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东新

　　浙江杭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先后出版科普文集《飞遍天下》《享受飞行》《飞行与健康》《和飞机有千万个约会》《人类的翅膀》;主编心理学专著《“管制”压力》;写作出版长篇小说《钱江潮》《圆》《马上起飞》《飞往中国》《晨昏线》等。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者。公开发表或出版各类作品250余万字，多次获奖。

　　秋风起处，枫林尽染。

　　轻风下的石川河从北绕过小城阎良，河水泛起淡淡的青绿，波光潋滟，秋水伊人，迷醉在航空城。

　　航空城

　　在航空人心里，阎良的名声再响不过，谈航空、谈飞机、谈飞行，很难绕开阎良。它的名字和轰6、运7、飞豹、新舟、运20等飞机品牌连在一起，和陈一坚、唐长红院士连在一起，和滑俊、王昂、黄柄新、李中华、赵鹏等几代试飞豪杰连在一起。如今的阎良航空城驻有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原172厂）、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等重量级单位，简称“两院一厂”，在中国航空工业领域扮演着台柱子的角色。

　　阎良航空新城如日中天，却也遮掩不住其厚重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火连年，秦孝公为强秦公开招贤，引进“外脑”。商鞅自卫国入秦，提出“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等创意求变策略，被孝公全盘采纳，从此秦国强盛，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商鞅变法的发生地就在西安东北的小城阎良。前有始祖爷轩辕黄帝在此铸鼎安天下，后有秦孝公启用商鞅在此推行新政，终使秦地崛起，一统天下。

　　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设西安为西京，由行政院直辖，准备日本大举侵华时接替南京。抗战爆发，政府退往重庆，仍保留着西安隐形首都的规划，可见西安在中国版图中的江湖地位。共和国“三线”建设时期，搬往西安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不计其数，中央将很多苏联援建项目也直接落户西安，硬是将西安打造成了北方第二大科技人才储备库，仅次于北京。而西安的卫星城阎良，顺此逻辑一番作为，成就我国争夺制空权的一大支点。

　　时光推移至1955年，依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我国决定建设重型飞机制造厂（代号172厂）和飞行研究院，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骨干项目，也是苏联援华的重点工程。1955至1957年间，通过对内蒙古集宁、新疆伊犁、甘肃张掖、陕西阎良、四川川西等十多个地点的踏勘比对，认定阎良在自然、地理、交通、经济等方面具备优势。

　　阎良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偏北，距西安七十公里，南北有山，中间地势平坦开阔，海拔高度适中，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风沙较少，平均风速2.7米/秒，最大风速25.6米/秒，晴日远多于阴雨，全年有280天以上的飞行日，周边净空良好，试飞空域舒阔。阎良驻有空军第十一航校，机场适合中型轰炸机、高速重型飞机起降。1957年，中央拍板，中国新兴的航空工业基地落子阎良。

　　场址选定，飞行研究院和172制造工厂同时开建，工作区、生活区统一规划，两家共用十一航校搬迁后留下的现成机场，可以省下数千万元的投资。1958年初，172厂张掖筹备处迁来阎良，5月8日开土动工。一厂一院历建八年，累计投入2亿元，于1966年建成，如从天外降落了一座占地100万平方米的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研发、制造、试验基地。

　　阎良基地建设过程中，不断有新的院所加入进来，形成虹吸效应。1958年，空军第一航空工业工程技术学校从甘肃东迁，入境阎良，毕业生就近分配至172廠。1959年4月，飞行研究院（经多次体制改革，称谓不停变化，今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简称试飞院）接收空军十一航校，正式落户阎良。试飞院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机场、大营房、小营房等改造任务，建成了国家级科研鉴定试飞基地，于1960年6月17日正式执行飞行鉴定与研究任务。1965年7月，隶属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来的航空工业部）的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十研究所（代号603所，今为中国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简称一飞院）搬入阎良。

　　有了172厂、试飞院、603所等拳头企事业的加入，数万航空精英云集古城，阎良成为我国唯一集飞机设计、生产制造、试飞与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航空基地。据《阎良区志》记载，阎良基地自1966年投产以来，掀起了一股股航空风暴，先后仿制、研发了30多款飞机，阎良的名字从此和航空镶嵌。

　　运7

　　民用客机运7从这里起航。

　　20世纪50年代，洪都造出了运5。该型飞机的适航性和通用性好评如潮，在加装了涡轮增压器后还能进行高空作业，用来探测高空大气和测量地形地貌。这头小黄牛勤勤恳恳，干活从不叫苦叫累，没有丁点儿娇气，养着的成本超不过两辆卡车。

　　但是，按业内人士的说法，这款飞机啥都好，就是装得太少了，人只能装十几个，货不过两吨，还比不过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我国国民经济完成调整，各项数据连续向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七，国家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中大型民航机的空白再难以忽视。

　　天才设计师徐舜寿提议，以苏制安-24型飞机为蓝本，造一款国产的中型（支线）客机。有人说：“美英都在搞喷气机，为啥不直接上？”徐舜寿说：“搞了半辈子飞机，我比谁都想上喷气机，上大飞机，我们先在军机上试，喷气客机总有一天会上天;不过眼下技术条件有限，先造出一款螺旋桨中型客机，为以后的大飞机探路。”徐舜寿又说：“我们不要一步跨到将来，先从少女到少妇，不能一下子到老太太了。”说得同行们都笑了。

　　对此，徐舜寿已有详细的方案，他将自己的打算形成书面文案，上报有关部门。1966年3月，同在阎良的603所、172工厂首肯了徐舜寿的方案，以联合行文的形式，上报《关于参照设计安-24的联合报告》。三机部研究后同意一厂一所方案，将报告呈送分管航空工业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10月10日，叶剑英提起如椽之笔在报告上写下意见：“拟同意，请总理审示。”

　　周恩来的心情似乎比三机部还急，第二天即批示：“同意，外形应有所不同，力争1968年或1969年试成。”总理只给出了两年的设计与制造时间。

　　周恩来对国产飞机的渴望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因为心头的伤口不时发作。他永远忘不了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当时中国没有能飞出国境的飞机，只能从印度航空租了架“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交通工具。但这架飞机早就被台湾特务机关盯上了，他们事先买通香港启德机场一名清洁工，在飞机的右翼轮舱处安放了定时炸弹。“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5小时后爆炸起火，坠落海面。除了3名机组成员生还，其余11名参会代表及中外新闻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因受到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临时绕道访缅，侥幸躲过劫难。为此，总理万分愧疚，对国产客机的研发十分上心。

　　当年10月27日，国务院国防工办正式行文，下达了按安-24型飞机参照设计的任务件，命名为“运7”。

　　接到批件后，航空工业界整体躁动起来，以阎良603所为主体，西安飞机厂、南昌洪都飞机厂、成都飞机厂派力量增援，共同组成了一支300人的队伍。

　　项目以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徐舜寿为总设计师，立马投入工作。徐舜寿本着一向严谨的作风，要求测绘仿制工作循序渐进，从安-24原型机的测绘开始，扎扎实实向前推进。用材方面，也按徐舜寿的创思，尽量选用国产材料，尽可能多地国产化。担任总设计师后，他掌握着每个专业组、每个业务员的能力及特长，亲自审核每一份设计报告。

　　运载50多人的运7不同于运5，更不是按运5几何尺寸的放大，它已经是一种支线客机，除了大量的逆向测绘工作，还有设计，既是仿，也是制。运7的零部件达到1.7万个，研制和生产需要采用许多新工艺新技术，比如钛合金成形、整体油箱制造、定向玻璃拉抻成形，都需要研究所和厂方攻城拔寨，逐一解锁。尽管如此，在徐舜寿严实、高效作风的熏化下，只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运7全部图纸的设计，包括工艺设备设计图纸和工艺流程。整套图纸共有51900标准页、473份技术条件和计算报告。运7的机载设备全部采购国内产品，全国380个厂所参与研发与制造，是一次航空业的大联合、大协作。

　　那些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最兇残的年代，运7也受到了严重的人为干扰，尽管如此，偏安西北一隅的西飞人还是艰难地完成了“三级跳”。1969年10月，飞机进入试生产;次年12月初，进行总装;12月25日，进行首场试飞。

　　徐舜寿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没有悲壮哪来崇高。运7总师倒在了运7总装前夜。

　　徐舜寿少年入清华，留学美国，曾随聂荣臻元帅访苏，全盘吃透米格21设计原理，在实际工作中又不唯“米格论”，吸收美欧喷气战机两侧进气的优长，为我国歼8战机的设计定下了基调。为此，他的弟子顾诵芬院士（后为歼8之父）最有体会。民机方面，他深度参与了歼教1、初教6、运5的设计与制造，强调全国一盘棋，集中人力、技术攻关。调阎良603所后，徐舜寿主持了运7的技术方案，并担任总设计师，抽调全国各地技术骨干数百人，组成研制团队，硬是在一年左右时间完成了运7设计的全部图纸。

　　徐舜寿曾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所（沈阳601所），先后担任601所、603所所长和设计总师，被授上校军衔，为我国多款型号的军、民机上天立下汗马功劳，他平时喜欢穿西装和皮夹克，爱喝咖啡，发型挺括;通晓英语和俄语，腔调倜傥;性格耿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他自己主持小型会议时，谈吐随意，激动时站起身来，两手插兜，有时屁股踅上了会议桌。技术能力的过于强大，加上不肯屈服的个性，文革中被踢成“学术权威”，撤销职务，靠边稍息，并遭受批斗。

　　在靠边站的那些日子，他通过龚国政等弟子念念不忘运7的进展，用第三只眼睛看着运7一步步走向成品。龚国政曾劝他：“老师，现在局势这么乱，您还是先保全自己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徐舜寿叹了几口气说：“我个人不算什么，运7重要。搞设计必须坚持科学程序，前后衔接，逐次接近。我们是小步快跑，实际上每一小步，就是一次弹射。唉，我国在客机上需要补课的地方太多，不翻过火焰山，是到不了西天的。”他又说：“航空工业最好一个机型一个机型干下去，技术积累了，人才也培养出来了。”

　　徐舜寿在无厘头的批斗中，心中仍有翻滚的江河。他囿于斗室，没暇歇养，仍抱病编译了《飞机寿命》一书，并与人合作选编了《疲劳译文集》。他早先编译的《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像《新华字典》一样被航空人士当作床头书。而他翻译的《飞机构造学》《飞机强度学》，被航空院校选为教材。他的为人像水晶一样透明，将自己的所学所思倾囊相授给助手们。一代宗师的他，先后帮助、培养出了一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材，如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屠基达、陈一坚、管德、陆孝彭，总师或副总设计师程不时、陈嵩禄、郭松林、黄德森、高忠社、陈绍猷、吴克明、龚国政、付大卫等。

　　被人帮助是一种幸运，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幸福。

　　在我国坎坷的客机制造路上，徐舜寿提议并决策主导的运7也算闹出了大动静。20世纪80年代，全国共有56架运7同时在线，在当时不算发达的国内航线，成为最大的机群。运7生产线也是西飞最繁忙的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