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唐诗选本有数百种,其中以清代孙洙(1700-1778)编的《唐诗三百首》(以下简称《三百》)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相比之下,《新编》无论是在篇目的遴选、编排方面,还是在诗歌的笺注、解读方面,都对前贤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超越。该书堪称唐代诗歌一个全新的缩影,在唐诗选领域树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丰碑。
披读全书,我认为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首先,《新编》选诗自出机杼,自创体系,兼顾重点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合理比例,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独创性与多样化,兼顾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入选作品与《三百》无一雷同,全为新选。入选作者132人(其中有八十多人是《三百》弃选的),比《三百》作者(77人)多了55人,作者的代表性更广泛。选诗355首,比《三百》 (313首)多了42首。
在诗人、诗作入选数据方面,我们拟列表对《三百》和《新编》作个对比,以见优劣(见下图):

从上表不难看出,在重点作家和一般作家的配置上,《新编》比《三百》比例更加合理,结构更加匀称。文学批评史家王运熙先生曾在《关于〈唐诗三百首〉》一文中指出,《三百》存在选诗不当的毛病:“例如五律选了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又选了杜甫的《春宿左省》、《至德二载……有悲往事》二篇。以上三诗艺术性不高,却入选了,表现了编者对帝王的尊重照顾和对杜甫忠君思想的肯定。关于马嵬坡事变题材的诗,选了郑畋《马嵬城》(七绝)一诗,诗中有‘终是圣明天子事’句,而不选李商隐讽刺较为辛辣的《马嵬坡》(七律),也流露出编者对帝王的‘温柔敦厚’之情。又如对中唐大家白居易,选诗仅六首,嫌少。”此外,“韦应物的五古,刘长卿的五律,选篇嫌稍多一些”。反观《新编》,完全避免了这些毛病。《唐诗三百首新注》的注者金性尧在《前言》中也指出:《三百》的缺点,“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作品少了些。……白居易诗入选的一共只有四首,新乐府一首没有,而刘长卿诗入选却有十首。晚唐诗人如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既是名家,作品又多感事伤世之作,但本书只选杜荀鹤诗一首,且又是宫怨诗,对皮、陆、罗的诗就一无所收。”这些缺点,《新编》根本不存在。它对杜荀鹤、罗隐,是视为重要诗人的,选诗各十一首。此外,还选了陆龟蒙的诗五首,皮日休的诗三首。尚永亮教授主编的《唐宋诗分类选讲》一书,也批评《三百》“唐诗各种风格流派不能兼顾,如风格独特的李贺的诗一首不选,更不用说卢仝了。即使是唐诗中众口交誉的名作也有遗珠之憾,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便是一例”。这些毛病,《新编》也是不存在的,它选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选了卢仝的诗两首,而选李贺的诗更多达十一首。总之《新编》选诗,不因内容而忽视艺术水准,也不只着眼于艺术水准而不管内容,较好地摆平了两者的关系。
《新编》在选篇方面的更大亮点,还在于打捞众多诗海遗珠弃玉上。李先生为编著《新编》,不辞劳苦,长时间遨游于唐诗海洋,凭借敏锐独到的目光,发现了不少长久被遗忘、被冷落的明珠碧玉,并将它们从沙砾中拣选出来,拂去岁月的风尘,刮除历史的污垢,让它们重放异彩,耀人眼目。如颜仁郁的《农家》,如徐夤的《咏钱》,如韦庄的《虎迹》,如胡令能的《小儿垂钓》,如雍陶的《峡中行》,如郑遨的《偶题》,等等,诸如此类的杰作华章多达数十首。它们都是由于《新编》的刊布,才重新获得艺术生命,才“带着诗意情感的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这是李先生对唐诗学的一大贡献。其影响之巨大,意义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
在诗作编排上,《新编》突破了《三百》以体裁分类的方式,全书分为社会、自然、人生、艺术四类,每类又列出七项,共二十八目,涵盖了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讽喻、环保、生命、贪腐、贫富等目,都不乏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这种编排方式具有创新的意义。
其次,《新编》的叙述结构和书写方式别具一格,解读诗歌立足一点,株连旁及,生发引申,打通古今。如解读方干的《题君山》时,既指出:“方干此诗写人间之君山,却妙在全从非人间的仙境着想,将现实与超现实熔于一炉。”“不愧为古典诗史上‘超现实主义’的极为出彩之篇”,又引述了李白的《……游洞庭五首》之一、刘禹锡的《望洞庭》、雍陶的《题君山》等题材相同之作。如解读缪氏子的《赋新月》神童诗时,引述了骆宾王七岁时所作的《咏鹅》诗、武则天如意年间无名氏九岁女子的《别兄诗》、宋诗人黄庭坚七岁时作的《牧童诗》以及唐代诗人薛涛八岁时,为父亲咏梧桐诗句“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而应声续作的佳句“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如解读孟郊的《登科后》时,引述了当代诗人王飞跃颇具讽刺意味的同题之作。如解读杜甫抒写他与李白友谊的《天末怀李白》时,引述了现代作家郁达夫的《赠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一书在手,读者可以欣赏到的诗歌,远远不止三百首,而是多达近千首。
不仅如此,《新编》在解诗过程中,还介绍了许多彼此相似相关的文学现象。如解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指出“它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同为初唐诗的双璧……在万花争艳的唐诗盛景到来之前,分别预示了唐诗对诗美与风骨之双重追求的主流走向”。如解读薛涛的《筹边楼》时,指出:“《筹边楼》一诗壮声英概,揆之后世女诗人之作,惟李清照之七绝《题八咏楼》可足成双璧”。如解读李贺的《梦天》时,提到“南宋刘克庄有《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一诗一词,堪称中国诗歌史上游月诗的两首名篇,一双璧玉”。……此外,《新编》还结合解读唐诗,对“五四”以来的不少新诗和旧体诗词有所引述,这是其他任何唐诗选本所没有的。
这种解诗方式很值得称道:立足一点,则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而株连旁及,则可以让读者触发许多历史的或现实的联想,获得诗美学的诸多有益而有趣的启迪。
其三,《新编》笺注解读诗歌条分缕析,精简赅备;议论风生,情理交融;金针度人,启迪后学。李先生早年曾以《楚诗词艺术欣赏》、《诗美学》等巨著饮誉海内外。他对各种诗艺技巧通盘在胸,了若指掌,解读起来,自然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如解读岑参《碛中作》时,指出:“诗歌,是精练的以一当十的艺术,尤其是字数极为有限、形式最为短小的绝句,更要面中取点,以点概面,所写为一,所指在万,在短小的篇幅中概括丰富的生活内容,留给读者以联想与想象的再创造的广阔余地。”如解读钱 的《江行无题》时,指出:“耐人寻味的好诗,不仅文本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要设置联想的线索,规定联想的范围,刺激读者的想象,让他们积极参与作品的审美再创造”。如解读郑谷的《苔钱》时,指出:“一首出色的诗,总要在内容上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在艺术上给人以新颖的感受,这两者可以同时并至,也可以侧重一方”。如解读罗隐的《雪》时,指出:“咏物诗要入乎其内,同时又要出乎其外,寄情于物,托物言志,表现诗人由此而感发的对生活独到的发现与认识,让读者有所领悟与启迪”。如解读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时,指出:“风景诗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粹描写风景,只要作者有审美的眼光和情怀,加之握有一枝妙笔或彩笔,自然便是佳作,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如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另一种则是写景而有或明或暗的寄托,或隐或显的哲理,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如苏东坡的《题西林壁》。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应是属于后者”。……书中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充分展示了编著者乐于对后学金针度人、点拨诀窍的高雅情怀。可以说,《新编》不仅仅是一本诗选,还是一本传授诗艺技巧的优秀教材,可为从事旧体诗词和新诗创作的人提供多层次、多方面有益的借鉴。
其四,《新编》创见迭出,胜解纷呈;灵光四射,新人耳目。如解读李白的《秋登宣城谢眺北楼》时,对李、杜诗学造诣的短长作了比较:“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国天空的双子星座,它们辉耀的是永恒的光芒。……李白五、七言绝句的数量与质量远在杜甫之上,而五、七言律诗的成就却也远不及杜甫,尤其是篇数仅寥寥数首的七律。他的五律整体成就虽也不如杜甫,单篇却足可抗衡。”如解读李商隐的《北齐》时称他为“三最”诗人:“李商隐是最动人的爱情歌手,有他的无题诗为证;李商隐是最感人的自我表现感喟身世的歌手,有他的咏物诗与风景诗为证;李商隐也是最警人的以古鉴今、以古讽今的歌手,有他一系列的咏史诗为证”。如解读施逵的《丫头山》时指出:“为无人题咏的丫头山传神写照,这已经是题材上的创新了,施逵不仅以丫头山入诗,而且独具慧眼与诗心,他从出嫁与否着眼与落笔,以人拟物,以假作真,调侃戏谑,全诗颇具诗趣中的谐趣,读来令人莞尔而过目难忘。”如解读罗隐的《京中正月七日立春》时,指出:“唐诗人以‘立春’为题的作品不少,七律最佳者是杜甫晚年作于夔州的《立春》……绝句最胜者,我以为就应该是罗隐的此诗了。”如解读钱的《未展芭蕉》时,指出:“在中国诗歌史上,许多诗人都写了芭蕉之歌,它们也许各有胜长,但似乎还没有哪一曲有钱的《未展芭蕉》清婉动听”。又如解读黄巢的《不第后赋菊》时,力排众议,独抒己见,并指出他的另一首《题菊花》“境界大致与此相同,抒写的都是个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之后的愤懑,腐败的晚唐皇朝固然是天怒人怨,必将崩盘,但没有造福苍生的施政方略的黄巢,不过是企图以暴易暴而已”。……这类见解可谓平理若衡,照辞若镜;令人叹服,发人深思。
其五,《新编》高扬人文精神,对现实人生热切关注,解诗过程往往“借题发挥”,既讴歌正义,表彰善举;又针砭时弊,抨击丑恶;努力挖掘唐诗中的思想养料,让它们对今人的修身养性和治疗心疾发挥作用。我们的生活或许太紧张了——生态环境有恶化之势,社会竞争又是那样激烈,那可不可以通过读唐诗来适当调节自己的人生呢?读一读“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扫,鸟啼山客犹眠。”(王维《田园乐》)和“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王梵志《他人》)吧,你的心境至少就能获得片刻的放松和休憩。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几欲冲刷掉人性中的真情和温情,何不通过读唐诗来滋润一下自己的人生呢?读一读“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和“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吧,它们就像春风那样鼓荡起你内心的温柔,你会体会到友情之真挚与温暖。假如你是手握权柄的大小官员,正在物质和金钱的诱惑面前犹豫不定,那么请读一读“此方多宝玉,慎勿厌清贫。”(岑参《送张子尉之南海》)和“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陈 《临刑诗》)吧,你会感到警钟常鸣,收到克制贪欲和舒心养性的功效。面对下岗、失业、升学、求职等一个个生活难题,也许你会感到彷徨不安,手足无措,那么请读一读“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李咸用《送人》)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吧,你不仅会获得心灵的慰藉,同时会为自己的人生旅途点上一盏自信的明灯……总之,《新编》的名篇中蕴藏着许多有益的思想养料,只要善于领悟,加以利用,就将有助于振奋人的生命活力,扩展人的生命空间,缓解人的生命痛苦和强健人的生命体征,实现人文思想的“生态良性循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六,《新编》的赏析文字凝练潇洒,文采斐然;纯净优雅,畅达精致。全书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读来有清风明月般的审美感受。李先生的诗论语言别具一格,可读性高,学界早有共识。邹建军教授曾经说过,李先生“前期的论诗语言趋于朴素单纯,后期论诗语言则日益华美而有力度,他研究诗美学理论时所用的语言,可以表明他的论诗语言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新编》中,李先生保持了他过去的语言特色。我认为,他的文笔之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常常让生动的形象进入诗论,使平面的语言立体化,使平淡的语言新颖奇特。如“李白不仅是诗歌巨匠,同时也是雕塑大师。他以铁画银钩的雄健彩笔,为中国的冶炼工人创造了一座空前而不朽的塑像”。又如“盛唐的李白与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李益和刘禹锡则接踵而来,在中唐的诗坛上,在时代的聚光灯下振衣起舞,并一展他们清越嘹亮的歌喉”。二是善于取譬用喻。李先生学识渊博,有如家财万贯的富人可以任意支配金钱一样,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为他的描写对象,引来无穷无尽的比照物,让你在语言的百花园里尽情寻芳采英。如解读王驾的《雨晴》时指出:“诗的审美想象中,审美联想是一个重要分支,许多好诗就是想象之树的联想枝丫上结出的佳果。”如解读神秀、惠能的《禅宗偈两首》时指出:“这两首诗偈,有如一条河流的源头,是禅宗以诗寓道的起源,有如并枝之树的果实,是禅与诗缔结良缘的无上妙品。”……书中诸如此类新颖别致的比喻,有如春日原野上的鲜花,随处可见,层出不穷。这些比喻贴切、形象、新奇,出人意料,又不违情背理,往往有一种令人惊喜的强烈美感和生动性。它们有如一粒粒落地生根的种子,在读者的心灵上绽放出永不凋谢的语言之花。这些比喻,为全书增色不少,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可读性。
此外,《新编》一书在解读诗歌过程中,穿插介绍了不少文坛掌故,如解读曹邺的《捕鱼谣》时,讲了诗人特立独行、守正敢言的一则轶事:“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令’白敏中卒,他因白敏中怙威肆行,多行不义,上奏请谥为‘丑’。”
这些文坛掌故,在点染诗人性格、调整行文节奏、增加意趣、简省笔墨、寓含褒贬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新编》对每首诗的注释、解读一般只有五六百字,但这些短章蕴蓄着丰富的内涵,渗透着深邃的艺术哲理,每每使读者品味再三,仍觉余味不尽。
《新编》还有其他特色,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总之,它代表了唐诗选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不愧为一部里程碑式的唐诗选佳作。
据悉,这本书刚出版不久,即已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华人社会引起较大反响。台湾九歌出版社日前已致函编著者,诚邀在该社出版此书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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