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世说体”小说之蜕变
·刘天振·
与《世说新语》相较，明代“世说体”作品无论内在旨趣抑或外在体例，均发生了显著的蜕变。其编撰动机由娱乐转向了实用，其人物品题自审美移趣于博识，其题材选择突破志人畛域而兼志人、怪，其编纂体例从分类辑事旁涉类书博物。上述蜕变现象的发生，首要原因是时代风尚的变迁，其次是明代中叶后士人学风的转变。同时，明代“世说体”作品渔猎群籍、汇编成书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本体例面貌。
明代“世说体” 编撰动机 品题标准 选材范围 蜕变
万历丁巳年(1616)曹征庸所撰《清言序》说：“独怪夫嘉、隆以前，学者知有所谓《世说》者绝少。”①明代前期《世说》不传，而后期却传播广泛、仿作蜂起的原因，除了学界共论的中晚明士风与魏晋时期有所契合之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嘉、隆间主流舆论对《世说新语》除罪化的遂行。嘉靖间，文坛巨擘王世贞的激扬态度与躬力实行可称代表，其《世说新语补序》说：“余居恒谓，宋时经儒先生，每讥谪清言致乱，而不知晋、宋之于江左一也。”②世贞自幼酷嗜《世说》，其四十岁前所作《艺苑卮言》即“戏学《世说》，比拟形似”③。他曾删定《世说新语补》，风行海内外。以致陈龙正有“《世说》重自弇州”之叹④。万历间曹征庸《清言序》亦称：“晋宋之际，厥有《世说》，语殊至致……。而说者间指为祸本。顾夷考当时，所以祸晋室者，了未相关。食桃不康以咎李，此前人固有辨之。”⑤这种论述实为自政治功利层面对《世说新语》实施的除罪化，消除陋儒强加于它的“污名”，使其在主流舆论场得以“正名”。政治上的除罪化从根本上为《世说新语》的传播及仿作扫除了障碍。
所谓“世说体”之称谓，至迟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王谠《唐语林》时就已使用。晁氏称《唐语林》“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皆仍旧”⑥。本文所谓明代“世说体”⑦，我们认为，至少应符合如下三种条件之一：一是分类辑事，门目全部或局部同于《世说新语》，如《皇明世说新语》分三十六门，全同临川《世说》，《何氏语林》分三十八门，其中三十六门全同临川《世说》。二是著作的题跋明言模仿《世说新语》，如《何氏语林》《南北朝新语》《瑯嬛史唾》《清言》《玉堂丛语》等书的序或跋，均声称规摹《世说新语》。另如江盈科《皇明十六家小传》，从国史中摘出二百余年新异事，编纂成书，分为四门：四维、四常、四奇、四凶，四门之下，再分子目若干。其体例显然异于《世说新语》，但邓原岳《皇明十六家小传小序》说：“吾友江进之……采国史之奇事可为法戒者，大率仿《世说》之意，葺为十六传而梓之。”⑧三是著作的题名中含有“世说”“语林”或“新语”等表述。如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林茂桂《南北朝新语》等。依据上述标准，明代的“世说体”作品大致有如下这些：何良俊《何氏语林》、王世贞《世说新语补》⑨、焦竑《焦氏类林》《玉堂丛语》及《明世说》(已佚)、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郑仲夔《清言》、周应治《霞外麈谈》、林茂桂《南北朝新语》、徐象梅《瑯嬛史唾》、张墉《廿一史识余》、江盈科《皇明十六家小传》、李贽《初潭集》、赵瑜《儿世说》等。⑩
综观明代“世说体”作品，只有少数执着于《世说新语》的玄谈风格，汇入了当时清言小品的大潮，诸如《清言》《霞外麈谈》《舌华录》等。但这种趣尚已非此期此类作品的主流了，正如曹征庸《清言序》所说“然亦非晋、宋之《世说》矣”。鲁迅先生曾将魏晋志人之书与前代相比，总结其旨趣“为远实用而近娱乐”，并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意谓其审美价值远高于功利价值。而明代的“世说体”著作，大多反其道而行之。其内在旨趣、编排体例、成书方式等方面，均已摆脱临川《世说》之牢笼了。
一、编撰动机：由娱乐转向实用
首先，“垂训”与“济世”。“世说体”小说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以类聚材，分类标目，其内容意趣往往凝聚于二字标目中。单独的类目能够照亮该类故事的全貌，全部类目的编排逻辑则可以揭示全书的深层意旨。傅锡壬认为，《世说》首冠以孔门四科，“实为全书之中心思想，亦即所谓本体论者也”。但“孔门四科”不过是《世说》之障眼法而已，其真实旨趣并不在儒学宣导。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一书认为：“《世说》作为一部‘志人’小说，其类目设置差不多都是以人物品题和鉴赏为视点而区分的。”俞士玲又指出：“《世说新语·德行门》记事更多认同儒家传统道德原则，其他各门虽不违背道德原则，但不少从个人之‘本性’上加以立论，从学理上讲，似更近于道家之自然法则。《世说新语》记事最深层的原则是对万事万物作遗貌得神的透脱的理解和把握，如父子关系，不论是日常奉养、死后守丧、避父讳、诵先人清芬等，爱都是其后的原动力，倘非如此，皆属‘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再如“贤媛门”，其旨意不在于弘美妇德，而是旌表女子才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贤媛第十九”按语说：“本篇凡三十二条，其前十条皆两汉、三国事。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题为‘贤媛’，殊觉不称其名。”明代的“世说体”小说脱略人物的情性、才智与风流，而标举故事的道德意蕴与济世功用。以《焦氏类林》为代表的一个“世说体”支脉最有代表性。姚汝绍《〈焦氏类林〉序》曾概括此书与临川《世说》之差异：“大都刘氏主在辅谈，弱侯欲以为训。意自各有攸存，是书若行，自可与之分路扬镳。”一为“辅谈”，一为“垂训”，指出《焦氏类林》已与《世说新语》“分路扬镳”。向以“异端之尤”自居的李贽，在临川《世说》与《焦氏类林》基础上纂成《初潭集》三十卷。此书以维系儒家纲常为旨归，一级类目分为：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君臣，二级类目多达97个。其自序称：“初潭者何？……夫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是以首纂儒书，而复以‘德行’冠其首。然而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有‘德行’而后有‘言语’，非德行则言语不成矣；有‘德行’而后有‘政事’‘文学’，非德行则政事、文学亦不成矣。是德行者，虚位也；言语、政事、文学者，实施也。施内则有夫妇，有父子，有昆弟；施外则有朋友，有君臣。孰能缺一而可乎！”只不过其以“夫妇”为首、以“君臣”为末的编排顺序，故意颠倒了正统的“忠孝”次序。
张墉《廿一史识余》直承焦竑《类林》而编撰，其《识语》云：
阙里四科，考行之玉律也。故临川编目，以此冠篇。焦氏析伦为五，余因附以“长厚”诸则。“言语”之益，莫大于“规箴”；“政事”之变，莫危于“兵策”；“文学”之余，莫巧于“艺术”。皆昉其义，各以类从。“机警”六卷，犹雅尚。“简傲”以下，凶德矣。然雅可式，凶可鉴也。草木鸟兽，闻识是资。《易》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何渠非道德性命之益乎！即割裂成书，摭饰委琐，非为拙也。
其设目谋篇围绕“道德性命之益”而展开。书中设有“父子(附母)”“君臣”“兄弟”“夫妇”“师友”“政事”“干局”“拳勇”“兵策”等伦常、经世之类的门目。张墉《廿一史识余发凡·标目》详述其立目组纲之命意：“纲有目，所以罗也。目密则滥出，疏则滥入，过审与疏，均非尽善。《世说》编目三十有八，何元朗《语林》因之。焦氏《类林》析伦行为五，增‘宫室’‘节序’诸类，为五十九。余或仍或去，数衷于焦，而独详‘政事’‘干局’‘兵策’‘拳勇’者，愧世所应有而不有。补‘痴顽’‘鄙暗’‘俗佞’‘贪秽’者，恶人所应亡不必亡也。‘禅玄’‘象纬’‘草木’‘戎狄’，限于史载，不敢旁及。网罗似疏，然指染寸脔，足概鼎味，疏略之诮不任受，溢滥之失且知免矣。”特别突出其经世之旨。洪吉臣《廿一史识余序》解说更直白：“……简而实该，首列‘伦序’，忠孝之教也；次编‘兵政’，经济之略也；备录文艺，黼黻之具也；侈言懿媺，磨砻德器之石也。兼收败类，针砭情欲之剂也。启积尘之故函，耀传世之重宝，有劝有戒，可佩可餐。”董养河《廿一史识余序》称颂此书：“规摹《世说》，而无只语与临川复。附圣以居宗，依经以树则。临文考证，翻阅较便，此古今一种不朽奇书。”
其他多种“世说体”作品也以“济世”相标榜。陆从平《皇明世说新语序》直言此书宗旨是为了“修身”，“有资于经济”：“夫古人，今人之鉴也；前事，后事之师也。尚友论世，议礼遵时，圣贤之训昭然矣。是书近之而身心性情有益于组修，远之而家国天下有资于经济。且品格定于公是公非，纪辑征于共闻共见，非不尊而不信，亦适用而可传，不悖于孔孟之旨矣。”林茂桂《南北朝新语序》说：“贾太傅长沙之屈久矣，宣室之召，当在旦夕。是《新语》也，非《论衡》比也，其亦太傅之《新书》矣乎！”林氏将其撰著此书比于贾谊之著《新书》。众所周知，贾谊《新书》58篇，如《过秦》《大政》《数宁》《五美》等篇均围绕治国安邦、忧国忧民的思想主线展开鸿论，其提出的诸多治安策略“贯穿着贾谊一贯主张的仁政思想。”龚立本《清言序》称郑仲夔编撰此书：“其知者，以为有忧世之心也。”
可见，明代“世说体”著作，其编纂旨趣已从临川《世说》的人物品鉴审美本位转向以君父伦理为起点，以垂训、济世为目标的功利本位。
其次，回归史家，诒鉴后人。传统史学的支脉虽繁，但终极指向都是为了“经世”。《世说新语》虽自《隋志》以下皆隶于“小说家”，但其史学底色向为学界所侧目，唐初修《晋书》，多采《世说》，自不必说。后世论者一直耿耿于其史学价值。明陆师道《何氏语林序》就曾质疑簿录家对《世说》的归隶不当：“予惟《世说》纪述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以垂法戒，而选集清英，至为精绝，故房、许诸人收《晋史》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唐·艺文志》何故乃列之‘小说家’。盖言此书非实录者，自刘知几始。而不知义庆去晋未远，其所述载，要自有据，虽传闻异词，抑扬缘饰不无少过。至其言世代崇尚，人士风流，百世之下，可以想见。不谓之良史，不可也。岂直与志怪、述妖、稽神、纂异、诬诞、恍惚之谈类哉！”清钱谦益认为，临川《世说》兼有小说、史著的双重特性：“习其读则说，问其传则史。变迁、固之法，以说家为史者，自临川始。故曰：‘史家’之巧人也。作《晋书》者，但当发凡起例，大书特书，条举其纲领，与临川相表里，而不当割剥《世说》以缀入于全史。史法芜秽，而临川之史志滋晦，此唐人之过也。”
唐宋“世说体”作品已呈回归史著之动向。如四库馆臣曾肯定宋王谠《唐语林》的史学价值：“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但明代众多“世说体”作品大张旗鼓地从“说家”易帜转投“史家”，则是更引人瞩目的现象。焦竑辑《玉堂丛语》八卷，虽于《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被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但焦氏初衷是为了纂成昭代馆阁君子一小史。焦竑《书玉堂丛语》详述：“余自束发，好览观国朝名公事迹。殆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此为史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于田夫野老而已者……读者倘与近日《翰林记》《馆阁类录》《殿阁词林记》《应制集》诸书而并存之，亦余之幸也夫。”顾起元《〈玉堂丛语〉序》称，该书“大都以垂典制、辨职掌、纪恩遇、详事例云耳……所以扬前徽而诒后鉴者，岂其微哉！”郭一鹗的《序》也称：“是书最晚出，体裁仍之《世说》，区分准之《类林》，而中所取裁抽扬，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俾千古后学，不致慨我明馆阁无成书，因而补苴国史之弗备矣。夫学者得先生所集《丛语》，一善蓄之，弘裨身心，匪浅鲜者。讵惟国典朝章、前言往行之蠡测而已也！”江石卿《廿一史识余序》称：“先是，钟伯敬先师有《史怀》，赵无声有《快编》，盛为远近所传。此集别是史家一种佳书。”徐象梅曾批评《何氏语林》学步临川《世说》：“言资麈尾而事遗龟鉴，此君子之所惜也。”其《琅嬛史唾》之书名则取“拾史氏之余唾”之意，其自序坦陈“天禄石渠既无鸿笔，则明识之士不得不以野史修之”，其材料来源“采之正史者十之六，搜之稗官者十之四”。
再次，采辑旧文，保存文献。尽管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世说新语》的成书方式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但一方面“采摭舛午处”及“传闻异辞”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刘义庆及其门下袁淑、鲍照等才学之士对采辑来的材料做过一番加工、改写，以符合其审美趣尚，也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因而其存在虚构性是毋庸讳言的。而明代的“世说体”作品大多属于汇编性质，摘自于旧籍，其中史籍是大宗。何良俊公开宣称，其编《何氏语林》是为了保存文献。《何氏语林》卷四“言语门”小序云：“余撰《语林》，颇仿刘义庆《世说》。然《世说》之诠事也，以玄虚标准；其选言也，以简远为宗，非此弗录。余惧后世典籍渐亡，旧闻放失，苟或泥此，所遗实多。故披览群籍，随事疏记，不得尽如《世说》。其或词多浮长，则稍为删润云耳。”而且有些著作在摘录条目之后必标注出处，如焦竑《焦氏类林》《玉堂丛语》、张墉《廿一史识余》等，均是如此。这正是史家“征实”意识的一种表现。
二、人物品题：自审美移趣于博识
俞士玲曾指出：“表面上看来，《世说》三十六门或依德行，或取品性、性格、情感状态、言语、文学、艺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受人对待等角度，但所有的记事，都言有机锋，人有神采，事有情韵。”但明代“世说体”作品品题人物时，其着眼点已从“机锋”“神采”“情韵”等审美旨趣转向人物的“博物”素养，亦即品题人物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他是否“博物”。《世说新语》的“文学门”，“以记载玄学为主”，所辑104则故事中，大半有关玄学与清谈，其旨趣并不在于孔门的“文章博学”。何良俊《语林》是明代第一部较为成功的“世说体”著作，在某些方面对明代此类著作有一种示范作用。其在临川《世说》三十六门基础上增加二门，其一为“博识”门，在“博识门”小序中，何氏标举孔子“贵博识”之论，对于“博”“约”关系做了强化论述：“则孔子果不贵博识耶？及观萍浮楚泽、隼集陈庭、异鸟舞郊、羊出井，茍非博识，谁为辩之？……若夫孔子之善诱，与颜子之善学者，唯‘博’‘约’二语而已，盖二者互相为用，不可废也……后世舍博而言约，此则入于释氏顿悟之说，道之不明也，夫何尤？”文徵明《何氏语林序》又强调：“是故博学详说，圣训攸先。修辞立诚，蓄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学者牵于性命之说，深中厚默，端居无为，谓足以涵养性真，变化气质，而考厥所存，多可议者。是虽师授渊源，惑于所见，亦惟简便日趋，偷薄自画，假美言以护所不足，甘于面墙，而不自知其堕于庸劣焉尔。呜呼，玩物丧志之一言，遂为后学之深痼，君子盖尝惜之。元朗于此，真能不为所惑哉！元朗贯综深博，文词粹精，见诸论撰，伟丽渊宏，足自名世。此书特其绪余耳。辅谈式艺，要亦不可以无传也。”文徵明对于明代前期人所顶礼膜拜的宋儒高谈道德性命的做派表示了强烈蔑视与公然否定，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儒“甘于面墙”、“端居无为”、“假美言以护所短”。对于俗儒讥讽“博物”为“玩物丧志”，他很不以为然，“君子盖尝惜之”。他赞赏何良俊不囿于偏见，“不为所惑”，而致力于“贯综深博”之学，表现了大无畏的学术勇气。陆师道《何氏语林序》亦称：“而元朗乃独上溯西京，下逮朔漠，悉取其精深玄远之言，瑰诡卓绝之迹，聚而陈之……自非博雅通方之士，其孰能与于斯哉！”
《何氏语林》“文学门”与“博识门”选材标准存在显著差异。其“文学”内涵指涉文学艺术与经、子学术两个层面。是门所辑既有文学、哲学、宗教、艺术等各擅一科的专才，也有儒释道兼综的通方之才，诸如淮南王刘安著《鸿烈》、董仲舒作《春秋繁露》、梁竦撰《七序》、蔡邕靠《论衡》助谈、郑玄服众宾、曹丕集儒讲学、王弼与何晏优劣、曹植才气、阮瑀妙解音律、陈琳檄文愈风头、陆绩博学、书淫皇甫谧、张茂先强记，等等。不过，所辑人物的才学尚在凡人智力能及的范围之内。
其“博识门”收录汉晋至唐宋博物多识故事31则，从博物体志怪小说到历史人物的真实事迹，一概阑入，涉及人物有：张宽、东方朔、窦攸、贾逵、诸葛恪(2条)、张华(4条)、束皙、贾希镜、陆澄(2条)、王摛(2条)、崔慰祖、刘士深、斛律士亮、令狐德棻、卢若虚、褚遂良、唐文宗李昂、韩定辞、李珽、徐铉、徐锴、赞宁、刘敞、金履祥等。他们多能辨识古字古物，甚至识别神鬼怪物。其中有13条关于东方朔、张华辨识异物的故事。张华撰有博物体志怪小说《博物志》，徐铉著有志怪小说《稽神录》。其余均是南齐以来博学之士的故事，如《陆澄博识》《陆澄识古器》《崔慰祖好学》《刘士深博识强记》《刘敞博闻》等。最后一则为《金履祥献策》，叙述宋末金履祥向朝廷进献牵制捣虚之策以解襄樊之围的故事，可见其张扬博识的宗旨还是在于致用。从其“博识门”所辑内容可以看出，其“博识”大致包含两层内涵：一是凡人智力能及的博学，略近于“文学”。二是凡人智力难及的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能力。后者侧重于学者掌握百科杂学的能力，尽管其中带有怪异、迷信色彩，何氏还是以严肃态度将其纳入“博物”的范畴。
何良俊“博识门小序”对于“博”“约”关系的见解及“博识门”选材标准的确立，对后来“世说体”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明“世说体”作品大多辟有“博物”或“博识”之类的门目。如徐象梅《琅嬛史唾》第九卷有“博物门”，辑录26则历史人物博物故事。张墉《廿一史识余》“文学门”下设子目中有“耽学”“博辩”二目，张氏《识语》云：“草木鸟兽，闻识是资。《易》曰：‘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董养河在称许《廿一史识余》为“今古一种不朽奇书”时，甚至将撰者张墉与明代以“博物”著称的陈耀文、胡应麟相提并论：“近代著述家自陈晦伯、胡元瑞以外，鲜有方驾者”。周应治《霞外麈谈》共分十门，第八门为“博雅门”。李贽《初潭集》卷十三“师友门”下有“博物”“谈学”二子目。这种对博识素养的推崇，显然是为了矫正理学家高谈性命、端居不学的风气。
三、题材选择：突破志人畛域而兼志人、怪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及《世说新语》之类作品的小说史意义时曾说：“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今传《世说》三十六篇，惟志人事，几不涉及神怪，因而被现代学界公认为志人小说的典范，其写法对后代世情小说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唐宋时期的“世说体”小说虽已辑入志怪故事，如唐刘肃《大唐新语》有“记异门”，宋李垕《南北史续世说》增补“释教门”“志怪门”，但因数量稀少，于志人小说史上影响甚微。而明代的“世说体”作品大多自觉辑入神怪故事，且它们有别于传统志怪小说的猎奇逐异或神道设教，而主要出于两种动机：一是“惩创人心”，教化世俗。如《南北朝新语》的“阴德门”，所辑都是行善得福报、积恶遭惩罚的故事。二是借以表达对学术诸家的尊重态度。如李贽《初潭集》卷十一“师友门”下，将“儒教”“释教”“道教”并列编排，收入大量荒怪之谈，悠谬之说。其真实用意在于表达三家学术平等的观念。焦竑辑《焦氏类林》八卷，卷首冠以儒家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伦理类目，而卷末殿以“仙宗”“释部”二类，作为压轴内容，以呼应卷首儒学类目。这种结构蕴含了焦氏视儒释道三家皆为其探求名理心宗之筏的意图。
《焦氏类林》卷八辟有“仙宗”“释部”二门之外，其“声乐”“摄养”“草木”诸类又大量采摭谶纬书及志怪书中的资料。林茂桂《南北朝新语》卷一有“阴德门”、卷四有“征兆门”“异迹门”。《玉堂丛语》卷八有“志异门”。《廿一史识余》卷三十“玄迹门”“梵尘门”“异域门”均涉灵怪。徐象梅《瑯嬛史唾》设有“道术”“禅喜”“灵畜”等怪异色彩浓郁的门类，其“帝符”“后瑞”等门类则从谶纬之书中采掇了大量荒诞无稽的资料。江盈科《皇明十六家小传》所辑明代人物故事，许多含有怪异成分。如卷一“四维·忠类”所辑《方孝孺》一篇，记述方孝孺因不从朱棣而被杀戮且夷灭九族之惨祸，却花费不少篇幅讲述孝孺之父卜墓时烧死一窝赤蛇，而后生下孝孺。日后孝孺之祸即肇因于赤蛇的报复。这个故事奇矣诡矣，但却大大消解了孝孺殉节尽忠的道德感化力量。
明代“世说体”作品大量辑入志怪资料的做法，尽管主观上出于“矩俗”“济世”等动机，看似并未脱离“人事”域界，但客观上对明代后期文言小说编撰中“志人”与“志怪”合流的趋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编纂体例：从分类辑事旁涉类书博物
《世说新语》被公认为志人小说典范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其类目皆关于“人”，包括人的言行举止、容貌性情、伦理属性、艺术品位等。一句话，其门目的设定完全以“人事”为本位。而对于自然物、耳目之外的事物则鲜少涉及。同时，其分类之体是单层的，平面的。而明代的“世说体”作品，除《皇明世说新语》《世说补》等少数作品外，大多涉入自然百科知识，适应其需要，出现了分层分类的立体结构。很显然，这是受到了类书之体的渗透。首先，“世说体”作品从专门志人越界进入类书博物之境，自宋王谠《唐语林》已露端倪。此书减去《世说新语》中“捷悟”一门，又增17门，其中，“动植”“杂物”“书画”诸门，均无关人物品鉴，而转向博物多识。而明代“世说体”作品大多设有自然博物性质的门类。焦竑《焦氏类林》八卷，前六卷分类基本承袭临川《世说》，后二卷新增17类：象纬、形胜、节序、宫室、冠服、食品、酒茗、器具、文具、典籍、声乐、摄养、熏燎、草木、鸟兽、仙宗、释教，其分类体系自象纬(天)、形胜(地)、节序(时)至人事(宫室、冠服等)、物(草木、鸟兽)再至灵异(仙宗、释部)，俨然一部微型的综合性类书。其最后一类竟题“释部”，更是典型的类书的做派。因此此书前六卷为“世说体”，后二卷堪称一部小型类书。徐象梅《瑯嬛史唾》第十卷更有“酒神”“战铭”“斗香”“食章”“酿法”等门类，第十一卷有“法书(上、中、下)”“名画(上、下)”，第十二卷有“音乐”“歌舞”“樵渔”“奇疾”“异产”，第十六卷还有“韵语”“冶妆”“宝饰”“道术”“禅喜”“灵畜”等常见于类书中的门目。项真《瑯嬛史唾序》曾慨叹：“大都史职日溺，汇书日广，有如终千古不能复兴史，将亦终千古不能复废汇书耶……窃闻之，昆仑玄圃，琼瑶瑊砌，错陈辉映，文采追琢，惟工人之所需；九州之外，裨海环之，浩瀚无垠，何所不有？今仲和是编出，譬之浑璞呈宝，百川归墟。人间巨丽，观止此极矣。”极力肯定此书的博物性质。林茂桂《南北朝新语》卷二“学问”、卷三“才略”、卷四“古物”也都属于博物范畴。张墉《廿一史识余》一名《竹香斋类书》，可见撰者曾以汇编性的博物类书自居。《廿一史识余》“艺术门”下析出9个子类：礼、乐、射、御、书、数、医、相、机巧，又有“象纬”“形势”“草木”“鸟兽”等门类。而其每条资料之后必标明出处，可备索稽之用，这也是类书特征之一。
其次，分类形态由《世说新语》的单层分类扩充为双层分类。《世说新语》是单层分类，门目之下分条并陈故事，不撮标题。而魏《皇览》以下的类书一般都是多层分类。明代许多“世说体”小说都是双层分类结构，往往主类下又分附类，门类之下又分子类，近似于类书的分类结构。《焦氏类林》卷一“父子(贤母附)”、卷七“冠服(闺妆附)”。再如林茂桂《南北朝新语》四卷的分类情况：
孝友 烈义 严正 鲠直 清介 恬洁 雅量 谦慎 规箴 栖隐 料事 见败 图新 贤媛(附妒妇) 阴德 品鉴 标誉 学问 作述 清言 玄解 机警 夙慧 捷对 命名 书法 姿仪(附丑陋) 游览 交游 酒食 巧艺(子目：器用 卜相 医 棋) 宫闱 恩宠 除爵 政迹 才略 豪爽 镇定 荐引 报酬 膂力 佞幸 黜免 赦宥 惩戒 悔恨 死徙 俭啬 汰侈 狎侮 诞傲 险橘 忿狷 仇隙 嘲诋 纰缪 痴黩货(附残忍) 征兆 伤逝 异迹 古物
实际上，主类与附类是平等并列的关系。各门之下的“附类”多因该类内容单薄，分量偏少，不足独立一类，只好附于他类。如《南北朝新语》的“贤媛附妒妇”，共收故事23则，而“妒妇”只有5则。“姿仪附丑陋”共收故事11则，“丑陋”只有3则。“黩货附残忍”共录故事32则，“残忍”一类只有3则。但主类与附类又存在内在联系，两者之间或相近，如“黩货”与“残忍”；两者或相反，如“贤媛”与“妒妇”，“姿仪”与“丑陋”。因而将二类以“主”“附”形式共置一处，相互发明，可以激发文本内部的结构张力。再如张墉《廿一史识余》，主类加上附类有67门之多。在一些门类下又析分出子类，如“文学门”析分6个子目：经史、著作、耽学、博辩、强记、欣赏。“艺术门”下又分出9个子目。徐象梅《琅嬛史唾》、李贽《初潭集》等书都是如此。《初潭集》分两层编排，一级类目取儒家五伦关系而颠倒其顺序：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一级类目之下又设有数量不等的子目，如“夫妇”一类下有13子目：合婚、幽婚、丧偶、妒妇、才识、言语、文学、贤夫、贤妇、勇夫、俗夫、苦海诸媪、彼岸诸媪。这样就从结构层面扩大了此类说部之书的表现功能。
明代“世说体”作品内容题材上的博物取向及体例结构的类书化特征，一定程度上侵蚀甚至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世说体”小说的文体属性，因此，明代不少“世说体”作品在传统目录学分类中，常常被划归“小说家”之外的门类，如焦竑《焦氏类林》、李贽《初潭集》、曹臣《舌华录》、周应治《霞外麈谈》等均被《四库全书总目》归入“子部·杂家类”。张墉《廿一史识余》则被《四库全书总目》隶于“史部·史抄类”。这种现象正是由其自身题材、体例的混杂所造成的。
五、明代“世说体”蜕变之原因
相对于刘义庆《世说新语》，明代的“世说体”作品之所以发生上述诸方面的蜕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首先，最根本原因是时代风尚的变迁。对于这一点，明清时期的论者已有清醒的认识。徐象梅《瑯嬛史唾序》说：“……盖晋以清言为宗，故因之以为《世说》，自六朝而降，世风一变，说者至诋为亡国之祟，顾犹然以事迹为清虚，议论为名理，是何异饰嫫母为夷光，而欲与邯郸齐步？其不为识者揜口几希矣。故指事以言，史氏之兼综；因世为变，当局之独裁。言资麈尾而事遗龟鉴，此君子之所惜也。”他还批评何良俊“知因而不知变”。所谓“言资麈尾而事遗龟鉴”，正是《世说新语》成为艺苑精品的奥妙所在。而“知因而不知变”之讥，则是切中了后世“世说体”作品不能比肩临川《世说》的要害。林茂桂《南北朝新语·自序》亦云：“夫晋人尚清谈，每吐一语，辄玄淡简远，诙谐多致。义庆虽宋实晋也，沐浴江左之风流，故独能发其逸韵，而因以旁及于汉魏。无论宋、元人，不能肖其吻角，既(即)以开元、天宝间语参之，亦觉有龃龉不相入者。何氏之蒙讥也固然”。任肩生《南北朝新语叙》进一步论析：“夫晋人另立门庭，别标韵致，大约以简冷清邃为胜，片言储不尽之义，一字作生平之目。南、北诸君子……即使不必吻合，政可各自为代。此德芬意中语也。”所谓“不必吻合”“各自为代”云云，则更为精辟而公允。
其次，人物品题中对博识素养的推重，则源于明代中叶后士人学风的转变。作为对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局面的反拨，知识界兴起一股强劲的博学思潮。所谓“博识”“博物”，大意为“通识”，泛指一个人博物洽闻、学识渊博。“博物”本是儒家高扬的重要价值之一，清代阮元说：“孔门之学，首在于博。”近人刘师培说：“孔门之论学也，不外博、约二端。”其顺序是先“博”后“约”，而程朱理学舍“博”而言“约”，走上了束书不观的极端。明代博学风气的盛行以吴中地区士人群体最有代表性。龚鹏程《晚明思潮》第十章“经学、复古、博雅及其他”论曰：“然明代学者，自有博雅一派……若胡应麟、王世贞、杨升庵等，皆其人也。而苏州地饶多贤，俗好博雅，尤为当时之特色……吴中学者往往兼治经史子集，旁及小说释老，与当时复古派如李梦阳等之不读唐以后书，途辙固殊；与理学家之好谈性理、束书不观者，亦复异趣。”可见，“世说体”小说人物品题突出“博识”，正是时代风气的写照。
兼辑志怪资料的取材倾向，也与博学之风密切相关。传统儒学标举的“博物”内涵中，本就包含志怪的面向。《史记·孔子世家》裴骃“集解”：“韦昭曰：获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测之。”明施显卿《古今奇闻类记叙》说：“昔仲尼不语神怪，而姜嫄之孕，傅岩之梦，垂之六经；土、羊夔、罔阆之异，著之群籍。然则不语者，非不语也，但不雅语以为训耳。”而在学术思想空前自由的中晚明时期，借志怪以矩俗，将鬼神纳入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框架，是许多精英儒士的通行做法。如田汝成《夷坚志序》郑重论道：“或谓神怪之事，孔子不语……苟殃可以惩凶人，祥可以恿吉士，则虽神且怪，又何废于语焉！……故知忠孝节义之有报，则人伦笃矣；知杀生之有报，则暴殄弭矣；知冤对之有报，则世仇解矣；知贪谋之有报，则并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则奔竞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则墙相从者恧矣。其他赈饥拯溺，扶颠拥孺，与夫医卜小技，仙释傍流，凡所登录，皆可以惩凶人而奖吉士，世教不无补焉，未可置为冗籍也。”焦竑、李贽等人借志怪以表达学术平等观念，则出自他们的博洽与卓识。
再次，明代“世说体”作品选材及体例靠拢类书的现象，一方面与上述博雅学风有关，但更为直接的因素则是它们有别于《世说新语》的成书方式。明代的“世说体”作品几乎全部出于撰者一人之手，又几乎全是渔猎群籍、割裂原文，然后编纂而成的。由于材料丛脞琐碎，难以找到一以贯之的结构来统摄所有资料，于是分门别类以博物的类书便成为可资借鉴的现成资源。李登《刻焦氏类林引》所云《焦氏类林》的成书过程很有代表性，他说，焦竑博览群书，又勤于作札记，材料积累渐多，“纷纷总总，如禁脔在厨，碎锦在笥，未有秩叙”，于是“付愚诠次，命愚子弟录之，乃取《世说》标目”。《世说》之目仍不能尽括其材，其卷七、卷八又借类书分类体系赓续前功。林茂桂《南北朝新语》、张墉《廿一史识余》等书的编撰过程也大致如此。同时，当时类书编纂中也不乏借鉴“世说体”的案例，如祝彦撰《祝氏事偶》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八“子部类书类存目”著录，“其书取史传所载古今事迹之相同者，仿《世说新语》门目，分条征引，以类相从。旧目所不赅者，复分天、地、人三部以隶其后”。《祝氏事偶》的编排体例与《焦氏类林》如出一辙。
注释：
② [明]王世贞《世说新语补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2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页。
④ [明]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1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明崇祯间刻本，第432页。
⑥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59页。
⑦ 对明代“世说体”作品的范围，学界标准宽、严不一。《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称陈继儒《古今韵史》“亦《世说新语》之支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27页)。其实，此书应为韵人传记小品，且书中收录大量诗词作品。《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又称吴从先《小窗四纪·清纪》“摹仿《世说》”([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5页)。实际此书中夹杂大量议论、诗词，应属创作性的笔记小品。如欧明俊《明清的笔记小品》(《文史知识》2001年第3期)一文，即将吴从先《清纪》归入自撰的笔记小品。所以本文不将上述二书纳入讨论范围。另，贾占林《论晚明“世说体”》(《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一文所列32种明代“世说体”小说，其中有的值得商榷。如《吴中往哲记》三种、《迩训》属方志体传记，《问奇类林》则为“砺世范俗之书”(金忠士《问奇类林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1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02页)。
⑧ [明]邓原岳《皇明十六家小传小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07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88-589页
⑨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世说新语补》删定者为凌濛初，而非王世贞(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22页)。今人胡海英《〈世说新语补〉成书与版本考》一文考证，确为王世贞删定(见胡海英《〈世说新语补〉成书与版本考》，《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2期)。
⑩ 宋慈抱《两浙著述考》“小说考”著录明贺虞宾撰《古语林》《广世说新语》《唐世说》《宋世说》《明世说》等五种，均佚(宋慈抱《两浙著述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0页)。宁稼雨主编《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亦著录此五种书，并称之为“明代志人小说集”(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13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献学视域中的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研究”(项目编号：13BZW078)阶段性成果。
刘天振(1968—)，山东巨野人，文学博士，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江南文化。
王思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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