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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梦龙在人生末年遭遇了明朝覆灭、大顺朝突起，以及清朝入主中原等一系列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随着北京的覆灭和南明的建立，冯梦龙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份从一介文人转变为“草莽臣”。其身份意识的彰显集中体现在他的著述活动中，不论是改换署名还是辑录时事，都是他怀恋故国、意图复兴明朝的表现。南明时期冯梦龙对自己“臣子”身份的强调不仅源自他遭受家国破灭而激发的爱国情怀和他本身性格中强烈的正义感，也源自他期望为国效力的社会责任感。而冯梦龙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身份意识，却始终有着不曾进入南明政治中心的“尴尬”之处，以及反囿于“臣子”身份所导致的能力上的局限之处，这使得他的行为和判断难免产生一定的误区。

一、南明时期冯梦龙创作署名与创作重心的改变

南明王朝建立之前，冯梦龙始终都是一介文人，应试多年却屡试不中，晚年虽然破例升任寿宁县令，但也在四年后就致仕归田，重新回到了“文人”的身份中。然而当明朝北京政府被李自成推翻后，冯梦龙开始以“臣子”身份自命，不再以“文人”身份自居，这一身份意识的转变和凸显，主要表现在南明前后冯梦龙创作署名的不同和创作重心的变化中。

　　首先，冯梦龙的创作署名在南明前后的不同，展现出他对自我身份的有意转变。明朝尚存时，冯梦龙一直将编纂、辑订通俗文学视为己任，但由于诗、词等雅文学占据着文学创作的主流地位，致力于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的冯梦龙始终不能被主流文人所认可，因此，他的署名在不同的作品中便各有所异，如《古今小说》中署为“绿天馆主人”，《醒世恒言》中则为“陇西可一居士”，另有“墨憨斋主人”“无碍居士”“顾曲散人”等等，但这些署名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冠以书斋或居士之名，不显露作者的真实姓名，这是文人在创作时普遍采用的一种署名方式。但到了南明时期，冯梦龙的署名与之前相比截然不同。《甲申纪事·叙》中署为“七一老人草莽臣冯梦龙”，《中兴实录·叙》中则为“七一老臣冯梦龙”，用真实的姓名替换了原本的“代名”，并以“老臣”“草莽臣”等来署名，这就将冯梦龙的身份由南明前的“文人”转变为“臣子”。署名的变化，直接体现出他对自己身份有意识的改变和强调，与此同时，这一变化也代表着冯梦龙对于时事的审视不再停留于通俗文学的范畴之中，在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撰写当代史的社会风气的驱使下，他开始进入记录史实的领域，用纪史纪实的《甲申纪事》《中兴伟略》《中兴实录》这三部当代史之作，进一步凸显自己的“臣子”身份。

　　其次，冯梦龙强化“臣子”身份、淡化“文人”身份的表现尤其体现在南明时期著述重心的改变，即由编撰通俗文学转向书写当代史。冯梦龙少有才名，明北庭覆灭前，他将自己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续写、补撰前人创作的小说、传奇、曲律理论作品之中，即使在时局动荡时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南明前的冯梦龙将一生中最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编纂辑录通俗文学上，对于自我身份的界定也始终都只是一介文人、书生，极少以“臣子”自居。然而进入晚明后，时局动荡、内忧外患，一股撰写当代史的风气在社会上悄然兴起，黄宗羲曾言：“余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①，“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②。时人多感慨世道多艰，试图以“作史”来寻求济世救国之道。冯梦龙也不例外。

　　当明北京覆灭、南明王朝建立后，冯梦龙不再将整理通俗文学作为最重要的事情，而是集中精力编纂、辑录当代史。在人生最后的三年里，他编著了《甲申纪事》《中兴伟略》《中兴实录》三部纪时纪事之书。以古稀之岁辑录的《甲申纪事》，记录了甲申年(1644)发生的种种大事变，此后一二年间编定的《中兴实录》及《中兴伟略》，不仅详细记述了明末朝廷中的军政大事、社会中的风云突变，更是展现了他内心对于南明中兴的渴望。在编纂这三部书的过程中，他有意突出、强调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仅在文后署名“草莽臣”“老臣”，也在“序”“引”中不时以此自称，而且他还以“臣”的身份撰写治国之法，《钱法议》便是一例。《钱法议》是冯梦龙向监国福王朱由崧的上书之作，他在此篇中以“臣”自称，如“臣请服妄言之诛”③，所提出的建议也是作为“臣子”的议国之策，可见冯梦龙在编撰这三部作品时是完全站在南明朝“臣子”的立场上的。

　　总而言之，随着南明时期冯梦龙创作署名的改变和创作重心的转移，其“文人”的身份被有意识地淡化；在辑录时事的同时，他又以“臣子”身份进言、上书，极力为南明朝的中兴出谋划策，体现了冯梦龙“臣子”身份意识的强调和凸显。

二、南明时期冯梦龙身份意识变化的原因

进入南明时期后，冯梦龙在创作署名和著述重心上的改变表现了他将自己的身份由“文人”转变为“臣子”，这一看似突如其来的转变实际上并非忽然产生，而是家国破灭的悲痛激发的结果。其成因由来已久，主要源自于冯梦龙对国家的热爱和自身的性格特点，以及多年来生活于社会底层所形成的社会责任感。

　　首先，冯梦龙极富正义感和豪侠之气的性格特点在家国破灭之际转化为浓烈外放的爱国情感，是他“臣子”身份意识的成因之一。深受李贽思想影响的冯梦龙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追求人性中真实情感诉求的一面：“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奇枉，虽不相识，求为之地。或力所不及，则嗟叹累月，中夜辗转不寐。”④他把对于“情”的定义和追求扩大至共患吉凶、相助他人的层面上，表现出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并满怀豪侠之气的性格特点。这样的坚持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消失，当晚年遭遇家国巨变时，他的这份热情便迅速地转化为满腔的爱国之情，这一强烈外放的爱国情感在“许琰”一事上可见一斑。

　　冯梦龙与同乡于少参聊起长洲许生员为国投水自尽一事，冯梦龙“力称琰忠”，于少参却认为其“若非忧贫则忧病，假此为名耳”⑤，冯梦龙便与之大吵，最后虽然在众人的劝说下作罢，但却一直耿耿于怀。许琰与他无亲无故，甚至并不相识，但极富正义感和敢说敢做的冯梦龙却想要为其正名，颂扬许琰的爱国之心。他收集了许琰的绝命诗，在《和许琰绝命诗》中作序，详细地记录了许琰投水被救，后又绝食自尽的事迹，并和其诗：

　　谁如草莽不忘君，衔恨重泉为敌氛；莫道诸生无国士，衣冠羞杀马牛群。⑥

　　由此可见，冯梦龙对于许琰身为“草莽”却忠心为国的行为是大为赞赏的，诗中虽然以写许琰的事迹为中心，但实际上也传达了冯梦龙自身的心愿，即虽处下层却心系君主，虽非武将却想要为国尽忠。对他人爱国行为的极力褒扬实际上也反映出冯梦龙自身的爱国情怀。实际上，冯梦龙如此强烈的爱国情感正是他极富正义感和豪侠之气性格的一个显性表现。国难当头，曾经单纯的面对朋友、落魄之人的豪爽之情上升为复杂的对故国已逝的痛心和欲求复兴的期盼之情，此时他的爱国热情得到了空前的高涨，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家国破灭、人人自危之际，早已致仕的冯梦龙自愿从清闲悠淡的文人身份中脱离，转而进入肩负救国大业的臣子身份之中。因此，冯梦龙极富正义感和豪侠之气的性格特点是他最终转变为爱国情感的隐性因素，而这种由隐性性格特点激发的显性爱国情怀，正是促使他“臣子”的身份意识在南明时期被强烈凸显的原因之一。

　　其次，冯梦龙在南明时期对自己“臣子”身份的强调是他极具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从青年时期开始，冯梦龙便长期置身于社会中下层，与此同时，他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如“三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李玉英狱中诉冤》等篇目，关注的重点都以卖油郎、妓女等底层人士和遭遇不幸的普通人为主，所呈现的故事也基本融合了惩恶扬善的思想，这类观照社会底层人士、讲述百姓生活经历的故事都来自于他丰富的社会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无形中也培养出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晚年时期的冯梦龙深受王阳明尊崇传统儒学思想和维护明朝正统立场的影响，加之六十一岁时担任寿宁知县，这种社会责任感便从以前在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揭露黑暗、唤醒良知，上升到了意欲用为官的一己之力来真正地为百姓们扫平不公上。但是归根结底，冯梦龙对于社会的观照始终停留在某一类人或某一区域中，是在太平时期的社会中所产生的一种具有明显针对性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到了明朝北庭政府被异族推翻的时候，家国破灭的痛苦又使得冯梦龙心中原有的社会责任感迅速上升至肩负民族存亡、为南明王朝中兴尽责的高度，这一转变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曾经是朝廷命官。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凸显出自己“臣子”的身份，“抚心世道”、为国奔忙。在《甲申纪事》《中兴实录》的“序”和“引”中，冯梦龙都以“老臣”自称，表达了自己辑录二书以求明朝中兴的强烈愿望，实际上展现的是他内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此在枢府与大将实实为国家大做一番，非草莽臣所敢知矣！余阅北来诸纪，无不切齿官兵者，故因叙兹刻而及之。⑦

　　余草莽老臣，抚心世道，非一日矣。犹望以馀年及睹太平，故因里人辑时事为中兴书，而略述所怀如此。⑧

　　从中可见，冯梦龙对于“世道”的关怀之心由来已久，但在明亡前，他都是将这样的关怀停留在世俗人情中，将主要的精力放置于通俗文学的创作、辑录上，而当国破家亡时，冯梦龙的社会责任感逐渐超越了文人借助文学创作来“抚心世道”的层面，上升至撑负国家大义、忧心明朝存亡的高度中。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回归到“臣子”的身份中去，积极上书呈奏，希望南明政治权利中心能够采纳其建议，“实实为国家大做一番”。因此，内心深处始终不曾泯灭的社会责任感，也是促使冯梦龙舍弃“文人”身份，有意彰显臣子身份的原因之一。

三、南明时期冯梦龙尴尬的“草莽臣”身份及其局限

冯梦龙在南明时期形成的“臣子”身份意识使他一直坚持以“臣”的身份为国奔走，但事实上，他从未进入南明朝的政治中心，始终都是一介地位低下、身份尴尬的“草莽臣”。同时，虽然身份的转变使冯梦龙对国家中兴的责任感由文人上升至臣子的层面，但过度强调“臣子”的身份、过分期待故国的复兴，又令他情感先行，失去了理性判断，反而被其所限、所误。

　　首先，南明时期的冯梦龙虽然以朝臣自命，但当时的他一直处于尴尬的“草莽臣”境地，不曾真正进入南明的政治中心。“草莽臣”，通常指与朝廷中品级、地位较高的大臣相对的，那些身份官位低微的小官，或指在野的官员。冯梦龙在南明时期所辑录的篇目后常以“草莽臣”自署，在确切可考的史料中，他的一生只任过寿宁知县一职，此官位极小，因此，他以“草莽臣”自称确实恰如其分。在南明时期，冯梦龙早已卸任官职，虽然他“臣子”的身份意识在其深厚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中被强烈地凸显，但不论在致仕前还是致仕后，他都与朝廷政治中心相去甚远，从未深入朝臣内部，也与党派斗争毫无关系。由此一来，冯梦龙在南明时期时刻强调的“臣子”身份便显得十分尴尬，这种“尴尬”主要表现为他自诩为臣却投奔无门。

　　《甲申纪事》中编有冯梦龙亲自撰写的《钱法议》，此篇是其以“臣”的身份所上的奏折，本意是为南明的中兴出谋划策。然而忙于党争和对抗外敌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冯梦龙的诸般努力，竭力上书却毫无回应，这也正是身份低微所带给他的尴尬之处。在上书朝廷的同时，冯梦龙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明朝的复兴。其好友王挺在《挽冯犹龙》一诗中写道：“及泛西子湖，先生又行矣。石梁天姥间，于焉恣游履。忽忽念故国，匍匐千余里。”⑨可见冯梦龙在南明时期曾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多次远赴他乡，竭力寻找、投奔明朝旧臣，参与反清复明大计。但是，由于明北庭覆灭后，南明小朝廷多次易主，文臣武将均陷入党争之中，冯梦龙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重用，甚至始终游离于朝廷政治中心之外，因此，冯梦龙虽然以“臣子”身份自居，但却始终只是一名处境尴尬的“草莽臣”。

　　实际上，这一现象绝非个例，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诸多像冯梦龙这样把追随南明朝作为自我生存意义的士大夫与文人，如变卖家产组织“世忠营”抗清、撰写《弘光实录钞》的黄宗羲，借“朱衣道人”之名出家来宣告自己反清复明决心的傅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冯梦龙一样，曾经都是远离朝政的文人或官职较小的旧臣，他们将自己的身份放置于君、国之下，把生存和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南明的中兴上，然而竭力为国却始终身份尴尬，所做的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冯梦龙的“尴尬”也是当时所有极具爱国之心、欲行救国之举却始终投报无门的文人、士大夫们的集体“尴尬”。

　　其次，“臣子”身份的局限致使冯梦龙在时局判断和行为选择中情感先行，将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君主、大臣等个人身上，失去全局观照。作为“草莽臣”的冯梦龙始终游离于朝堂之外，而对于“臣子”身份的强调又使他的想法和见解只局限于明朝统治者或政治中心之下，对于南明王朝的过度期盼也展现出冯梦龙在形成“臣子”的身份意识之后又被这一身份所困的境遇。冯梦龙对南明弘光朝的赞美和希冀，实际上表现的是他对于明朝延续的渴望，和继续为国效劳的忠臣之心，“臣”的身份是相对于“君”而存在的，为人臣者必须依靠、信赖、支持君王，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君主身上，但这样的渴望却是被感性因素过分主导所产生的。这就直接导致了他对吴三桂事件的误读。

　　吴三桂者，辽东世将也，以□辽前锋将军宿重兵于宁远城，谋入援，闻城破，愤甚，走北乞师，故帅祖大寿陷□中用事，与主极有亲谊言于□主，许以连兵入讨。⑩

　　冯梦龙误以为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是在借清兵救中原，这实际上也是冯梦龙身为“草莽臣”在通观全局上受到极大限制的表现。同时，冯梦龙也坚定地认为南明王朝和“新天子”就是复兴明朝的希望所在。

　　天眷皇明，福藩有子，枢臣史可法等奉之监国……时东南人心□□，强者谋乱，弱者谋迁，三诏既颁，莫不凄然悲、欣然喜，且帖帖然服也。新天子英明天纵，刚毅有为，树贤辅，求真才，去苛政，除夙弊。

　　冯梦龙在此极力地颂扬了新天子福藩，还未有所作为便先夸赞其“天纵英明，刚毅有为”，在之后辑录而成的《中兴实录》和《中兴伟略》中，也在提及福藩时使用了大量的溢美之词，这种过度的情感投入与冯梦龙自身热切期盼明朝中兴的愿望紧密相关，也表现出他只将明朝复兴的期望寄托在君主和南明朝上。由此可见，冯梦龙虽然自居为“臣”，却因为官职太小、所知有限，而对于天下大事、时局变化把握的精准度缺漏甚多，满腔爱国之情却因为身处“草莽”中而处处受限，最后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武将和君主的身上。

　　事实上，南明不仅延续了明后期的弊病，而且在“党争”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更为严重，这就致使南明无法再像南宋一样能长期偏安江南。然而，朝廷中的种种弊病却是冯梦龙这样远离朝堂政治中心的“草莽臣”所认识不到的。寿宁县令的任期结束后，他长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编订，除了从友人口中，或朝廷邸报等各种资料中了解时局变化外，对于朝廷内部的真正矛盾、主导明末时局变化的关节点的掌握仍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由此一来，冯梦龙只能凭借一时一处之事来进行感性判断，而无法统观全局从而得出理性判断。这不仅是冯梦龙过度希冀明朝中兴所导致的盲目，也是他把自我局限在“臣子”这一畛域中而失去了全局观照的表现。

　　总而言之，冯梦龙虽然以“朝臣”的身份行事、活动，但作为“草莽臣”，他始终未能真正进入政治中心，因此，在中兴王朝一事上，被自己树立的“臣子”身份所限制的冯梦龙情感先行，表现出过分期待统治者、过度依信武将的一面，这也使他虽被“臣子”身份所激发，但最终也反而被这一身份所局限。

结 语

南明时期的冯梦龙有意识地淡化自己的“文人”身份，强烈地凸显“臣子”的身份。原本致力于编订通俗文学的他开始用一己之长编撰当代史，其署名不再延续之前“墨憨斋主人”等不透露自己身份的方式，而是使用“七一老臣冯梦龙”等一类明确强调“臣子”身份意识的真实署名，这种改变不仅源自于他对国家的忠心、热爱和性格中极富正义感的特点，也源自于他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所产生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充满正义感的豪侠之气和社会责任感长期以来隐藏在冯梦龙的性格和意识之中，当明朝覆灭后，家国已逝的悲痛将这些隐性的特质激发为显性的表现，促使冯梦龙将自己的身份由“文人”转变为“臣子”。在这一身份的影响下，冯梦龙不再满足于以编纂当代史的方式救国，而是亲力亲为、多方奔走。然而，冯梦龙虽然以“臣”的身份行事，但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所限。身为“臣子”的冯梦龙只能将王朝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南明王朝中，他虽千里奔波投靠明朝旧臣，但却未能摆脱身处政治中心之外的尴尬地位，这便使他这种身份意识的凸显始终只局限在作品和政治中心之外的个人情感中，仍旧没有脱离君尊臣卑的畛域。因此，冯梦龙在南明时期所形成的“臣子”身份意识虽然直接地彰显了他爱国的情怀，但同时也代表性地展现出了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士大夫的普遍悲哀。

　　注释：

　　①② [明]黄宗羲《谈儒木墓表》，《黄宗羲全集·南雷诗文集(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③ [明]冯梦龙《钱法议》，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甲申纪事》，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④ [明]冯梦龙《龙子犹序》，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情史》，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⑤ [明]李清《三垣笔记》，顾思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页。

　　⑥⑨ 高洪钧《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11页。

　　⑦ [明]冯梦龙《甲申纪事·叙》，《冯梦龙全集·甲申纪事》，魏同贤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7页。

　　⑧ [明]冯梦龙《中兴实录·叙》，《冯梦龙全集·中兴实录》，魏同贤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