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益闻录》①从第150号(1882年5月3日)开始刊载文言小说《桃源续记》，至第270号(1883年7月7号)终。该书分62次刊完。在刊载时间上较随意，有时接连刊载数期，最长连载时间是11期；有时隔一期或数期刊载，最长一次间隔是28期。该书每次刊载的字数多少不一，但多为800字左右的篇幅，故推算全书约为5万字。该书在刊载时不分章节，也不标序号，只在篇末注明“此稿未完”。各期之间的衔接有时有“话说”等字眼，更多的时候是径行续载。

　　检阅包括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内的多种小说书目工具书，未发现该小说的著录信息。查阅近年研究成果，发现只有少数论文提及此部小说，且未对该小说展开更多研究。笔者认为，无论是小说本身还是《益闻录》刊载此小说的现象，都有较多文化意味可为解读。

一、小说的内容、思想与作者考证

《桃源续记》的内容以进入桃源为分界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陶渊明等人的后代在游园时犯事；第二部分讲述嵇通等人避入桃源后的所见所闻。以下按发表时间列述小说的主要内容，括号内数字为刊载小说的报纸期号，如用“-”表示，则为连续刊载。

　　(一)入桃源前

　　1.刘子骥、陶渊明、周通祖三人相约入桃源，却因病先后去世。陶渊明之大舅嵇通主持家政。(151-155)

　　2.三人后代刘球、陶稚、周琴相约出游，于九松园遇梅魁。刘球为救一女子打死朝臣刘渊之子刘戾。众人商议避难。(156-160)

　　(二)入桃源后

　　3.在渔人江四的指引下，众人前往桃花源。入桃花源前遇见桃源中人全材。(189-191)

　　4.初入桃源，遇秦叟等村民，村民待客情盛礼重。(192-193)

　　5.至餐霞城，见“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遇嵇通友人慕贞；嵇通、陶稚随慕贞往镜影湖。(194-195)

　　6.梅魁等人至高景村全材家中，谈论聘师、教育问题。众人行酒令。(196-199、203-207)

　　7.梅魁等人被聘为老师，教育全材的儿侄。(208、210-212)

　　8.全材、梅魁等人率学子赶考，儿侄均高中。(213-216)

　　9.全材论婚俗、丧俗。(217-218)

　　10.全材、梅魁等人乘船往镜影湖，途遇飓风，飘至野洲，得以观神鸟相争、百兽相斗。(219-220、223、227、229)

　　11.众人观兽遇险，得遇陶稚、卫氏兄弟相救。众人往镜影湖。(230、232、234)

　　12.慕贞、嵇通招待众人，行酒令。(236-237、243、247、250-251)

　　13.众人联句。(252、254-255、260-262)

　　14.卫氏兄弟作东，众人各表志向。(264-266、269-270)

　　由以上简述可知，小说除了打死刘戾这个情节外，基本上没有矛盾冲突；小说大部分内容是咏诗、联句、谈学、论事，几无实质性故事情节。小说起码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为行酒令、发议论，可视为桌边谈话。

　　小说刊载时未提撰人。第一次刊载时有报馆按语，其批评当下小说“非俶诡支离即荒唐淫靡”，无“救正之心”“叙述俚而不文”“徒增嚣陵流荡之思”。按语又云：“本馆自行报以来，一以守正为宗，于虚无靡丽之文概删弗录。兹特编《桃源续记》一部，即从刘子骥陶渊明着想。书中言人情、山川、景物，以及文人歌咏、里巷讴吟，无不可资观感。本馆将此书分期刊印，以公同好。愿阅是书者略其词、原其旨，以鉴区区劝惩之意也可。”可知小说已经成编，但“特编”一词实为“编辑”而非“编写”，小说作者不可能为《益闻录》编辑人员。后文详述之。

　　按语之后的内容类似于小说的序言，为作者介绍自己的遭遇、写作小说的缘起、故事的来源等。但全篇为用华丽语言堆砌起来的空洞感慨和象征性描述，不能提供关于小说作者甚至小说成书年代的确切信息。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说书成之后，中流立脚生题古诗一首，其中有“范阳小友抱才略，辛酸涕泪心忧伤”一句，可能指作者为范阳(今河北涿县)人。

　　小说中的人物和内容同样不能提供作者及成书时代的确切信息。如作品中的主人公梅魁只是与《二度梅》主人公同名，而其他人物如洪犯、陆连升、谭能，都无法与历史人物对应起来。小说的结尾又云：“惟众人生平之事虽有一半在《桃源续记》中，其余一半详于《秋窗小录》。故作《桃源续记》者，至此搁笔，不复作矣。”但《秋窗小录》一书无法查得，难以借此锁定小说作者。小说的事件本来就不多，且多为向壁虚构；连篇累牍的议论也是义正辞严，为儒家正统观点，难以看出任何时代气息。唯有餐霞城议论鸦片、卫氏兄弟使用连环神枪，才能让我们确定这是清代的作品。

　　我们很难确认这部小说出现于清代哪个时间段，但如果从小说的思想作一分析，我们至少可以排除它出自《益闻录》编辑人员之手。

　　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是一个遗立于世的家族聚集部落，人们自耕自饮，老幼各享其乐。小说一众人物进入的桃花源却是一个政治国度，里面有皇权、科举，也有商业、外敌。在这个国度里，民风极其淳朴，可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这里更是个礼法社会，居民对待陌生人尊敬有加、极力承奉，家庭内部也幼敬于长，秩序分明。如梅魁等人初入桃源，欲向村民借食晚膳。秦叟等人极力相邀，而村中人无论老幼，“均出村口，恭肃于旁”。梅魁等人在秦叟家用膳，其孙“见客必敬必恭”。此后至全材家，其子侄也是言语谦卑，举止有度，当母亲训话时，“全珠全壁皆起立拱诺然后再就坐”。所以此处民风并非生活环境闭塞、人情世态单一所致，而是因为“教化风行”。这种待人有礼、长幼有序的社会风气显然是儒家所孜孜以求的。

　　桃源国的政治制度是现实社会的翻版，也有内忧外患。但内忧只是社会风气的败坏，外患只是夜郎国的反叛。对于内忧，只要大力推行儒教、感化民众，则内忧可解。作者用卫氏三兄弟名字表明了他的观点，老大卫箴，字孔道；老二卫国，字中屏；老三卫儒，字圣学。对于外患，只要广选人才，多用贤士，夜郎国的反叛则不足为患。全材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他不以商业为荣，认为获取功名、建功立业才是人生正道；他尊师重教，四处寻找名师大儒来调教自己的儿侄。小说的最后一个情节是各人述志，其他人都侃侃而谈，唯独全材云，“我本商贾中人，何志可述”，自己饮酒两杯而不言。

　　桃源已是一个安宁有序的理想国度，但作者不认为人生应该早早地隐于林下、流连风月，而是要投身世间、创立功业。小说没有具体叙写各人是如何在世间披荆斩棘、各行其事，只是让人物坐于桌边、大发宏愿。如卫箴希望“恩遇主知，与一旅师……为吾君效力疆场……然后退居林下泉石”。卫儒愿意教化士子，培育真儒，为国造就人才。梅魁抱负远大，志向有三：一是弘扬儒教，狙击释道二教；二是盼获重用，文则为国规划整治，武则开疆拓土；三是“四夷晏安无事，然后告休林下，退养田间”。这些人的价值观可用全材家中的一幅长联来归结：

　　读万卷书 作千秋想 为一代人立功立德立言 方能不朽

　　安林泉乐 结风月缘 得烟霞趣无忧无思无虑 尚有何求

　　除慕贞明确表示不问世事外，其他人或多或少有承担责任、报效国家的念头。这种先兼济天下后独养其身的人生追求正是儒家正统的价值观。

　　《益闻录》1878年12月在上海创刊，为法国天主教在华机关报。其《本馆告白》云：“缘是本书馆摘录中西各报，每月两次布闻，删其烦，录其要，事关吾圣教者，特为记及。”可见刊物定位于新闻汇录，但又突出传教宣义之事。1879年3月16日，《益闻录》进行改良，从第一号重新编号，此号《益闻录弁言》云：“(《史记》)备言天地阴阳，家国伦纪，人品物类……益于性命，益于邦家……故是录之名以‘新闻’者，亦愿参司马公之意义，而效太史氏之阐发也。”刊物显然不满足于新闻摘录，而是要论说天地真义和社会人伦，实际上是强化教义宣讲，以宗教眼光来评判社会事件。故第一号就有《人必有魂论》，后又有《人魂不灭论》《侮圣罹罚》《记叶某归教事》《上帝说》等，此类文章几乎每号可见，毫不掩饰传教护教之心。

　　《益闻录》由神父李杕(1840-1911)主持。李杕的先人已是教徒，其早年入徐家汇公学就读，1862年进耶稣会，1869年被晋升为司铎，后又获神哲学博士学位。李杕长期在苏皖地区传教，1879年回上海担任《益闻录》主笔，并主持编务②。李杕虽然也受过传统经史教育，但却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世儒教。如第376号《论儒教》就认为“古书残缺，六经为圣贤糟粕……(宋明理学)专志于利禄功名”。所以，自小接受严格天主教教育的李杕不可能把儒教作为人生守则和价值追求。

　　邹弢(1850-1931)在《益闻录》编辑中对文学最有兴趣。邹弢为农耕出身，家境困苦，他去参加秀才考试时(1869)都要向他人告贷。1875年他终于入泮，但此后十次乡试都未中举。在1881年赴上海之前，他与妻儿客居在苏州，以设馆教书为生计。他在《三借庐集·自挽文》中说：“幼起田间，赖先祖教以诵读，得识之无，其后西赴秦陇，北游燕斋，南极衡湘，东至蓬峤，或为导师，或充记室。”其外游之事当又在去上海之后。邹弢经历与小说序言所说“旅窗多暇，枨触于中”不符。邹弢对小说颇有兴趣，但最为喜爱的是《聊斋志异》，故在1877左右，仿《聊斋志异》而作《浇愁集》。邹弢在《三借庐剩稿续刊》中盘点过自己的文字著作，也未提及《桃源续记》和《秋窗小录》。故邹弢不可能为《桃源续记》的作者。

　　《益闻录》的其他几位编辑有龚古愚、徐伯愚、许采白等，均为神职人员。他们也是地理学家，经常在刊物上推出关于中国和世界地理“考略”的文章。李杕《五洲图考·序》云：“龚君古愚考亚、欧二洲登诸报牍，内如干章为徐君伯愚手笔，其劳亦不可没焉。后许君采白考斐、墨、澳三洲事迹既竣，重行校正，次第付梓。”③这些编辑离开本行去创作小说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是由他们当中某人创作的，以他们的地理知识，小说中的国家外患也不可能只有夜郎国一地。

　　综上所述，《桃源续记》不可能为《益闻录》编辑所著。考小说中陈腐的儒家观念、狭窄的地理眼光和幼稚的桃源想象，笔者以为，这是一部成书年代较早的小说，当在光绪朝之前。

二、《桃源续记》的文化内涵

我们虽不能确定《桃源续记》的成书时间，但《益闻录》刊载此小说，实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为解读，其一就是与当时社会上刊印传统旧小说的风潮有关。

　　明清两代，中国本土的出版业仍以木刻雕版印刷为主，虽有少量金属活字印刷，但少见且使用范围不广。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秘密制作中文铅活字，标志着西方印刷术开始传入中国。此后几十年，西方在中国开办的印刷机构不断出现，尤以宗教机构开办为多；各种印刷技术也不断被引入中国，尤其在上海，印刷技术几与国外同步。西方出版机构早期的印刷技术多为铅活字凸版印刷。这以1843年由麦都思创立的墨海书馆为代表。1848年王韬游览墨海书馆后记载：“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版机器印书，竞为创见。余特往访之……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床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④1872年，申报馆开始使用手摇转轮机，印速提高到每小时数百张，再后又采用蒸汽及火力为动力，效率更是倍增。与此同时，字模浇铸技术、排字工序、合字制版技术在1870年左右都取得较大进步，铅活字印刷技术已较为成熟，且印刷能力大增。

　　1872年申报馆创立，即采用铅活字印刷。除了印行报刊杂志，申报馆的印刷能力仍富足有余⑤，在西方小说反响不佳的情况下，美查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旧小说。1874年11月5日《申报》刊“新印《儒林外史》出售”广告，云：“本馆新印《儒林外史》一书，装成八本，校勘精工，摆刷细致，实为妙品。”此书售况极好，“不浃旬而便销罄”。此后申报馆重印《儒林外史》1500部，又出版《遁窟谰言》《快心编》《风月梦》《小豆棚》等书，在20年的时间内约出39种⑥，其中又以传统的旧小说居多。

　　1876年，美查又设立点石斋书画室，采用石印技术出版书籍。石印为平版印刷，较之凸版印刷，最大的优势在于照相翻印和缩印。点石斋在广告中介绍石印之法：“先取古今名家法书楹联琴条等，用照相法照于石上，然后以墨水印入各笺，视之与濡毫染翰者无二。”⑦石印技术印速更快，印刷成本更低。同文书局论石印云：“不疾而速，化行若神，其照书如白日之过隙中，其印书如大风之发水上，原书无一毫之损，所印可万本之多，三日为期，诸务必举。”⑧《申报》曾有招揽石印广告，计算石印书籍各项成本，最后云：“两相比较，实甚便宜，况石印之书比木板更觉可观乎。”⑨石印技术相对简单，且投入资金少，故各地开设的石印书局大量出现，所印书籍也是“叠床架屋”。

　　石印技术初用于大型工具书的翻印和缩印，后扩展至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各类小说。出版机构既多，翻印又便利，故当时可见的传统旧小说几乎被书商翻印一遍。由于出版市场不规范，市场上盗版、重复出版和改名另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⑩。比如《彭公案》一书，就有三友书屋、文渊山房托图书集成局代印，又有理文轩印行。图书市场竞争激烈，出版者也挖空心思降低图书售价，以求利薄售速。这虽然导致图书印刷质量下降，但客观上提高了小说的销量，扩大了小说的读者群。

　　可见，由于铅活字印刷术、石印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出版市场的印刷能力急剧提升。为了消化富余的印刷能力，出版商把眼光投向了小说。虽然他们也在寻求时下的创作小说，但当时的创作作品实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翻印传统旧小说也就成了市场上的一股风潮。《桃源续记》成书虽有一段时间，但这不妨碍《益闻录》的编辑取之刊诸报端。

　　其二，《益闻录》刊载《桃源续记》在当时也是领报刊连载长篇小说风气之先。

　　1815年，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已知最早的中文报刊。刊物登载了传教士用章回小说形式阐释教义的小说，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类小说多是围绕一个教义用故事进行阐释，类似短篇集锦。1833年，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也采用小说形式进行教义宣讲。此后创办的宗教报刊较少刊登小说。

　　1872年4月，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报纸既刊载类似故事的社会新闻，也刊载翻译小说。如1872年5月21日开始连载《谈瀛小录》，内容即来自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后又刊载美国欧文的《一睡七十年》和马里亚特的《乃苏国奇闻》(后改题《乃苏国奇闻把沙官小说》)。此后美查决定停止在报纸上刊载小说，转由文学刊物承担此任；申报馆先后创办了《瀛寰琐记》(1872-1875)《四溟琐记》(1875-1876)《寰宇琐记》(1876-1877)和《寰瀛画报》(1877-1880)。

　　1882年5月3日，《益闻录》开始连载《桃源续记》，至1883年7月7日终。《益闻录》的做法或受申报馆一系列文学刊物影响，申报馆《瀛寰琐记》就刊载了长篇小说《昕夕闲谈》，1875年之后所载多为笔记体的短篇小说。《益闻录》则是重新拾起刊载长篇小说的做法。申报馆几种刊物均为月刊，连载长篇小说显得间隔时间太长；《益闻录》原是半月刊，在1879年8月16改为周刊，又在1882年5月3日改为每周出版两次。这让读者的阅读间隔时间不至于太长，从而保持阅读兴趣。

　　《沪报》于1882年5月18日创刊，每日发行，其创刊后不久则刊载长篇小说。1882年6月10日，《沪报》第21号登出“刊印奇书告白”云：“《野叟曝言》一书……近见坊间所刻，每部定价六元，其中缺误指不胜屈……本馆今购求善本，自下礼拜一为始，每日于本报后增加两页，将此书排日分登。”同年6月12日，《沪报》开始连载《野叟曝言》，至1884年12月15日方连载完毕。连载小说使得《沪报》销量剧增，1882年8月10日“补印奇书告白”云：“本馆所印《野叟曝言》一书，购者踵趾相接，故虽多印若干纸，而前数日之报，业已销售一空。”但此后《沪报》附送小说又是1894年之事。

　　可见，早期报刊在连载小说时都是取材于已经完结的作品，小说随写随发的现象并没有出现，甚至报刊连载小说也是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这是因为作者队伍和稿酬制度都还不完善，而出版方和读者都更倾向于传统的单行本。但无论是为教育读者还是取悦读者计，小说从来没有离开过报刊发行者的视线。如《万国公报》在1891年12月开始连载李提摩太翻译的小说《回头看纪略》，此书即为爱德华·贝拉米的《回头看：2000-1887》。此部小说已经褪去了宗教说教目的，转而以一种西学的面目与读者见面。1891年2月，《中西教会报》创刊，报纸设“喻道要旨”一栏，刊载通俗易懂、道理浅显的故事以明道播道。等到1897年以《游戏报》为代表的小报大量出现，报刊连载小说就成为一种成熟的模式。当小说已成为一种主流文体时，各大综合性报纸也就纷纷刊载小说，如《申报》在时隔30多年后，从1907年开始，大量刊载小说，至1911年刊载小说数量已达200多种。至民国，报刊连载小说的情形更是风起云涌，各大报纸竞相邀请名家，为自家专门撰写长篇通俗小说。

　　其三，《益闻录》是宗教刊物上第一次刊登由中国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也可能是宗教刊物上第一次出现的非宗教小说。

　　《桃源续记》之所以能在《益闻录》上刊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刊物主持者为中国人。在《益闻录》创办之前，所有的宗教刊物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和主持，他们决定了刊物的导向和稿件采用；除了选用翻译稿件，自撰性稿件的作者多是传教士。以《万国公报》为例，撰稿数量在100篇以上的七位作者中，中国作者只有沈毓桂一人，而林乐知所撰写的稿件数量就达790篇。李杕以中国人的身份而能主持《益闻录》，实与他作为神职人员的优秀品质是分不开的。李杕接受了正规的天主教教育，后又专攻哲学、神学，并被授予神哲学博士，在天主教教义上有很高的造诣。他23岁即入教，30岁升任司铎，此后6年时间一直在沪苏皖一带传教，是一位忠诚、坚定的天主教教徒。李杕以他良好的神学素养和坚贞的教徒品格赢得了中国天主教教会的信任，故得以成为第一位主持宗教刊物的中国人。

　　事实上，李杕也确实没有辜负天主教方面的信任。他充分利用报刊宣传天主教教义、维护天主教声誉。如1895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并在中国引起巨大风潮，危及天主教教义。1906年李杕在《汇报》连续发表《天演论驳议》一文，对生物进化论予以批驳。李杕又批判中国社会上的儒、道、释各家思想，并延及邪教、巫术、迷信、风俗等，如《益闻录》有《论儒教》《道家本旨辩》《魂不附纸马论》《邪教怪诞》《巫术可笑》《葬术论》等篇。但李杕不是对儒教一概加以否定，而是承认孔子为儒教圣人，又强指孔子“敬天敬上帝”；他以“迨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六经被秦火之，后皆圣贤糟粕，不足以取证”否定现世儒教。可见李杕对待儒教的态度是重古轻今，意在借儒教失传而宣传天主教。但是他在传教时又注意借用儒家话语，如“知之(神学)可以正心，可以立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可以应万事而无愆”。儒教在中国政治、文化上的笼罩性影响是天主教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李杕又组织了一支由中国文人构成的编辑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些文人已经完全放弃科举制艺，转以翻译、传播西学营生；但也有些文人仍视科举功名为正业，他们避入报馆多是迫于生计，暂以疗饥。《申报》主笔蒋芷湘就是这类文人的代表。他虽充任报馆主笔，却始终心系举业，终于在1877年考中进士并离开了申报馆。《益闻录》编辑邹弢也是此种心态，他任职之后，仍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惜乎没有成功；但科试连捷、金榜题名却是难以割舍的梦想。

　　《益闻录》把一般士人学子视为潜在读者。为了引起学子的兴趣，刊物设诗赋一栏，刊登他们的作品，如第一号就有“杨南湖诗”“陈曼寿诗”，此后诗赋未曾中断。学子往往以刊物为基地，相互唱和，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和人际交流圈。1880年左右，科试举业仍是文人学士的头等大事，故刊物又注意刊载科举方面的信息或报道。如第20号有“己卯科各省乡试题目”“南闱琐闻详志”“浙闱琐闻”，后又有“金陵院试”“直境岁试”等。

　　《桃源续记》在内容上多由诗文议论构成，又设想了一个学子可以实现最高理想的世界，儒生在其中治国平天下，建不朽功业。小说的内容与风格容易与刊物的编辑产生共鸣，也十分契合刊物预想读者的兴趣。

　　天主教对于儒教的复杂态度，刊物以士人学子为读者对象，编辑固有的儒生身份，这些因素使得一份外国教会主办的刊物登载了由中国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且是一部鲜明主张儒家观点的小说。

　　注释：

　　① 《益闻录》于1879年创刊，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第一张报纸。自创刊号至第10号为每月出版二次。从第11号起改为每周一次。1898年，与《格致新报》合并后，改名《格致益闻汇报》每周出两期。自第100期起，简称《汇报》。1908年分成《时事汇录》与《科学杂志》，前者仍为每周两期，后者两周一期。1911年2月，两刊合并，同年8月22日停刊。可参考葛伯熙《〈益闻录·格致益闻汇报·汇报〉》，《新闻资料研究》1987年第6期。

　　② 孙潇《天主教在华第一份中文期刊〈益闻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1年，第18页。

　　③ 转引自《淘读缀散札·〈五洲图考〉》，薛冰编著《金陵书话》，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④ 王韬著，沈恒春、杨其标点《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119页。

　　⑤ 1872年2月5日《申报》有“代客印书”广告，云：“夫西法印书，最为时尚，既省料惜工，灵快捷速，价廉物美奚啻倍尽。”

　　⑥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⑦ 光绪八年十二月八日，《申报》点石斋“楹联出售”广告。

　　⑧ 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报》“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图轴价目”广告。

　　⑨ 光绪六年三月八日，《申报》“廉价石印家谱杂作等”广告。

　　⑩ 潘建国《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