欲的生活,让时间把源头性的美好感性固化。
(《用诗歌缝补破碎的梦》,《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6期)
●曾念长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食指的精神肖像,以及来自他的诗歌中的那些有力的句子,不仅在文学界和思想界成了许多人共同想象的心灵隐喻,而且在公共媒体、学校和广场,亦成为一种共享符号。由于诗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已从公共领域隐退,在新世纪之初尚健在的诗人中,仅以纯粹的诗人身份在公众传媒中获得如此之大影响力的,已不多见。食指个人身上,亦缺乏与公众进行对话与互动的一些基本质素。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和“诗人”,他背负着“受损身份”而被隔离在公众之外;作为一个离群索居的孤独者,他已习惯了“别认为我不修边幅,其实我早已失魂落魄”的自处;作为一位已深度陷在现代诗节奏中的人,他已无法跳出“一根筋”和“加速度”的惯性思维,也就失去了一种面向公众表达的平衡。但细数之下,似乎又没有哪个诗人,比食指更适合作为一个特定时代所需要的符号而被推进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他一度被历史深刻伤害过,却又顽强地“穿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他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疯狂与理性、混沌与清醒、悲痛与乐观、神圣与平凡、孤独与呐喊、共处与撕裂,与他作为精神分裂者的个人际遇,构成了一幅让人叹息而又让人兴奋不已的精神图景。
(《一个断裂原型的浮现——对1998年“食指归来”现象的再思考》,《山花》2013年第12期)
●杨志学认为导致诗歌退出中心、走向边缘的,是一种强大的难以抗拒的社会力量。具体说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今日诗歌风光不再:(一)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对人的诗意情怀的侵吞与伤害;(二)娱乐方式多元化造成的冲击;(三)伴随诗的“载道”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淡化而出现的诗与社会、大众关系的疏远;(四)在社会变革背景下,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至上观念弥漫于当今社会,诗歌因其物质层面上的“无用”而遭到社会和公众的普遍忽视。
诗歌在物质层面上的“无用”隐含了另外一个价值判断,即诗歌在精神层面是有用的。在从古至今的诗歌发展链条上,承载着梦想功能的诗歌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双重光芒。作为现实世界的对立面,梦幻形式的诗歌作品以一幅幅生动可感的图景为我们构筑了美好的精神家园;作为梦想形式的诗歌常常发挥民族代言人、时代预言者的作用,其中有些作品在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发挥了号角的功能;承载诗歌梦想功能的作品具有铸造民族魂的重要作用,它们自身也成为了民族魂的组成部分。在当下社会,提倡诗歌精神、积极传播优秀的诗歌作品,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现代人充满智慧,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做梦的能力,而诗歌或许有助于恢复人做梦的能力。
(《论诗歌的梦想功能》,《上海文学》2013年第12期)
●程一身认为当代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写得太随意,在形式上缺乏必要的建构,散漫的句式很难形成鲜明的韵律感,更不用说形式与情感之间的呼应与张力了。并非谁都能“现实”起来,关键是写作者能否让现实在诗歌中得以实现,并让诗歌有能力(源于诗人的艺术功力)和它描述的现实形成一种持久的对称关系。任何一个忽视或无力完成这种实现和对称的诗人或许只有一个结局:被诗歌淘汰。
(《当代诗中的现实元素与结构分析》,《海燕》2013年第12期)
●杨四平认为“异”是一种人类难以认同的东西,但人们又不能消除它,因此就有了求同存异的说法。这种“异”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身外之物,也可能是长在我们身体和记忆里面的东西,前者能够轻易摆脱,而后者却难以切除,它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乃至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比较而言,发现到外在的“异”容易,而认识到内在的“异”难些;因为前者表现明显,而后者隐蔽些。我们反抗它的欲念越强,它就越发凸现出来,这就是人类的宿命。哲学家与诗人对“异”身份敏感、警觉。而不同精神气质的诗人对“异”的“兴奋点”不同:所谓的现实主义诗人,对外在的“异”更感兴趣些,他们常常写些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而所谓的现代主义诗人,对内在的“异”更看重些,他们往往写些具有反思和内省品质的诗歌。但是,要想最终真正获得“诗意”,还必须理性地对待“异”,切不可借口“陌生化”而故意“搞怪”地放大“异”,那样就可能滑向形式主义的泥淖。
(《现实、文化和记忆中的“异”以及诗歌传达》,《清明》2013年第6期)
●诗人欧阳斌认为基于诗歌的创造性之属性,如果一首诗于创新之途失去了极端的精神,流于平面化的感受和表述,流于惯性、肤浅和疲软,未能深度涉入精神领域这一创造性之富矿,身心的呈现与审美活动缺失一个方面,那么它至少不是一首完整的诗,更谈不上创造力。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消费为主流的时代,身体生活大于精神生活的时代,一个诗人如果没有某种极端的精神性,以此摆脱物质生活的重力,让想象力飞起来,那么他只会始终存在于复述或复制社会表象生活的活动中,失去文学的基本属性。而失却文学性,便自此流于生活说明书或单纯的娱乐生活。与此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性和精神性之双重属性,在文学创作中折射出对“逻辑”的期待,对控制之美的期待,其根本是现实逻辑和美学逻辑的相得益彰;而当任何一方大于另一方,或者任何一方缺席,就会于文学本身产生重大失误。由此可以表述,文学创造活动就是对这两种逻辑的制衡。
(《诗歌的极端性与控制力》,《红岩》2013年第6期)
●涂国文认为许志华善于创作短小精悍、言近旨远、诗意隽永、可堪涵咏的短诗。诗人将自己那根敏感的心灵之弦,紧贴在现实的胸膛之上,感受细微抑或剧烈的震颤。他善于从庸常的日常生活里,发现或发掘潜藏于其中的诗意,并将它们提炼出来,行诸笔端。如果把诗歌比作“蝴蝶”,那么短诗就是“蝴蝶的君王”。短诗最难藏拙,对语言的提纯、意境的创设、诗意的锻铸和蕴涵的丰厚等方面的要求尤为苛刻。诗人应该追求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而创作短诗,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自我挑战。
许志华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突破了“诗到语言为止”的桎梏,站上了思想和人性的制高点——它选择在思想和人性的群峰上飞行。于此同时,许志华的短诗,也明显跃出了中国现代传统短诗抒发浅薄哲理的窠臼,指向了真相和真理的更深处。他用思想和人性的目光来观照、洞察,感悟宇宙、历史、社会、时代、人生和心灵,充满着一种现代精神和当代意识。“黑暗”与“孤独”,是许志华诗歌创作的两大无物之阵。许志华的诗歌,是用“黑暗”与“孤独”炼制的黄金。
(《蝴蝶的君王:它选择在群峰上飞行》,《诗林》2013年第6期)
●诗人张执浩认为诗歌的力量来自于语言而非思想,语言要直接,要赋予词语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有那种“一刀致命”的感觉。人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不仅仅是用“美”、“有意味”这种叙事层面的东西作为标准,而是让人感受到语言本身产生的力量。诗歌必然是“楼梯式”的格局——不是通往光明的顶端,就是通往黑暗的深渊——诗歌本身的语言会带你去向那里。所以好的诗人就应该像闪电一样突然出现,给人一种“我怎么没有想到”、“居然是这个样子”、“他怎么做到的”的感觉,那种诗歌一定是具备一击即中的力量的。
而现在人们看到的诗歌有很多是在意淫,让人觉得矫情。有些诗歌看似语言华丽,但内容空泛,不知所云。今天的诗歌需要一个“去标签”和“去文化”的过程,诗人需要把以前附加在菊花、月亮、美酒、晚霞这些词语上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去掉,譬如,让“晚霞”直接指向“夕阳中红色的云霞”,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发现生活本身的乐趣和美。只有这样,词语才能真正回到它最干净、最真实的地方。
(《张执浩:诗人像闪电一样照亮生活》,《长江文艺》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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