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蓓

　　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专业，长期从事航空新闻报道，现任职《大飞机》杂志社。公开发表各类文章300余万字，曾获得“上海新闻奖”三等奖、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多篇作品被《民航新闻实践与探索》《追梦大飞机》等收录。

　　“迅速准备伊尔-18型专机，执行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坦桑尼亚的专机任务。”1965年5月24日，中国民航总局飞行大队第一任大队长张瑞霭接到命令。

　　中国自1959年9月起引进伊尔-18，在一些航线上取代伊尔-14型飞机，担负起主要干线的运输飞行和大量专机、包机任务。这款飞机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民航从使用活塞式螺旋桨飞机开始过渡到使用涡轮螺旋桨飞机。

　　周总理率团出访坦桑尼亚前，他提出要乘坐中国民航自己的飞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领导人乘坐中国飞机出访的国家，只限于周边建交的国家，远程航线都是包租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1965年3月，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时乘坐了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当时被人问及为何不乘自己国家飞机，他国元首出访都是乘坐本国的专机。这次回国途中，周总理对随行的民航同志指示道：中国民航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

　　但是，此去非洲东部、赤道以南的坦桑尼亚，将途径12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民航的飞机从未飞过这么长的航线，也从未到过如此之多的国家。周总理给了机组莫大的鼓励：“这是建国以来中国民航飞得最远的一次，我们一定要飞出去，我跟你们一起去实践。”

　　伊尔-18最大飞行高度是10000米，而航线必须经过平均海拔5500多米的昆仑山脉，一旦遇到下沉气流将很危险。此外，伊尔-18是苏制飞机，寒冷条件下起降肯定没問题，但是非洲天气炎热，发动机能否顺利启动？非洲地区经济不发达，机场、通讯设施落后，加之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复杂，这次专机飞行挑战巨大。

　　面对没有先例可循的飞行，唯一的方法只有试航。1965年5月28日，张瑞霭带领准备充分却心怀忐忑的15人机组踏上试航之路，4天内把沿途12国的机场位置、导航台位置和频率、气象资料以及这些国家所规定的禁区等航线资料都了解透彻，每一个经停机场都了然于胸。6月1日试航完成，提前到巴基斯坦做好检查并铅封飞机，等待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一行乘坐空军专机抵巴。

　　1965年6月3日，这架编号为“208”并有“中国民航”字样和国旗涂装的伊尔-18型专机，由40岁的张瑞霭领队，机长刘崇福、徐柏龄和飞行员郭绍会、李继成组成3个飞行机组，从卡拉奇起飞，开始了新中国民航最远的一次航程。

　　很快，在专机经停的第一站巴格达，第一次远航就遭遇了险情——当专机准备降落时，巴格达机场突然停电。降下去还是拉起来？降下去万一出问题呢？拉起来飞往第三国的话，油量不够、情报也不足……就在危机关头，周总理十分镇静地安慰机组：“我相信你们有处置能力，会找到办法的。”张瑞霭与刘崇福、徐柏龄3人经过短暂商量，果断决定：降落。凭借自身经验和过硬的飞行技术，在黄昏最后一丝余晖中，伊尔-18专机稳稳地降落在巴格达机场跑道上。而后，飞机加完油，机场依然没有电，专机在探照灯有限的照射下再次起飞。飞临苏丹时又遭遇热带风暴，飞机颠簸得像只风雨中的小飞蛾。

　　1965年6月4日16时，日夜兼程的伊尔-18专机准时飞抵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机场。4天访问结束后，机组再次遭遇难题：苏丹政变，全国戒严，机场关闭，回国航线被切断。紧急关头，周总理协调各方关系，最后借道尚未建交的埃塞俄比亚。但是临时借道，机组没有当地任何飞行资料，飞行难度可想而知。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落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一场雷雨还与专机“抢跑”。当地机场塔台建议机组“复飞”，张瑞霭判断该情况已不能复飞，上空全是雷雨区，他果断下令降落。当飞机轰鸣着安全着陆时，一场倾盆大雨也如约而至。6月11日12时，专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此次行程4万多公里，穿越赤道飞向南半球，在当时尚未回归国际民航组织、得不到相应国际航行支持和基本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中国民航第一次在洲际飞行的舞台上向全世界展示了自身的风采与实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中国境内全程乘坐中国民航专机，打破“美国总统出国访问从来不乘坐他国飞机”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