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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和家庭都格外注重女子教化，上至帝王后妃，王妃颁布女教书，下至宗族平民，族训家规专列女子教育，女子教育显示出不同于前朝的开放特点。在明清女子所受到的无形训育、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三个领域里①，对女性美德的培养是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而文化教育则是最弱的一项，只有拥有文化特权的中上阶层闺秀才能很好地享有这种特权。

一、明清女子才学的兴盛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经济繁荣，东南沿海率先出现商品经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潜滋暗长，社会结构、思想传播机制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转变。明中叶以后，由于阳明心学的兴起，反对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舒展的实学和民主思想风起云涌，加之受到明末传教士思想的影响，人性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呼唤不可遏制地喷涌而出，带来一度放纵情欲的社会局面。极度的放纵之后，单纯的妇容之美已不能满足士人的精神需求。“倘若是蓬心不称如花貌，也教我金屋难藏没字碑”②，李渔之言表达了明清社会对女性文化素养之需的社会心理。

　　经过明后期的思想解放，开放的风气使得社会对于女性的认可视角，由单纯的美色演变到才貌双全的考量。明清社会对女性的才华开始予以重视，而女性群体则抓住开明之风，首先在最能开启心扉的诗歌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女子教育的进步思想开始出现，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袁枚，驳斥了“女子不宜为诗”的戒律，他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线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③李贽对道学家提出“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观点，发表了为女子伸张的言论：

　　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诚然哉！诚然哉！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公所谓短见者，谓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而远见者，则深察乎昭旷之原也。短见者只见得百年之内，或近而子孙，又近而一身而已；远见则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极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算数譬喻之域是已。短见者祗听得街谈巷议、市井小儿之语，而远见则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于圣言，更不惑于流俗憎爱之口也。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④

　　袁枚和李贽二人还公开招收女弟子，提倡女子文学，为其传授知识，震惊文坛。李卓吾倡导男女平等，对蔑视女子才能之辈进行强烈的反击：“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他将女弟子之名与社会名流并列于书中，被人称为“异端之尤”。谢肇淛反对《列女传》只收录贞洁妇女，认为应将才女也收入其中。赵世杰的《古今女史》、葛征奇的《续玉台文苑》、徐野君的书信集都为女子才学的钟灵之秀呐喊。钱谦益、钟惺专门编选女子之诗，并认为才女可居性灵文学之首……反对压抑妇女个性之论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女子结社作诗，盛行于明末清初。钱塘顾玉蕊，以诗文骈体，知名于当时⑤。明代末年，江南女子已有姐妹、母女、婆媳一门皆诗的风雅之事，如叶绍袁之妻沈宜修及三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便是著名的一例。“长幼内外，悉以歌咏酬倡为家庭乐”(叶恒椿《午梦堂集·识语》)，其作品统由叶绍袁汇刊入《午梦堂全集》，广为流传。到了清代，诗风益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影响所及，闺中也诗才辈出。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所言：“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数量之多，可谓空前未有，极一时之盛⑥。

　　在保守的卫道士看来，自由之风扰乱了原本理想的儒家社会秩序。为了移风易俗，纠正这股“歪风邪气”，男子便想到利用专门宣扬男权统治地位合理性的封建纲常去捆绑女性的思想，令她们心悦诚服地受缚于社会的底层。于是，卫道士们大规模地印制教材读物以加强女德修养的说教力度，企图将女性拉回到封建礼法的闺阁中。礼教教育的加强，桎梏了女性的精神。然而，女子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要想将她们的兴趣和思想完全局限于《列女传》《女诫》这类狭隘的思维空间内是不可能的，对于书卷盈架的书香门第女子更加不可能。这反倒为女性提供了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明后期开始的商品化及区域市场、交通路线的增加，刺激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与畅通，全国出版业呈现空前繁荣之势。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集中在东南地区，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在这些省份的城镇中，许多富足的家庭热衷于家刻和坊刻，并出资出版书籍，使女读者的需求被激发出来，出现了许多充斥市场的畅销书，其对女子的文化教育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可小觑。出版业的繁荣，书籍的大量印刷与流传，也无怪乎有诸多正书和杂书流入贾府。商品经济的发展席卷着书籍和自由思想浪潮，不可遏止地进入了千家万户，使得原本仅属于男性的学问大门，渐渐向妇女敞开。

　　总之，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出版业的发展，私家藏书、刊刻的盛行，使“女教”的内容向“才”的方向有所倾斜，促使了社会女性教育观念的转变，都为女性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曹雪芹在《红楼梦》首章就言：“忽念及当时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之罪故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闺阁女性的才华得到了曹公的关注和尊重。书中少女个个饱学诗书，充满智慧，甚至她们的读书过程与士子相同，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幼习《四书》，她的独立人格和才学为主人公贾宝玉所爱慕。因此，女性的知识素养对两性群体的关系产生相对较为和谐的影响，这也是作者有意要彰显的部分。

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延续

《红楼梦》第81回中，贾政说道：“生女儿不得济，还是别人家的人，生儿若不济事，关系非浅。”贾政的话，代表了中国女子家庭教育的传统：生女儿是别人家的，费心培养也是多余，男尊女卑的思想相当明显，这种观点甚至绵延至今。

　　如果说理学自宋代发轫，在南宋末年得以实施扩散的话，那么，明代将理学家的女子教育思想付诸实施，并由宽泛化向具体化过渡，而清前期，在“四权”的重压之下，正统的礼教思想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将女子的操行贞洁教育制度化和社会化⑦。最高统治者对于女子教育的倡导，侧重于女子的道德修养层面，而不旁及其他，他们着眼于用封建礼教规范女德，朝廷曾多次下令编撰、刊刻女教书。公元1656年，顺治帝亲自编撰女训书《内则衍义》共十六卷，并且撰写序言，内容涉及女子道德教化的各个方面。康熙皇帝在其教子书《庭训格言》中，也认为应该注重强化对女子德行的教化，还利用旌表制度来褒奖德行卓著的女子，引导女子践行贞孝节义的女德观。女子家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礼教的帮凶。从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上看，多数家庭重在教育遵规范守妇道，“才”与“德”趋向对立，呈现出重德轻才、重德弃才的观念倾向。蓝鼎元揭示了女子为学的主要目的：“夫女子之学，与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为学之日，故能出入经史、淹贯百家；女子入学不过十年，则将任人家事，百务交责，非得专经，未易殚究。”⑧蓝鼎元所认为女子不同于男子一生皆为学，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专攻一门即可，这门学问就是妇德，即所谓“妇以德为主”⑨。这在中小家庭(家族)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明清时期对于女子的教育和评价依然讲究“三从四德”，“四德”中唯独没有“才学”一项。统观《红楼梦》贾府内部对于“好女孩”的评价，也是品貌、女德在先，才学并不看重：邢岫烟虽家道贫寒，但“为人雅重”，“是个知书达理的”，“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薛宝钗，本来门第出身就不错，再加上“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贾母“喜他稳重和平”，“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李纨在贾府，是以年轻守寡而心如死灰，却得人敬重，其父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故生了此女，不曾叫他十分认真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读读，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了，却以纺绩、女红为要”。在众人看来，林黛玉纵然有悲情悯人哀叹薄命的诗才，也不及以上“三从四德”的归顺者。

　　受正统女教思想的影响，即使是读过诗词文学的女性，在同龄人之间也要讳莫如深，抑或佯装纯粹的闺秀而相互规劝告诫。《红楼梦》第42回，姑娘们一起行酒令时，黛玉脱口而出了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在薛宝钗的反复追问下，黛玉“方想起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薛宝钗更是为黛玉及时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这是宝钗的精明之处，但更重要的是要归咎于明清社会对女性思想的禁锢。为了迎合封建社会、家庭对于淑女、闺秀的评判标准，知识女性的自由独立个性受到干扰。第64回，薛宝钗对这一道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除了正面灌输为妇之道，清代社会更有人传播贬抑言论，令闺阁女子安守本分以免被辱。清代梁绍壬在谈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时，说一位官绅老爷讲：闺秀即使作出好诗，流传到社会上，被选家收进书中，在编排体例上，必定是放在僧道诗人的后面，娼妓诗人的前头。放在这两类人之间，可想而知是对名门闺秀的极大侮辱！所以还是没有文采、不会作诗的好，否则出乖露丑。梁绍壬认为这话虽说得刻薄一点，却很有道理，因此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奉劝玉女不要成为闺秀，更不可把诗词刊布出去⑩。《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小姐们也深以此为惧：

　　宝玉道：“……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慌的是那架上的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宝玉道：“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

　　她们起诗社，吟哦作句，却担心闺秀诗作被好事者刊刻，流传到社会上去，遭人侮辱。宝玉说的“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也正是卫道士们所倡导的“女子不宜为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

三、诗书大众之家：“以德代才”

明清社会才女风尚的盛行激发了闺阁女子内心渴望挣脱礼教束缚的自由向往，然而纲常伦理的绳索又时刻勒紧收缩，于是，清代正统儒家学者创造了一种畸形的女子才德观，即对于女子来说“德便是才”、“以德盖才”，这种观念受到了谨慎的普通家族的拥护和实践。陆世仪在《思辨录·小学类》中论述了教女只让其识字不令其知书义的一番理论：“教女子只可使之识字，不可使之知书义。盖识字则可理家政，治货财，代夫之劳。若书义则无所用之。”《靳河台庭训》也很极端：“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耻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为愈也。”清代大多数文人识字家庭希望给予家中女子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认为女子读书可识大体，可辅助夫君，但又做出种种限制，认为女子读书只识字即可，不必通识其中文意，懂得太多便会做出有悖闺阁之事，会扰乱了心性。因此，在整个社会难以把握尺度和标准的女子教育背景下，许多中小仕宦家族采取了“以德代才”的保守教育策略。

　　儒学家们所谓的读书和才学是教导女子尊孝道和做忠贞列女。《红楼梦》中也提到，宝钗读过《百家姓》，李纨读过《女四书》和《列女传》，巧姐读过《女孝经》和《列女传》。这里涉及到了明清一般家庭中女子启蒙教育的两方面内容：第一，学习供幼童识字断文之用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之类，这是宋元以后社会上流行的蒙学读本；第二，学习专供女教使用的读物，这类读物以刘向《列女传》、班昭(曹大家)《女诫》为典范，在明清时期已渐成系统。读《三字经》《百家姓》，接受启蒙识字教育，目的是日后能读懂《女孝经》《列女传》等女子纲常的教条，其最终的旨意还是没有离开女德的范畴。而女子教育的施教者一般由身边的女性长辈来担任教育职责，如母亲、奶妈、闺塾师等，其中母亲在女子家庭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女教书《教女遗规》中收录了唐代《女论语》的教女思想，其中讲道：“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实专于母。”而教育内容多以正统女子教育提倡的女子礼教为主。

　　林黛玉进贾府一回里，最先触及黛玉读书问题的是贾母和王熙凤，曹雪芹安排这样两位人物出场并引入女子教育问题是有深刻涵义的。首先，贾母代表贾府的最高权威，在提及早逝的贾敏时洒了一通骨肉亲情泪，随后她立即吩咐：“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这句话看似十分合乎情理，远客临门、放弃上学而迎接以显示对黛玉的关怀，但实质上却渗透着贾母对女子读书问题随意性的态度。在贾母这里，女子读书上学无非是形式而已，算不上头等大事，自然是可以随时机动处置。作者让贾母的这种“上上学”“识识字”的随意思维最先呈现，有奠定贾府关于女子读书观念的基调之意。接着，王熙凤是贾府中第一个正面问及黛玉读书情况的人。然而，全书一直将王熙凤刻画为胸无斗墨、玩弄权术的妇人，最终贾府的败落也与她读书不多，无长远谋划有直接关系，让王熙凤询问读书一事，本身就暗含着贾府对于女子读书问题的定位。

　　较明确地阐述对女子读书问题看法的还是贾母，在饭后茶余与黛玉有这样一番对答：“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贾母在谈话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贾府对于女子读书问题所持的尺度，在他们看来《四书》是中国宗法专制社会男子读书晋升的阶梯，林黛玉读《四书》那是要步男儿风尘的，也与此前令姐妹们无需入学的情节相呼应。接下来，王夫人向黛玉交待有关宝玉的情况时，再次验证了贾府对于女子读书问题的态度，她说：“你三个姊妹倒都极好，以后一起念书识字学针线，或是偶一玩笑，都有尽让的。”在贾府，“念书”的价值同做针线活一样，无非是玩笑解闷的手段，亦或只是富家女应当具备的一种生活能力罢了。

　　贾母、王熙凤和王夫人对初入贾府的林黛玉在女子教育问题上半藏半露地灌输了态度，而对这个原本就小心谨慎，“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林黛玉来说，无疑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林黛玉的敏感也在后面的问答中表现出来，当贾宝玉再问及“妹妹可曾读书”时，林黛玉立即改口回答：“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黛玉是机敏的女性，她从贾母的言语中得知了贾府对于女子教育的态度——只需识字即可，不必明了深知什么大义。因此，在面对此后的问答中，黛玉见机行事，将自己的读书情况隐匿，是一种自卫手段，也是一种警觉行为。正如高彦颐所说的，没文化的女性通常是旧有女子特性——无知女性——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而知识女性也意识到了儒家传统给予女性的家庭卫道士的巨大权力。明清女性尽管有一种很小的自由，能够使个别女性在内/外和公/私这样一种正式的两元性中，通融出一块自己的天地，但其中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相当的心理压力。

四、贵族仕宦家庭：“通经学古”

在男女有别、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下，明清士人认为女子懂得书理的少，拿文字来教育她们是徒劳的，并且如果女子学会舞文弄墨，反而会连累女子的德性。然而，清代学者陈宏谋提出女子可教的立论，驳斥这种愚民的托词：

　　疑女子知书者少，非文字所能教，而弄笔墨工文词者，有时反为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纵不能经史贯通，间亦粗知文义。即至村姑里妇，未尽识字，而闺门之内，父子兄弟为之陈述故事，讲说遗文，亦必有心领神会随事感发之处。一家如此，推而一乡，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专工文墨，不明大义，则所以教之者之过，而非尽女子之过也。抑余又见夫世之妇女，守其一知半解，或习闻片词只义，往往笃信固守，奉以终身，且转相传述，交相劝戒，曾不若口读诗书而所行悉舆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专一笃至，其为教尤有易入者矣。

　　在明清贵族社会，尤其是文化素养较高或者注重才学的官宦、富商家庭中，识字和学习女德教材远远不能满足天资聪颖的女子的求职欲，她们在学习妇德的同时，通经学古并不罕见，许多女子被授以文史。明清时期女子的文学艺术教育颇为兴盛，诸如《诗》《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之类的经史典籍，和《楚辞》《文选》唐诗、宋诗之类的文学作品，对女子文学启蒙起重要作用的。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文学之盛，为前此所未有。”贵族女子在诗、词、曲、赋等文学体裁和书法、绘画、歌舞等方面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甚至有些女子文笔出众。

　　此时，女子文学教育之中，以接受诗词教育者最多，而清代前期，女子的文学教育兴盛，也以诗词为最。从明清两代女诗人和诗作的大量涌现，便可见一斑：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中共收录了历代有著作成集的妇女共4200余人，仅明清时期就有3800多人。由此不难看出，明清女子接受诗词教育者为数众多。明代才女陆卿子说：“我辈酒浆烹饪是务，固其职也。病且戒无所事，则效往古女流，遗风剩响而为诗；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认为学习诗词应是女子分内的职责。

　　上层社会的女子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一般都得益于其高贵的门第和优越的家庭文化资源，比如学识深厚、品位高雅的父母，书房读不尽的万卷藏书，家庭戏曲演出的熏陶等。这些为她们接受文化教育提供了方便，使她们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特权阶级女子的文化教育受到重视，女子在学习传统的女教之余，也由其父母或塾师教授文化知识。例如，《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家庭教育就十分超前：“当日有她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第4回)宝钗在其父亲既正规又全面的教育下，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上自国典朝章，下到雕虫小技，几乎无所不包。她事事留心，记忆力强，积罗又丰富，最终的目标是想以“贤孝才德”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当才人赞善之职，走的就是“仕途经济”。

　　明代宜春令张孟端之长女张引元“容止婉娈，天姿颖拔，六岁能诵唐诗三体，皆得母王文如之训，左、国、骚、选诸书示之，姝一一了悟……”。清代江苏的张采茝与其姊妹采芣，“幼承母教，均以诗名”。可见，部分家庭中的女子教育，在授课内容上已经由妇德扩展到诗词文史。除了女师的闺教之外，也有一些家庭聘请学识渊博的男性塾师来教育女子，如《牡丹亭》中杜宝延聘老学究陈最良教女课读，《红楼梦》中林如海聘贾雨村为师，教导黛玉，都反映了男性塾师对女子的教导。

　　林黛玉在未进贾府之前，她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水准也很高，她的父亲林如海是探花，聘请的家庭老师是被罢官的进士贾雨村。贾雨村在诗才方面称得上“才干优长”“担风袖月”，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里，贾政定要待雨村来拟匾额，可知对贾雨村是很看重的；从贾雨村评论宝玉时言之“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也能看出他的广博学识和精到见解。他在给林黛玉做老师时，也还保持着一份超群脱俗的哲性，由此也为黛玉的学识打下深厚的基础。因此，从林黛玉的才情来看，她的启蒙教育非常成功。

　　在中国漫长的宗法专制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像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扼杀了广大女子的聪明才智。女子的智力得不到及时开发，整日所操持的都是酒食之类，未能读书，不明事理，其他事情一概不知，从而更加倚重于男子。“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是古代女子无法挣脱的精神锁链，女子在各种清规戒律的训诫下，天性受到压抑，甚至身心遭到摧残，许多女子成为伦常名教的牺牲品。明清家庭对于女子的教育，虽然还是没有逃离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但是肯定女子才华，提倡女子文学等进步女教思想的出现，对于封建礼教控制下的正统女教是极大的冲击。这个时代的闺秀远不是受压和无声的，她们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其中不仅蕴含着女性意识的苏醒，也显示出被礼教思想严格控制的传统女教正在走向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女子教育理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 美籍学者高彦颐将女子教育概括为三个领域：无形训育、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

　　② 李渔《风筝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

　　③ 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590页。

　　④ 李贽《李贽文集·焚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⑤ 申士圭、傅美琳《中国风俗大辞典》，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第599页。

　　⑥ 夏晓虹《东山雅会让脂粉》，《诗界十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⑦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135页。

　　⑧⑨ 蓝鼎元《女学自序》，《鹿洲初集》，光绪重刊鹿洲全集本。

　　⑩ 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