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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星术与韩国汉文小说·王雅静·占星术对韩国汉文小说创作多方面渗透，小说的叙事方式、情节构建、人物形象塑造等诸多方面均受到占星术的影响。如韩国汉文小说占星情节的预叙模式、小说的内容和以《玉楼梦》为代表的韩国汉文小说所采用的星宿降凡、历经劫难、回归仙班的圆形结构，以及《玉楼梦》一书的杨曲昌、黄小姐、南蛮王哪吒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等都与占星学观念密不可分。

　　占星术 韩国汉文小说 预叙模式 情节构建 人物形象

　　星象是古代自然崇拜的对象之一。漫天繁星，可望而不可及，给人难以言说的神秘感，挑逗着先民的探索欲。《周易·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先民通过观察天象，来认知时节的变化；通过观测星象，人们“获得了对自然界和对人类生活、生产方面的有用知识。又从长期地有系统地观测天象中，进一步总结出某些天体运行的规律，并将之与其他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考察自然界更为广泛的、带普遍意义的规则”。如《鹖冠子·环流第五》所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先民通过观察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以确定节候。

　　先秦道家尤其重视对星象和地理物候的观测。如《庄子·天运》篇对天文宇宙等问题的思考：“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道家对未知的天体结构和宇宙运行等的好奇，也说明道家对“观天之道”的热衷。

　　道教继承先民的星象崇拜和道家的求知精神，将其发扬成一种普遍的信仰，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如将星辰视作神灵，并使之纳入道教神仙体系：金木水火土星君、二十八宿星君、紫薇垣众星君、南斗太帝众真等的出现都是道教对星宿加以神格化的明证。不仅如此，道教对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这七颗星尤其崇拜，《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卷一言：“北斗居天之中，为天之枢纽，斡运四时。凡天地日月五星列曜六甲二十八宿诸仙众真，上自天子，下及黎庶，寿禄贫富，生死祸福，幽冥之事，无不属于北斗之总统也。人若诚心启祝，叩之必应。”道教认为芸芸众生的“寿禄贫富，生死祸福”均由北斗七星定夺，诚心祷祝，便可达成所愿。因此，在道教名目繁多的修炼法术中，存服日月北斗七星之术也占有一席之地。《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精耀三景妙诀》《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北斗本命延寿灯仪》《北斗本命长生妙经》等道书即载有存服北斗诸星以“长生不死，上升三天，结友众真，与道合同”的炼养之法。

　　道教出于延年益寿的宗教需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从而形成夜观星象的传统，也致使精通天文的道士比比皆是。如郑隐“不徒明五经，知仙道而已，兼综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谶记，莫不精研”；陶弘景“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并著有《天文星经》《七曜新旧术》《天仪说要》等天文著作；薛颐因“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而被秦王“奏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仅有唐一朝，即有傅奕、傅仁均、薛颐、李淳风、尚献甫等多位道门中人出任太史令，司掌国家最高天文历法机构。他们常常通过观测星象的变化，来占验人事吉凶、年成丰歉、战争胜负、国家兴亡等，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作占星术，陈抟的《紫微斗数》一书则是占星术的集大成之作。

　　道门中人对占星术的广泛运用，不但推动道教天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影响到中国古代小说的构建。如《太平广记·东方朔别传》认为东方朔是岁星转世；《封神演义》中赤胆忠心、文采超人的比干被封为文曲星君；《说唐全传》中徐茂公称李世民为紫微星；《女仙外史》的主人公唐赛儿和朱棣分别被写作是太阴星主嫦娥、天狼星谪降历劫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占星术还对韩国汉文小说多方面渗透，其中，小说的“预叙”模式、情节构建和《玉楼梦》一书的人物形象塑造，均可见星象崇拜的印痕。

一、占星术与韩国汉文小说的预叙模式

　　

　　这里，李姓士人以第三者的身份提前获知栗谷先生的死期和倭寇犯境等信息，等于是将故事的结果提前说明，之后又以应验的方式来印证主翁的先见之明。由此，小说的主题即变成对主翁能力的歌颂；而即便祈星，也无法延长书献的寿命，导致倭寇袭来时，国内无以抵挡的惨况，也衍生出“天命不可违”的意旨。

　　《老翁禳星话天数》与《坐草堂三老禳星》一文大同小异，都采用预叙的方式，述及“三老”希冀通过禳星之法，延长栗谷先生寿命一事。不同的是，《老翁禳星话天数》一文重在突出栗谷先生的功绩。篇首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栗谷李文成公”的文治武略，并在篇尾以外史氏的口吻对栗谷先生和禳星一事进行评价：

　　

　　这里，作者援引《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五丈原禳星一事，佐证小说中通过禳星，以求延生之说的普遍性，也可见中韩文化的一脉相承。而《老翁禳星话天数》与《坐草堂三老禳星》亦可谓是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

　　

　　又如《父哭之兆》一文，同样是以预叙的模式开展故事：

　　

　　小说将“妖星”与“父哭之兆”联系起来，并未直接言明“父哭之兆”所对应何事，而是于尾末揭示原因，显然属于暗示性预叙。

　　

二、占星术与韩国汉文小说的情节构建

占星观念制约并规范韩国汉文小说的情节构建，它不但作用于小说的故事内容，而且影响着小说的结构框架，如以《玉楼梦》为代表的韩国汉文小说，即采用星宿降凡、历经劫难、回归仙班的圆形结构编撰全文。

　　

　　

　　

　　

　　

　　小说从第二回开始，着重书写杨曲昌的人生经历。他胸怀远志，16岁科举及第，任兵部侍郎，18岁任兵部尚书兼征南大元帅，平定南蛮王哪吒和南方红桃国的侵犯，被封为燕王兼右丞相。但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番风顺，因为党争等原因，他曾被贬谪流放。而他的爱情经历也是跌宕起伏，他先后邂逅江南红、尹小姐、碧城仙等红颜知己，并与她们完婚，另外还迎娶了一支莲和黄夫人。在她们的支持与帮助下，杨曲昌每逢国家危难之际，都能挺身而出，率领将士英勇御敌，立下不世之功，最终位极人臣，彪炳千古。而他的长子也先后打败入侵的南蛮、匈奴、蒙古、女真、吐蕃，建立奇功。

　　

　　《玉楼梦》第一回作为全书的“楔子”，是古代小说中常见的神仙谪降类型。作者先是安排一段天界众仙佛聚会的场景，其间则有神仙因为思凡而受到惩罚，被贬谪到人间历劫，最后终于顿悟人生，重回天界。它所形成的“星宿降凡——历经劫难——回归仙班”的圆形结构，具有笼括全局的纲领式作用，将后文所发生之事，以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都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占星术与《玉楼梦》中的人物塑造

　　

　　

　　

　　

　　

　　

　　

　　综上所述，韩国汉文小说的叙事方式、情节构建、人物形象塑造等诸多方面均受到占星观念的全方位渗透。而占星术作为中国道教文化的一部分，它对韩国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亦可视为道教文化对韩国汉文小说浸染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道教的神仙思想、“谪降”观念、“洞天福地”等也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韩国汉文小说。因此，道教对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可从中窥其一斑。

　　注释：①⑩ [周]姬昌著，宋祚胤注译《周易》，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11、340页。

　　② 卢央《易学与天文学》(自序)，中国书店2003年版，第1页。

　　③ [宋]陆佃解《鹖冠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页。

　　④ [战国]庄周著，王岩峻、吉云译著《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⑤ 李一氓《道藏》(17)，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下。

　　⑥ 李一氓《道藏》(33)，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上。

　　⑦ [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0页。

　　⑧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一 列传第四十五《陶弘景》，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43页。

　　⑨ [后晋]刘昫撰、陆费达总勘《旧唐书》(29)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薛颐传》，中华书居据武英殿本校刊，第47页。

　　

　　

　　

　　

　　

　　

　　

　　

　　

　　

　　

　　

　　

　　

　　

　　(责任编辑：倪惠颖)*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东亚汉文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113)、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阶段性成果。王雅静(1900—)，女，河南商丘人，文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素质教育中心老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域外汉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