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闻文体的兴起对小说的影响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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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新闻文体的兴起对小说的影响·李

　　云·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是文学内部的西洋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学引起小说的变化，文学外部的文体——近代新闻文体的兴起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范畴、题材、写作技巧等都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新闻本属于小说的范畴，在新闻文体确立的过程中，与小说之间产生了一场没有硝烟却异常激烈的争夺战，新闻文体的兴起伴随着对“母体”——小说的学习与侵略。除了上层主管报人对新闻文体把握不够严谨之外，还存在着专职采访员对新闻文体认识不到位，兼职采访员对新闻文体不了解，读者对新闻不明白等问题，导致了从上到下、从主办方到消费方对新闻认识与理解的偏颇，以至于报刊上出现了志怪类、翻译类“新闻小说”。在新闻文体的冲击与影响下，中国传统小说范畴缩小，题材内容注意时效性与纪实性，写作手法变得多议论和说明。

　　近代新闻小说

　　近代是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个转型期，陈平原曾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但是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是文学内部的西洋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学引起小说的变化，文学外部的文体——近代新闻文体的兴起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范畴、题材、写作技巧等都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中国古代本有邸报，但新闻却是随着近代西方文化东进而出现的新兴文体，李提摩太在1895年《中国各报馆始末》中曾说：“(西方各国)其出报之多也如此，然尚未及中国京报之早。既而渐入中华各省亦有立此报馆者，而犹以西人教会报为多。”中国的新闻文体是在近代中国通商办报以后才开始得到发展，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文体概念中并无新闻一体，且中国传统的小说范畴中包含着新闻一体，如蒲松龄就曾说：“新闻总入《夷坚志》”。近代新闻文体的独立，势必会对传统小说产生强烈的冲击，而小说为了自身的生存也会对新闻发出反击。在小说与新闻没有硝烟的地盘争夺战中，曾经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淆关系。关于小说对新闻的影响，已有学者指出近代报人曾经“以小说概念附会新闻、以小说笔法撰写新闻、以小说文本补充新闻”。可是中国传统小说在新闻文体的冲击下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小说家们如何捍卫小说的阵营？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一

中国新闻文体起步晚，发展不顺畅，是当时人们所注意到的。梁启超1901年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曾说：“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置勿论。即自通商以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于是香港有《循环日报》，上海有《申报》，于今殆三十余年矣。其间继起者虽不少，而卒无一完整良好，可以及西人百分之一者……”。中国新闻虽然有了30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发展情况却很不让人满意，原因之一就是新闻文体的不纯粹、体例的不纯正，远远失去了西方新闻的本义。在中国新闻文体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偏颇，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向其“母体”小说靠拢，甚至，与虚构的小说划不出清晰的界线。如《申报·本馆自叙》曾说“新闻纸馆之设，一本泰西之成法，兼录齐东之寓言，惩劝虽殊，原属并行不悖”。把齐东寓言与新闻相混淆，而且还认为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当时一些有见识的报人充分的认识到中国新闻文体存在的这些问题，如郑观应在1895年刊印的《盛世危言》中提出新闻应“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明确指出新闻文体与小说的不同之处。但是，此种认识在当时往往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在报刊上流行的则还是不纯粹的新闻文体。所以梁启超在1901年《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痛心疾首的批判报刊上的新闻：“其体例，无一足取，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阗塞纸面，千篇一律。”这些名为“新闻”的文章，在体例上更像中国传统的笔记小说，而不像“据事直书，实事求是”，“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的新闻。

　　近代报人在理论上对新闻有着一定的认识，知道“新闻”文体应该与其“母体”小说划清界线，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往往不能坚持纯粹的新闻观念。究其原因，除了上层主管报人对新闻文体把握不够严谨之外，还存在着专职采访员对新闻文体认识不到位，兼职采访员对新闻文体不了解，读者对新闻不明白等问题，导致了从上到下的，从主办方到消费方的对新闻认识与理解的偏颇。如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1896年3月7日)刊载的“招聘采访人员”告白中所说：

　　

　　《直报》报人认识到新闻采访人员应该具有公正、仁廉的优秀品质，在写作新闻时语言应以达意为标准，不宜追求精工富丽，只有此才能发挥新闻通上下难言之苦、传递消息的作用，使政府可以事先准备，善后补救。《直报》明确提出“遇事射利，飞短流长”是新闻采访者的大忌，新闻文体应该客观真实。

　　对新闻采访员提出明确的职业道德要求与文体写作要求，有利于新闻文体的纯正。但是，报纸需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本报专职的采访员力量十分有限，所以，各报都会大力发展外省兼职采访员，兼职采访员对新闻真实客观的原则是否清楚，直接影响到新闻文体的纯正与否。天津《时报》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1888年5月1号)刊登的“延订各省采访友人启”告白，值得我们注意：

　　

　　原因则是为了吸引社会上广大的订阅者，报馆为了追求更多的读者，不能只有客观真实的时事、民情，还要有更加有趣味的奇闻怪事。新闻追求猎奇性与趣味性，与新闻的真实客观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如《时报》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886年10月18号)“京津新闻”栏目中刊载的《东坡说鬼》中所言：

　　

　　报人在一开端就表明了报纸新闻“于奇奇怪怪之事多屏而不书”的原则，恐怕新闻中有“干宝搜神、齐谐志怪”的诞妄内容遭到讥讽，可见报人心里颇为明确新闻文体真实客观的原则。但是他又为新闻中的虚诞故事寻找开脱的理由，认为见闻确凿，地点明确，不妨姑妄言之，以资谈助，刊载了杨柳青婆媳二人梦中遇鬼的新闻，情节奇特，迷离恍惚。

　　

二

在小说与新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战中，新闻作为小说“母体”新生的“子体”，表现出十足的霸气与旺盛的生命力，对小说的地盘不仅仅是在半遮半掩中侵占，而是疯狂地进攻与大肆地抢夺。报人不仅把一些表现出故事性，对人物与情节进行一定描写与刻化，但小说虚构特性不明显的文章标以“新闻”，如《直报》上刊载的《憨生记》《慷慨财迷记》《花翻恋蝶》《巧姻缘记》等，产生了一种半似新闻半似小说的“类小说”，还明目张胆地把中国传统的志怪小说、外来的翻译小说等都纳入“新闻”的旗下，产生了具有小说性质的“新闻小说”。虽然这些“新闻小说”披着新闻的外衣，但无论是从传统的小说观念来看，还是从现代的小说观念来看，都明确无疑是属于小说，而不是新闻。

　　1.《时报》《直报》上刊载的志怪类“新闻小说”

　　作为天津近代最早的中文报纸，《时报》《直报》上的新闻明显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特色，即真新闻与假新闻并存，“新闻小说”充斥于报章。志怪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主要题材之一，报纸上却大肆刊登志怪题材的“新闻”。天津《时报》与《直报》刊登的志怪类“新闻小说”可以具体地分为以下几种：

　　一为狐精类，如《时报》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三日(1888年2月24号)外省新闻栏目中刊登的《狐为人妻》：

　　

　　这则故事虽有大致的地点，却完全忽略了时间，讲述了狐精变为女子成为贤妻的故事，即使在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人都知道系子虚乌有，纯属报人虚构的故事，但却作为“新闻”刊登在“外省新闻”栏目中。

　　二为鬼神类，如天津《时报》1888年2月24号“外省新闻”栏目中的《喜神有灵》，1888年3月3号“京津新闻”中的《白云仙观》，1888年3月10号“京报”栏目中的《为鬼揶揄》，1888年4月23号“京津新闻”中的《鬼醋流酸》，以及1891年12月23号刊载的《捉鬼奇闻》，1892年2月13号刊载的《风中尸变》，1892年2月22号刊载的《楚人说鬼》等，都属此类。这些鬼神“新闻”往往写得有板有眼，有着事发的具体地点、人物，甚至时间，请看《直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8日)新闻栏目中刊载的《姑妄言之》：

　　

　　报人在一开端说明世界上实有鬼神，然后以具体的事件、时间、地点、人物来证实，前门外王广福通聚饭馆开张，有四位豪客前来吃饭，付钱离去后，堂夥却发现他们所给的钱化为纸灰，以此证实鬼魂的真实存在。此种写法极像东晋干宝《搜神记》中以小说证明“鬼神之不诬”的手法。

　　

　　2.翻译类“新闻小说”

　　在近代，西方小说大力输入中国，但是，中国报人有时也把这些西方翻译小说纳于新闻旗下。如天津《直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1901年2月8日)“各国新闻”栏目中刊载的《海外奇谭》，连载四日，讲述了英人轮船炊事员丹忌利士海外航行遇难，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最终成为富翁的故事。丹忌利士的经历大致分为四段：一是落难荒岛，走投无路。丹忌利士在轮船上做炊事员，在从英国贩湖丝往温哥华的路上，遇到光怪陆离的海岛，人们停船观赏奇景时岛屿震动，同行之人皆逃走，唯独丹忌利士因收拾整理炊具而落后，一个人被丢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独自生存。二是绝处逢生，发现钻石宝藏。丹忌利士随身携带的粮食告罄之时，忽有牛脯从空中坠下，又有一巨鸟飞来，他骑在巨鸟背上在荒岛翱翔，忽见山谷中有许多莽蛇，胆颤心惊之后意外地发现了钻石宝藏。在他惊喜得到宝藏之时，却遇到了带火枪的土著人，生命面临着威胁。幸而土著人比较通情达理，没有杀他，还给他一半的钻石，帮他乘轮船返国，眼看苦尽甜来，但是轮船再度遇险。三是落难日耳曼，因祸得福。丹忌利士在海上漂流数日，死里逃生，到达了日耳曼界，正遇皇女择婿，意外地得选东床，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四是在日耳曼被殉葬，死里逃生。丹忌利士看似幸福的生活却暗藏着祸端，公主不幸逝世，按当地风俗，他得陪葬。丹忌利士在绝望恐惧中独居荒冢之内，幸遇一只“长颈、鸟喙、四足斓斑、形类海狗”的动物“窜身入穴，吮啮骷髅”，他跟随此物之后，携带着墓中的珍宝从荒冢中逃了出来，回到英国，成为一个富翁。

　　

　　从上面所举的新闻栏目中志怪小说和翻译小说的例子可见，新闻文体在兴起的过程中，曾对小说发动了大肆的抢夺战，试图把许多纯属于小说的文体都纳入新闻的名下。

三

经过新闻对小说的大肆进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新闻的冲击与影响下，小说的范畴由大缩小，小说的表达方式也由原来的记叙、描写、抒情为主，转向多议论、说明，小说的题材内容更加注重时效性、纪实性。

　　1.小说范畴在新闻冲击下变小

　　

　　2.小说表达方式变得多议论、说明

　　

　　中国新闻文体获得大力的发展，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短短一二十年，而此一阶段，也正好是中国传统小说发生极大变化的时候，并孕育着各种小说改良思想，邱炜萲、严复、夏曾佑、梁启超、吴趼人、李伯元等报人兼作家都有着很多对传统小说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人不仅引领了新闻文体的发展，恰恰中国小说的转型也是由这些人引领的，他们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近代的一批报人，既是新闻的作者，也是小说的作者，可以说，中国近代小说与新闻是由同一批报人兼作家同时创造的两种产物，无非是对新闻创造的成份多一些，对小说改良的成份多一些。所以，他们用小说的手法写新闻，用新闻的手法写小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3.小说内容注重材料性、时效性、纪实性

　　

　　综上所论，近代新闻文体的兴起与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新闻文体的确立缩小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范畴，使小说文体更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更加突出了虚构性、情节曲折性、人物鲜明性等小说特性，加快了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在新闻的冲击下，出现了注重时效性与纪实性的新的小说类型。当然，近代小说在新闻文体的影响下也曾经走上偏颇的道路，出现了材料堆积、议论满篇的小说，这些问题都是小说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关注与讨论。

　　注释：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② [英]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5页。

　　③ [清]蒲松龄《感愤》，《蒲松龄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5页。

　　④ 凌硕为《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⑤⑧ [清]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477页。

　　

　　⑦⑨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1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