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中，关于女性名节的书写往往反映了士人自身的名节观念。清初异族入主使每个士人都不得不慎重面对个人名节的问题，所以清初文学中常见“贞女忠臣”同构的书写方式，小说中也不乏以阳刚之笔写女性殉节，或借写女子失身、易主讽刺士人失节的故事。部分清初小说反映了另一种士人心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而选择顺应时变、消解殉节观念、肯定个人求生欲望的自我正当化心理。此外，重视名节、道德至上的传统观念与权宜乱世、生存至上的变通态度在生活中往往是矛盾而并存，有些小说微妙地表现了两种价值观对立又融合的士人心态。清初小说中的种种“贞烈”书写，反映出清初士人名节观念的复杂面貌。
历代王朝更迭都会引起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变动，而清代异族入主并非“易姓改号”的“亡国”之痛，而是“衣冠文物”俱亡的“亡天下”之痛。异族鼎革的剧变打破了汉族士人对“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他们首要面对的便是“名节”的问题，所以关于“名节”的探讨几乎成为清初士人笔下无所不在的一个话题。在不同的性别文化里，“名节”代表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和要求，但相同之处都是对坚贞不渝、从一而终、重义轻利价值观念的追求。中国文学自屈原以来便有“香草美人”的写作传统，文学中关于女性“贞烈”的书写往往也反映了作者自身的名节观念。清初小说中有不少关于烈女节妇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出在易代背景下作者关于生存和名节的复杂心态，可以为清初士人名节观念的研究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
一、“贞女”与“忠臣”同构的文化语境
孙康宜在《传统读者阅读情诗的偏见》一文中提到中国古代文学有一种阅读惯性，读者通常会认为“男性文人的情诗大多是政治隐喻的，因此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常常是言在于此，意在于彼”，这种阅读习惯使大部分言情写作都成为表达政教目的的文学作品，从而忽视了作品蕴含的真情实感。那么应该如何避免这种阅读偏见呢?怎样能确定对作品蕴含作者心态的阐释不是受到传统阅读惯性的影响，从而做出的过度阐释呢?具体来说，当我们试图通过清初小说中的“贞烈”书写来考察士人心态时，还应该结合整体的时代语境和清初小说的文体特性，这样才能合理地认为清初小说中的“贞烈”书写不仅是故事情节，其中的价值评价也反映了士人的生存态度和名节观念。首先，每一种文学现象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整个清初文学的文化语境都格外注重“贞烈”与“忠诚”同构的文学书写。“忠臣贞女”的思维模式是封建君臣制度的产物，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中，文人的处境是非常女性化的，他们不仅要始终不渝地讨好唯一的当权者，还时常要处于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中，这与传统夫妻、夫妾之间的关系很相似。文学中较早的“男女君臣”托喻始于屈原，魏晋文人继续发展了这种寄托美学，比如曹植、傅玄、陆机都创作了许多著名的弃妇诗、闺怨诗，唐代是弃妇诗创作的高潮，俱粗略统计《全唐诗》中有弃妇诗百余篇，唐后代言弃妇的诗词赋并不多见，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明清时代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妇女诗人……明清女诗人不仅打破了男性诗人对诗坛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男人在抒写女性心理及生活方面的垄断”。这诚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应该思考的是宋代以来社会对女性道德的要求更加严苛和极端，唐人多做《长门怨》:“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刘皂)“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李白)……这种重情怨君、抒发闺寂、不安于独处的心理状态与宋以来对女性贞烈的道德要求相互抵牾，此消彼长，《列女传》始创于汉代刘向，但对女性“贞烈”的强调作为一种高标准的社会现象至宋代方露端倪，明清达到高峰。由此，书写贞女烈妇的事迹代替了弃妇诗词，“男女君臣”的托喻单向发展为“贞女忠臣”的象征。明末清初外族入主的时代背景将“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更二夫”的双性道德要求并入书写女性之“贞烈”的单一性别文化之中，所以清初文学中有非常多“贞女忠臣”同构的书写，以阳刚之笔赞颂殉节女子是一种常用笔法:
至未觌夫面而为夫死，与未委质于臣而为君死者同科，则尤烈之烈矣!（孙奇逢《范烈女墓碑》）
古今之称节妇，与忠臣并重。（魏禧《于母七十寿序》）
女子之死节，犹士大夫之死王事也。士大夫读书知礼仪，求其能死王事者，千万之中未可得一二，而里巷之妇人女子能之，可谓表章扬扢，非我辈事乎?（陆世仪《海烈妇传》）
通过同一作者不同时期所作的贞女节妇传记也可以看出他名节观念的转变，比如钱谦益早期的女性传记中曾数次写道“夫妇之义，比于君臣”，为贰臣后的有些传记则体现不同的观念，《明旌表节妇从祖母徐氏墓志铭》作于顺治七年(1650)，传主为从祖母徐氏，她并没有殉夫，而是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庭，哺育钱家后代，此文反映出入清后的钱谦益“死易生难”、以“生”为“有待”的名节观念:
呜呼，女妇之殉夫，臣子之殉国，其于生死之难也，一而已矣。传不云乎，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贤其死也。靡之不死相也，婴之不死朔也，与夫人之不死何异?靡祀夏、婴立赵，死者复生，生者不惭，而后乃知其贤于死也。节妇之于钱，夏之靡、赵之婴也。其不死也，以有为也，以有待也。其视夫引刀雉经，以一死为能事者，孰难孰易，亦顾所自矢者而已矣。虽然，必如节妇，而后可以不死，必使节妇之不死，而后可以有辞于死者。
其次，家国巨变的大环境影响了清初每一个士人的下笔和书写，诗词往往是士人抒发易代感念的首选，目前关于清初诗词中士人心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也有学者从史论文、传奇杂剧等体裁切入把握清初士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小说虽然不是士人抒情的首选，但也不可避免地记载了兴亡史实和国朝更迭，较之前代小说，清初小说的特点之一是蕴含了更丰富的作者自我表现，其中不乏关于名节的探讨和深远情怀的寄托。小说的表达能力更强，接受范围也更广，小说不仅可以和诗文一样“究心言志”，而且有更好的阅读效果，故李渔说:“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小说为末技。”小说的创作者往往是中下层文人，所以小说反映出的士人观念有时与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观念一致，有时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此外，受限于文体特征，小说中的自我表现往往不是直述心志的，甚至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所以当代学者将清初小说的这种特点称为反映士人心态的“偏光镜”，“然唯其如此，这面‘偏光镜’才更加引发我们研究的兴趣”，才能反映出不同于传统抒情言志文体中的士人心态，使我们对鼎革之际士人心态有更全面的了解。
二、清初小说中的“贞烈”与“失节”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女性描写手法对于历史类和英雄传奇类小说具有示范意义，在这两部作品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历史、传奇小说中的女性描写都很简陋，通常具有非黑即白的道德归属、苍白无力的人物性格等特征。成书于清初的《隋唐演义》是作者在以往“隋唐”故事基础上缀集而成的，同时，作者对一些重要人物形象进行了改写，比如以重笔讽刺了萧后失节，加深刻画了朱贵儿、袁宝儿大义殉国的形象。在明末的《隋炀帝艳史》中，隋炀帝诸妃中仅朱贵儿殉节，萧后及其余夫人为求生而继续侍候宇文化及，殷勤备至，一如从前。而在《隋唐演义》中，不仅朱贵儿、袁宝儿当场明志而亡，其余诸妇人也大多守志守节，失节者仅萧后等三人而已，其中朱贵儿、袁宝儿面斥叛臣，无畏殉国的场面尤为惨烈，与六神无主的萧后和猥琐叛敌的马文举等人臣形成对比:朱贵儿大骂道：“背君逆贼，汝持兵权在手耶!隋家恩泽在天下，天下岂无一二忠臣义士，为君父报仇?勤王之师一集，那时汝等碎尸万段，悔之晚矣!”……（马文举）即便举刀，向贵儿脸上砍去。贵儿骂不绝口，跌倒在地。可怜贵儿玉骨香魂，都化作一腔热血。
（袁宝儿）又对隋炀帝道：“陛下常以英雄自许，至此何堪恋恋此躯，求这班贼臣?人谁无死，妾今日死于万岁面前，可谓死得其所矣。妾先去了，万岁快来!”马文举忙把手去扯他，宝儿瞪了双眼，大声喝道：“贼臣休得近我!”一头说，一头把佩刀向项上一刎，把身子往上一耸，直顶到梁上，窜下来，项内鲜血如红雨的望人喷来。一个姣怯身躯，直矗矗的靠在窗棂。
《隋唐演义》中朱贵儿和袁宝儿于亡国之日从容就义，另有几位夫人或自缢，或被宇文化及所杀。然隋室还遗存九岁的赵王一脉，袁紫烟受朱贵儿嘱托，带领狄、沙、秦、夏、李五位夫人保护赵王，乔装出宫。这五位夫人虽未殉国，但当面对旧臣质疑他们是否是“待时审势，以毕余生”之时，秦夫人慷慨回复道:“滔滔巨浪，妾等姊妹当文诸水滨，而投三闾大夫，有何难处。”狄、秦、夏、李夫人也纷纷取下裙上佩刀，向脸上左右乱划，顿时血流满脸，也可见其保全贞节、不事二主的决心。
又如剿闯小说《新世鸿勋》之第十三回，专门从道德角度描写战乱之中的女性群像——《诸缙绅酷受非刑 众裙钗奇遭惨辱》，其中写到崇祯驾崩后，闯兵入宫:
有魏宫人，前后奔走，大叫道：“贼入大内，必要净宫，奴等必要遭他的毒手。尔们有志气的，须要早寻门路，免得受辱。”哭叫起来，俱各投入内河而死。顷刻间，诸宫娥同跳入内河而死的，共计有四五十个人。
又有宫女费氏被李闯赏赐给罗将军，费氏于成亲时暗藏利刃，恨刺向罗的咽喉，翻手来自刎其颈。妇人张氏，被贼人奸污，后与丈夫一并手刃贼人，逃走的路上见到一口井，便对丈夫说:“妾闻烈女不更夫而事，昨偷生苟活，惟恐丈夫不知下落，今得见面，又得财宝，死亦心安矣。”丈夫连忙劝阻，张氏道:“君虽不罪妾，妾亦何面苟且生于人世乎?!”竟投井而死。另有生药店潘鹏的妻子徐氏及偏房杨氏、烈妇王氏和李家婆媳这几位女性义不受辱、智勇杀敌的故事。这些烈女故事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其道德属性，表达了作者节义观念和道德诉求，但缺乏对女性生存处境的理解，这类刻板的女性形象蕴含着男性创作者想象中的忠义、节烈、慷慨赴死等道德至高因素，这种道德诉求既是易代时期士人心态的自然流露，也是传统忠孝节义文化心理长期影响的结果。
赞颂易代之际女性的节烈义举是一种正面用笔，对失节女子的讽刺则是一种反面描写，也是作者表达名节观念的一种笔法。李自成破北京城时，明末诸臣殉国者实少，按《明季北略》记载殉难文臣约二十余人，绝大部分在京明官均向大顺投职待选。按《爝火录》记载李自成入京后召见朝官，“午门外约四千余人，凡遇贼党，强笑深揖”。清初丁耀亢的《续金瓶梅》有一段关于金人攻占扬州后“女子选秀”的描写，颇似李自成遴选明官的场景。李自成选明官“分三等受职”，兀术太子命蒋竹山为他搜罗民间美妇，蒋竹山以科场殿试的方式命全城女子参选，按照年龄、出身和才艺分为三案选三甲；李自成选用约百人，又拷掠八百余人，关押于刘宗敏营中，《续金瓶梅》中蒋竹山亦选取八百女进士，安置在琼花观中，把大门封了，不许亲戚往来。更能表现作者意图的是借写扬州女子参选“女开科”的场景讽刺了明末京官投选大顺时的众生百相:
那敢有一个妇人不出来听选的?那一时，只恨天生下来不瞎不瘸。也有那贞烈妇女，投井自缢的、截发毁容的。后来金兵知道，出了大牌，有妇女自死者，罪坐本家，全家俱斩。谁敢不遵?日夜里到守起女孩儿来，顾不得名节，且救这一家性命。也有淫邪妇女，见了榜文，要显他的才貌，逞起精神，打扮着要做金朝后妃的。……大约爱考选的妇人十有其八，贞烈之女不过一二，此乃繁华的现报。……后来蒋竹山考选扬州妇女，那些瘦马妓女不消说的，还有大家女子出来，欢欢喜喜，和番兵骑在马上，争妍卖俏，比门户人家更没廉耻，岂不是风俗淫奢之报?……那些妇女们，都是艳妆丽服，傅粉涂朱。也有哭啼啼在轿里，父母随着送场，似昭君出塞一般，哭的千人落泪。也有喜喜欢欢，先换了金朝服色，窄袖戎妆，平头盘髻……笑嘻嘻来争这女状元。……鱼贯而进，约有两千五百名。
南明官员向清军投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顺治二年(1645)南明小朝廷被清豫亲王击垮，“二大僚统百官献册，行四拜礼”，次日“豫王受百官朝贺，递职名到营参谒如蚁。……查不朝参者，妻子为俘”。欲为南明殉国者，《明季南略》中仅记载两名，且都殉国失败。《续金瓶梅》之女子选科为扬州事，说它讽喻南明灭亡时众生相也未尝不可。
诗重比兴，文言小说亦善用春秋笔法，所以对失节之人的讽刺之笔比较隐晦。白话小说中往往把这类人物刻画成滑稽可笑的形象，极尽讽刺。又如《续金瓶梅》中王秀才宠妾不仅积极奉承抢夺她的金兵，还向金兵埋怨丈夫“本领”不济，颇具丑态:
番兵乐不可言，细问：“你是谁家娘子，这等有趣的紧?丈夫是个甚样人?”妇人道：“俺丈夫是个秀才，生的人物也好，只是这件事上再不会打发个足心，我今日可尝着滋味了。好不好把他杀了，同你一处过去罢!”到了天明，番兵听见吹角进营，要起去，还被妇人拉住不放……嘱咐了又嘱咐：“到晚还来，我在这里等你。”
三、消解传统名节观念的自我正当化心理
比起道德至上的“名节”书写，部分清初小说反映了另一种士人心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而选择顺应时变、消解殉节观念、肯定求生欲望的自我正当化心理。清初推崇陶潜者多，据统计清初做过“和陶诗”者有二十余家，身份上基本为遗民，这种自我寄托既体现了遗民的政治态度，也蕴含了遗民对名士逃避现实、饮酒躬耕之潇洒作风的追求，所以从者甚多，以致钱谦益有“陶渊明一夕满人间”之讽语。同样，儒家历来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为“仁义礼孝”的代表，但大多数清初遗民对夷、齐死节之价值的评价却是理性且谨慎的，甚至对司马迁记载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一事提出质疑。黄宗羲从经典误读的角度看待此事:“盖二子逊国而至首阳，故饿也。民称之者，称其逊国高风也。司马迁因此，遂移于伐纣之后，甚之为饿死。”黄宗羲指出司马迁不仅更改了历史事件的因果顺序，还将“饿”引申为“饿死”，故使“逊国”引申为“殉国”，从而导致后人无稽效仿伯夷叔齐之行为，致千万人枉死:“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清初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止一人，陈確也认为“二子之义只在穷饿，如是止矣，不必沾沾一死之为快也”，针对近世情况来说，“死节”会带来“一人成名，九族揕首”的后果，故“死节”并非不义，只是非义之大者。清初士人大多消解“死节”观念，话本小说《豆棚闲话》之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以滑稽的口吻写了叔齐跟随哥哥上首阳山后心理变化的过程，小说中叔齐“与其身后享那空名，不若生前一杯热酒”的观念很有代表性，小说之作者大多是底层士人，他们虽也读圣贤书，但几乎不曾享过明朝之恩待与厚禄。所以，有的小说固守迂腐、狭隘的忠义观，有的小说则表现出作者基于自身地位而对名节观念的重新思考，《豆棚闲话》的作者就从顺天应时的角度肯定了叔齐逃离首阳山、向新朝求功名的做法，并对妄图兴复旧朝者做出指责:“你们不识天时，妄生意念，东也起义，西也兴师，却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
爱生恶死是人之常情，易代之际“慷慨赴义者易”，苟活者不仅要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还要始终处于名节失守的内心问责之中。比如邓汉仪曾为复社成员，后又召试博学鸿儒，他有诗“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流传甚广，以忍辱偷生的“息夫人”自喻，反映了士人在改朝换代、生死大节面前的无力感，同时也表现出对求生者的理解，“无形中化解了死节的必然性和强制性，给当事人一个自我解嘲的借口，也给旁观者一个宽容的理由”。尤其是清代统治逐渐步入正轨以后，清初士人要面对的更多是“生”而非“死”，赋予“生”更高的价值远比追求“死”有更实际的效果和意义。以女性传记所体现的名节观念为例，明清之际遗民的文章更重“死节”，而清初入仕文人的文章更重“生”之艰难:
人处艰难之际，有不可不死，而死则全名，不死则丧节者；有可以不死，而不幸而死，亦足以明节者。当昆山倡义之时，人皆惧祸，谋出城。二烈妇虽丈夫不在，而有舅姑有叔，可相依以远害，卒不往而自陷死地。悲夫!吾见江南女子之奉巾栉营垒之中，及为所掠卖而流离道路者，恨其不能死。（归庄《归氏二烈妇传》，顺治二年）
叶妪者，乳予于襁褓者。予生四龄，妪归。归九年，浙东西大旱，飞蝗蔽天，岁饥，人相食。而妪之夫适死，因就食予家。……妪不得饱，乃流涕辞去。十年中凡五嫁，而夫辄贫。尝语人曰：“安得十郎骤富，使我老不复更嫁乎?”其言可悯如是。十郎，谓予也。妪年七十有一而死，死之日，后夫益贫。予妻为典衣买棺以殓。越明年，予在济南，闻而哀之，资其夫钱若干，俾往瘗焉。寄之以铭曰：妇人五嫁，理则不可，贫则驱之，否谁依者?伤哉贫乎，乃至辱其身乎!（朱彝尊《叶妪冢铭》，康熙二十七年）
归庄曾参加昆山起兵抗清，有明确的反清立场，他的观点代表了遗民将名节高于生死的观念，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书生大言。这种观念固然无错，但朱彝尊为“十年之中凡五嫁”的乳母作传，虽也认为叶妪“五嫁”于“理”不合，但他能从生活贫困与艰难的角度对叶妪赋予同情和怜悯，肯定生命本身的价值高于名节的价值，转变了从狭隘名节观念评价女性的立场。朱彝尊生于崇祯二年，祖上为明臣，交游圈内既有抗清名士，也有降清士人，五十一岁考博学鸿词而入选，授翰林院检讨，此后受康熙重用。朱彝尊的文章中也偶尔流露出仕清的愧疚，但相较于清初遗民的强烈民族立场是很微弱的。
与不近人情的原则论调相比，市井小说往往作“翻案文章”，这些小说以通达的名节观念取代一成不变的道德原则，能从生存欲望的角度对传统殉节观念做出解构或重写，从而消解了狭隘名节观念对世人的束缚。
其中一类消解名节的故事颇具喜剧色彩，通常是传统的民间“以弱胜强”类故事，代表了一种狡黠的民间智慧和朴素的民间愿望:寄望凭借个人微小的力量以小博大、以智慧战胜强权，在乱世里谋求平稳的生活。比如《续金瓶梅》中讲述了一个“翻天揭地”的“侠事”:扬州钞关有一娼妓苏琼琼，姘了一个湖广布客，忽然金兵进城，把琼琼两人及许多俘虏来的南人锁在一起，一日番兵吃醉，琼琼便解开自己和布客的铁索，用番兵的刀把他们一个个都杀净了，又携走了番兵抢的千余两金银，和布客逃往湖广做起人家来，后来不仅生了儿子，还发了十万大财，可谓人财两得之喜。李渔《无声戏》中的一则故事喜剧色彩更加浓厚，《女陈平计生七出》主人公耿二娘自幼便聪慧异常，村人送她外号“女陈平”，崇祯年间流贼泛滥，耿二娘亦被贼头劫持，她“千方百计，只保全这件名器，不肯假人。其余的朱唇绛舌、嫩乳酥胸、金莲玉指都视为土木形骸，任他含咂摩捏，只当不知，这是救根本不救枝叶的权宜之术”。她还巧计取得贼人四处掳掠的两千多两银子，并且骗得贼人送自身回家，借贼人之口向丈夫和村民们证明自己并未受到玷污，不仅成全了自己的名节，还为民除害、截获了贼人的赃款，使自己和丈夫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女陈平”的故事非常深入人心，也常出现在之后的小说之中，《聊斋志异·张氏妇》讲张氏妇主动引诱匪兵，设计杀死歹人的故事，异史氏曰:“巧计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贤哉妇乎，慧而能贞。”又如拟话本小说《风流悟》之第二回《以妻易妻暗中交易 矢节失节死后重逢》也是一个贞慧妇人的故事，阴氏被掳后先委屈顺从，后装病守贞的情节与《无声戏》中的故事如出一辙，作者赞之曰:“虽然不算□□□里陈平，也应赛过□□女中诸葛。”“女陈平”类故事寄托了作者美好的想象，从这类故事中可以看出作者以事件的最终结果评议当事人的名节操守，而不是遵循绝对的道德原则，也不以固定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作为名节的唯一评判标准，是对传统名节观念的一种颠覆。
“以弱胜强”类故事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主人公虽几近失身，但又能依靠智慧保全名节，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另一类消解名节的故事则具有浓郁的悲剧性，这类故事以失身女子为主人公，作者能充分理解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女性难以自保的命运，以守“心”为贞节的根本，从而以宽容、超脱的眼光探寻名节的根本价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如清初另类“才子佳人”小说《金云翘传》，这部小说颠覆了以“失身”为判断女子名节的传统道德标准，提出了“以辱身为贞节”的观念。小说中的才女王翠翘为救家人，两次流落娼门，四易其夫，但她心志高洁、重情重义。在与旧情人重逢后，因自己有失贞节不愿再重续婚约，但她的未婚夫却以另一种思路来劝说她:
贤夫人此言愈大谬矣。大凡女子之贞节，有以不失身为贞节者，亦有以辱身为贞节者，盖有常有变也。夫人之辱身，是遭变而行孝也。虽屈于污泥而不染。今日之逢，可谓花残而又发矣，月缺而又圆矣，玉遭玷而不瑕，香愈焚而愈烈矣。较之古今贞女，不敢多让。
作者有意设置王翠翘多次被人辱的情节，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她身虽受辱但心志贞节的主题，天花臧主人为此书作序时提到“身辱”与“心辱”的区别:“大都身免矣，而心辱焉，贞而淫矣；身辱矣，而心免焉，淫而贞矣。”李渔也有从同样角度重新定义名节观念的小说，《生我楼》篇首故事中做《望江南》词的失节女子，虽于身体上遭受侮辱，自知无面目见地下之人，但能慷慨悲歌，做悲愤流连之作，自陈心迹，故李渔认为此女“当在可原可赦之条，不得与寻常失节之妇同日而语也”，应该“略其迹，观其心”，以“身免”为小节，知其“心免”便可视之为“古今之贤女子”。清初士林常从“天道大劫”的角度解释这场鼎革灾难及其带来的传统道德失范，《无声戏·女陈平计生七出》故事中，流贼入侵，烧杀抢掠，各家妇女都向耿二娘问计，向来足智多谋的耿二娘道:“这是千百年的一劫，岂是人谋算得脱的。”由于众民遭受着一场天道劫数，那就不应以太平治世的道德观念评价遭逢的世人，“那时处常的道理，如今遇了变局，又当别论。处尧舜之地位，自然该从揖让；际汤武之局面，一定要用征诛。尧舜汤武，易地皆然”。那么乱世之道德标准是什么呢?李渔提出了和《金云翘传》一样观念——“论其迹而原其心”，每一个人在面对天翻地覆的社会现状时都可以采取不同应对办法，应该看到每个人行为背后的本心，“迹似忠良而心同奸佞，既蒙贬斥于《春秋》；身居异地而心系所天，宜褒扬于末世”。故此，李渔将鼎革之际失身的女子分为几个等级:
有矢志不屈，或夺刀自刎、或延颈受诛的，这是最上一乘，千中难得遇一；还有起初勉强失身，过后深思自愧、投河自缢的，也还叫做中上；又有身随异类、心系故乡、寄信还家、劝夫取赎的，虽则腆颜可耻，也还心有可原，没奈何也把她算做中下；最可恨者，是口餍肥甘、身安罗绮、喜唱大调、怕说乡音、甚至有良人千里来赎、对面不认原夫的，这等淫妇，才是最下一流，说来教人腐心切齿。
李渔的名节观念不是绝对的，故有研究者称其为“平情主义”:“面对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妇女，会以旷达高蹈之态，发出理解同情之言。”我们更应该看到，这种贞烈故事背后也隐藏着士人的生存伦理，若以节妇自比，李渔当属中下者——“心有可原”者，他固然赞许慷慨赴义者，但也认为若能心系国故，初心不变，即使委身新朝也只是无可奈何之举，虽算不得上乘，也不至沦落为最下一流。陈洪以为《金云翘传》反映了清初士林“自我正当化”的心理状态:
“身”虽辱而“心”可免，这一来，原本具有一定现实约束力的“节操”标准便荡然无存了，而所有失节的行为、受辱的遭遇都可以据此得到“豁免”。对于当时被迫剃发、被迫科考、被迫出仕而愧耻之意尚存的汉族士人来说，没有比这样的“自我正当化”更为彻底的了。
实际上，不仅是《金云翘传》，清初大部分从“反贞节”角度书写女性名节观念的小说都反映了士人“自我正当化”的心理过程。同时，对“死节”的谨慎态度也反映了士人对生命价值的理性思索，这也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归。以生存欲望取代道德至上的逻辑与清初士人以文化传承为生存之理由有异曲同工之处，反思历史、以学问济世、实现“以夏化夷”的理想是汉族遗民士人能够忍受剃发易服之屈辱、在异族统治下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之一，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在这样的生存观念下做出了有补于世、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这种心态也奠定了清代以实学为主的学术发展方向，转变了晚明以来空疏无用的心性之学。但这种文化传承心态也成为追逐名利之人掩饰自身行为的借口。
四、“道行”与“道尊”并存的折中心态
在现实生活中，士人的抉择往往并不能完全二元化，有些固守理想主义道德原则的士人对女性提出贞烈要求，而自身并不能从容赴死；有些人选择屈从苟活，但又要时时面对自我内心的审问。理学家孙奇逢明亡后隐居著书育人，清屡召而不仕，时人尊称其为“征君”，这种以治学教书为生存价值的选择与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同属一类，也就是所谓的“道行”。孙奇逢虽不出仕，但他对许衡的改节仕元行为给予理解:“我读公遗书，知公心最苦。……众以此诮公，未免儒且腐。道行与道尊，两义各千古。”“道行”与“道尊”分别代表了权宜乱世、生存至上的变通态度和重视名节、道德至上的传统观念，在清初的历史语境中，“行道救民”与“殉节守道”两种价值观往往是矛盾而并存的，这两种心态的对立与融合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文学作品之中，所以有些清初小说的故事情节表现出对“名节”犹疑且折中的微妙取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士人心态。
小姐得知父亲在厅上坐下，欲待要出，又羞见父，就将绳索自缢。……小姐答曰：“吾闻妻死为夫，痛夫已被贼人谋杀，而又强从贼人为妻乎!况女儿遗腹在身，只得强从贼人，幸今儿大，又见老父提兵到此，我为女儿者，岂得不死，安敢偷生而见老父乎!”
第二处增加为交代殷小姐的结局，在陈光蕊一家团聚后，“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朱鼎臣对《西游记杂剧》中关于殷小姐情节的改编反映了明代中晚期以后女性名节观念的增强，失贞的殷小姐从容自尽，比《西游记杂剧》中获封“楚国夫人”的情节更符合现实的道德要求。清初黄周星评定《西游证道书》的底本是明代的世德堂百回本和《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中有两次殷小姐自缢的情节，第一次与《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一致，第二次为《西游证道书》新增加的情节:殷丞相、殷小姐和玄奘于江边祭奠陈光蕊，“却说殷小姐哭奠丈夫一番:又欲将身赴水而死，慌得玄奘拼命扯住”，最后也以殷小姐“从容自尽”为结尾，其后有黄周星之评语“是，是”二字。
从整体上看，“忍辱存孤”型故事中女性形象及结尾的变化反映了由唐至明清女性道德观念的加强。具体而言，黄周星在《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的基础上增了一处加深殷小姐名节观念的情节，并且非常认同她“从容赴死”的行为，与他本人的民族观念有关，另一方面，黄周星对殷小姐暂时忍辱、以保全胎儿的行为表示理解，也反映了黄周星“生有所待”却又以“生”为耻的复杂心理。黄周星曾怀复国之愿，故入清后不仕，往来吴越间，以授徒为生。根据叶梦珠所记黄周星传生平可知，崇祯二年(1645)有人举荐黄周星入仕，他婉言拒绝:“某自问樗材，素无宦情，遭逢鼎革，所以不死者，上念老亲独子，嫡嗣未举，偷生苟活，存黄氏一线耳，敢冀宦达乎?”其后黄周星一直隐居教书糊口，《西游记证道书》大致成书于这个时间内。黄周星向有殉明之志，至康熙十九年(1680)，子女皆婚嫁，他便再没后顾之忧，“公志初毕，殉君夙愿，自此益决矣”，三次赴水而死，皆被救起，后“乃自绝饮食，至二十三日而卒”。同样以遗民自况的魏禧在女性守节问题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魏禧的邻居李氏在丈夫溺亡后殉死获救，长辈要求其改嫁，李氏不从，守节七年后改嫁他人，适时清兵破城，李氏自刎而死，魏禧认为李氏之殉死不能恰逢其时，其行为有失道义:“初令如节妇，闻言痛哭呕血以病且死，岂不卓然烈女子哉?”在魏禧看来，当节妇烈女的道德坚守被他人破坏时，更应当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千方百计地奔赴死亡，比如他在《夏节妇碣文》中提到的扬州李氏欲为夫殉死，吞药、吞金均不成功，之后三年不脱丧服，在家人要求她再嫁后，昼夜痛哭，最终咳血身亡，是为大节者。对比来看，魏禧盲目追求道德至高而忽视了基本人伦和生命个体的价值，更接近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自赎，并不符合现实众人的生存抉择，而黄周星透过评改“殷小姐故事”表达出的微妙、折中的名节观念更符合大部分士人的真实心态。
李渔《十二楼》之《奉先楼》也是清初“忍辱存孤”类故事的一个代表性文本。故事中的舒秀才夫妻二人对于舒娘子是否应“忍辱存孤”进行了一番辩论，两人的不同观点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清初知识分子于名节与生存之间挣扎、犹疑的心理争斗过程。舒娘子本是名家女子，她恪守节义纲常:“做妇人的操修全在‘贞节’二字，其余都是小节。”她以西施再嫁为耻，认为西施为报仇而失身是可以谅解的，但她以被玷污的身子又随了前夫，那便是“从古及今第一腆颜女子”。但舒秀才认为这种道德观念只适用于太平治世，“如今遇了变局，又当别论。……只要抚得孤儿长大，保我百世宗祧，这种功劳也非同小可，与那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者，奚啻霄壤之分哉!”两人争执不下，便请全族人来判定，族人都认为“守节事小，存孤事大”，大家都苦劝舒娘子“立意存孤，勿拘小节”。至此，舒娘子只得暂时放弃固守名节的观念，委身贼军内一位将军，尽心抚养儿子长大。小说非常强调舒娘子于丈夫和族人的压力下被迫失节的羞愧心理，在得知丈夫寻到自己后，舒娘子拒绝与前夫相见:“妾自失身以后，与前面的男子就是恩断义绝之人了，莫说不要随他，就要随他，叫我把何颜相见?”之后便果真在送走儿子和前夫后，关上舱门，打算一索吊死，“以盖前羞”。小说至此，与明代和清初“忍辱存孤”类故事是一致的，但李渔向来好做“颠覆之言”，所以这则小说为舒娘子设计了一个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舒娘子本欲自杀，幸得将军抢救及时，又谅解舒娘子一番苦心，甚至替她夫妻二人想到一条万全之策:
将军道：“你如今死过一次，也可以不食前言了。少刻前夫到了，我自然替你表白。”此时见舒秀才走到，就把他妻子忍辱存孤、事终死节的话，细细述了一遍，又道：“今日从你回去，是我的好意，并不是他的初心。你如今回去，倒是说前妻已死，重娶了一位佳人，好替他起个节妇牌坊，留名后世罢了!”
从故事逻辑看，这个结尾很是牵强。但从作者借舒娘子故事为自我辩解的思路看，舒娘子的犹疑、无奈、忍辱和羞愧都可视为作者入清以来心路历程的写照，而这种理想化的折中结局，也是作者对个人命运和前景的一种美好构想:寄望世人能不仅仅以身体之贞节操守对未殉节者做批判，能够进一步理解鼎革之乱中苟且生存者内心的压力和遭遇的羞辱，从而减轻个人的心理压力和负罪感。
结 语
综而言之，首先，清初小说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即为在小说中寄寓作者的自我书写，关于清代以前士人心态的研究多依托诗、词、文、赋等文体，而清代及其之后对士人心态的研究则不能忽略小说中所反映的作者意图和思想观念，这是清代士人心态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其次，清初小说中关于女性贞节操守的书写可以反映出多种不同的士人名节观念，这是通过小说展现的鼎革之际士人心态的一个侧面，清初小说也反映出当时士人的历史发展观、仕途观念及婚姻家庭观念等多种文化心理，同时小说文体功能的扩大也带来了小说理论、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发展和新变，这些都是清初小说还值得深入研究之处。注释：
① 关于明清易代是“亡天下”而非“亡国”的说法，顾炎武和王夫之都有过论述。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王夫之：“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朱希祖记《本师章太炎先生口述少年事迹》，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② [美]孙康宜《传统读者阅读情诗的偏见》，见于《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③ 邓多军的《唐代弃妇诗研究》：“不容质疑的是《全唐诗》中所收弃妇诗比前代的弃妇诗总和还要多，粗略的统计约有110篇，而且名篇迭现。”（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0页）
④ [美]孙康宜《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见于《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⑤?[清]孙奇逢著、朱茂汉点校《夏峰先生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6、414页。
⑥?[清]魏禧著、胡守仁等校点《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89、913页。
⑦ [清]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98册影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本，第522页。
⑧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4页。
⑨ 关于清初诗词中士人心态研究成果如白一瑾《清初贰臣士人心态与文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庆《钱谦益：明末士大夫心态的典型》（《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朱雯《明清易代之际的女性诗歌——个人与家国命运的自我书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秦天《吴伟业的悼亡情绪和遗民心态——以金陵怀古诗与北上感怀诗为例》（《山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李碧《观剧诗与明清之际文人的“自我认同”》（《求是学刊》2006年第3期）等。其他文类中士人心态研究成果如马昕的《明清之际遗民士人的历史论说与名节观念》（《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郭英德《〈海烈妇传奇〉与清初江南士人的生活与思想》（《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杜桂萍《遗民心态与遗民杂剧创作》（《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黄灵庚《〈明文海〉：抒发遗民的黍离悲情》（《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夏之卷）等。
⑩ [清]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李渔全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42页。
?? 陈洪《折射士林心态的一面偏光镜——清初小说的文化心理分析》，《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
??[清]褚人获《隋唐演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2、329页。
??[清]蓬蒿子编次《新世鸿勋》，《古本小说集成》据大连图书馆藏庆云楼本影印，第十三回。
?[清]李天根《爝火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清]丁耀亢《续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7、345页。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页。
? 李剑锋《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5、3页。
?[清]陈確《死节论》，见于《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3页。
?[清]爱衲居士《豆棚闲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 蒋寅《易代之际的生存伦理——历史的相似情境及其诠释》，《中国文化》第33期。
?[清]归庄《归庄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5页。
?[清]朱彝尊著、叶元章等选注《朱彝尊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89页。
???[清]李渔《无声戏 连城璧》，《李渔全集》第八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24、93－94页。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7页。
?[清]坐花散人编辑《风流悟》，《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清]青心才人《金云翘传》，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3页。
????[清]李渔《十二楼》，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155、154、152－161页。
? 陈洪《折射士林心态的一面偏光镜——清初小说的文化心理分析》（《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清初士林‘自我正当化’的理由之一是‘天道’、‘天数’……明末‘天崩地解’的过程中，善者无福，恶者无祸，这使‘他律’的力量急剧衰减，社会道德愈加失范，最终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天道的怀疑。‘天道’、‘劫运’之类说法，正是滋生于这片怀疑的土壤之中。”
? 璩龙林《平情主义与崇真厌伪——论李渔小说的贞节观书写倾向》，《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明]朱鼎臣著，陈新整理《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清]黄周星点评《西游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8页。
?[清]叶梦珠撰，来新夏点校《阅世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9－122页。
? 王裕明认为《西游记证道书》大约成书于康熙二年，见《〈西游证道书〉成书年代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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