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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地图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张袁月·从文学地图视角研究小说，是将文本转换为可感的空间形态，通过分析文本与地理的关系解读文学现象、揭示文学规律。小说具有的地理学属性与细致准确的地理描述，为绘制地图提供了可能。作家对文学地图区域的选择、对地理空间的表现以及对地图元素的设置等，可以折射出作家的文学意识与价值观念、所处时代特征。而将多张文学地图放在一起比较，从时代、区域、文体等不同视点解读，则可能发现地域意识差异、文学观念变化、文学嬗变过程等普通视角不易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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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地图研究的发展与路径取向

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多采取时间维度的线性模式。20世纪末以来，空间维度的文学研究渐受关注，文学地理学也随之兴起，文学地图则是融合文学与地图而应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文学地图”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金克木针对当时文学研究“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的现象，提出应进行“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1990年，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尝试将作家按地域而非历史分期来进行探讨，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应用“文学地图”的观念来观照文学史。2003年，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不再简单地截取一个区域进行文学分析，而是将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学资源容纳进来，以完整、全面地呈现中国文学版图，推动空间维度的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并引发了世纪之交的文学地图热。然而，不少标注“文学地图”的著作有名无实，更像是文学胜地的旅游指南，学理性不强，而该命题开启的地图视角下的研究范式意义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探讨。由此，2015年梅新林撰专文《论文学地图》，从学理的角度对文学地图的论题进行了系统论析，预示着“文学地图”从一个比喻性的修辞名词逐渐成为学术性的研究方法。

　　实际上，尽管“文学地图”的内涵一直没有得以确定和统一，但“绘制文学地图”的工作却早已进入实践。20世纪70年代，张爱玲在译注《海上花列传》时，就曾根据作品内容绘制出一幅上海地图附在文本之后，开创了国内绘制文学地图的先河。而真正学术性系统性的实践则以1995年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和2006年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为代表。从两部论著所绘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地图，可直观看出文学分布特征、中心移位、文人流向等传统视角不易发现的文学现象。近年来，更多学者致力于“绘制地图”的工作。绘制地图的方式可分两类，一类以作家为主体，以文学家的占籍或行踪来绘制地图，另一类以作品为主体，以作品产生的地点或描写的地域来绘制地图。从学术取向与路径来看，对文学地图的应用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文学历史地图，即通过标注作家或作品所在区域来展现文学的地理分布，从而发现文学史的演进过程及规律，如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2001)、张剑《绘制文学家族的文化地图》(2009)、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2012)、夏汉宁《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2014)等；二是创作活动地图，即通过标注作品的创作地点来分析地域特征，或以之串联作家的创作活动，从而对作家思想历程、交游经历、时代风尚等做出解读，前者如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2005)，后者如罗凤珠《唐代诗人行吟地图建构：李白、杜甫、韩愈》(2014)；三是作品文本地图，主要根据文本的相关描述，建构作品的空间地理。李鹏飞《古代小说空间因素的表现形式及其功能》、侯晓晨《唐传奇对地理空间叙事功能的强化》是其中分析较为细致的论文。总的来说，无论是绘制了实体性的地图，或是以文字表述“绘制”出可感的非实体性地图，这些成果都体现出地图视角在认识文学现象、揭示文学规律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过，从整体来看，目前研究集中在外部的文学家地图，对文学作品地图着力较少，在作品上也相对偏重诗文，对小说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因此本文的“文学地图”着重对小说进行探讨，以期发掘地图视角在小说研究方面的独特功能。

二、绘制文学地图与解读文学地图

本文所说的“地图视角”，是指一种从空间维度研究小说的方法，通过将文本描写转换为可感的空间形态，并进一步分析小说文本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从而解读文学现象、揭示文学规律。作为由环境、人物、情节构成的文学形式，小说本身具有文化地理学家所说的“内在的地理学属性”。而中国古代小说在地理空间设置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故事虽虚拟，地理位置和路线却常常真实精确。比如《任氏传》、《李娃传》的地理描写与长安空间实景基本一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许宣的祭祖路线与临安坊巷道路确然不紊等，完全可据此绘制地图。因此，从地图视角观照小说，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作家生长或久居于特定的地域，必然受到身处环境的影响。这也是以往研究地域与文学、文化关系的逻辑基础。而在地理学者看来，作家并不仅仅受到地理环境影响，他通过在文学作品中绘制空间，也表现着他对世界的理解。文化地理学者罗伯特·泰利(Tally Robert)甚至直接将这个创作过程称为“文学制图”(literary cartography)。换句话说，作家在描述地理空间时，不仅在无意识层面表现出地域文化的渗透，他也有意识地去择取地理元素，构建文本空间的深层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地理空间都能成为文学地理空间，只有带上作家的生命体验与民族的精神投射，“空间”(Space)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地方”(Place)。这也是地图视角与以往地域视角略有不同的地方，即它不仅重视地理环境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还关注作家作品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而这正体现出文学研究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之外还应具有的“精神维度”。

　　对于文学地图研究来说，绘制地图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即将文本中的地理元素如地名、地理景观、方向和路线等注记在地图上，然而，绘制文学地图并不仅仅要证明小说的地理描述有多接近真实的地理，而是要根据作家的“文学制图”来绘制出一幅文本的“认知地图”，再结合真实地域和历史因素探讨作家对文本地方的“认知地图”，通过解读和解码作家的制图策略，揭示隐藏其后的文学规律与文化意蕴。文化地图学派代表人物马克(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指出，“所有地图都使现实失真”，因为“所有的地图绘制者都利用概括和象征手法，突出重要信息，压缩次要细节”。也就是说，作家不会将真实地理世界中的所有元素都绘制到地图中，他只选择他认为重要的地理空间和地理元素进入地图。因此，通过观察作家选择哪个区域进入地图、以哪个区域作为地图中心、对哪些地图元素进行注记等，我们可以窥见作家的文学意识与价值观念。而将多张文学地图放在一起比较，则可能发现地域意识的差异、文学观念的变化等普通视角不易发现的问题。

　　(一)对地图区域的选择

　　从地图的叙事语言来看，一张文学地图聚焦于某个区域、空间或景观，体现着作家的主观意识，也折射出他所处时代的特征。一般来说，作者选择的主要区域往往是他熟悉的区域，小说人物的故事虽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但小说人物活动的区域却经常是作者有过经历的区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江西人邓志谟《铁树记》写净明道祖师许真君得道的故事，修道之处就在江西南昌；河南人李绿园《歧路灯》小说地图的主要区域在河南；《西湖二集》的小说地图聚焦西湖，而作者周清原即是杭州人；“三言”主要故事发生区域在江南一带，其中涉及苏州的篇目就有30篇，占到“三言”小说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作者冯梦龙正是苏州人；《聊斋志异》的小说地图区域覆盖全国，但从各区域出现的频率来看，山东省内各府有240篇，几乎等于其它各省篇目的总和，而以淄川为故事发生地的篇目最多，共计64篇，占到山东省的1/4。显然，《聊斋志异》虽然记述精怪狐仙一类非现实的故事，但蒲松龄在创作时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家乡和周边的熟悉地区来展开想象。如果按情节单元(以地理空间转换为情节单元划分标志)来绘制《儒林外史》的文学地图，可以看出，南京及其所在南直隶是小说地图上的一个重点区域，出现频率最高，分别为16次和19次，这与吴敬梓在南京长期的地域经历密不可分；另一个重点区域则是浙江，出现频率高达19次，这也是吴敬梓的主要活动区域。

　　不过，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这只是一个地域性的研究，文学地图的意义在于，可以从空间分布发现文学现象与规律。如果将《儒林外史》的小说地图与明代科举的热点地图(Heat Map)相比较(见图1)，能直观地看到两者基本相合：除去第一回楔子，小说第二回从成化末年的山东写起，转至广东，这属于热点图上1-2级区域，间及京师(1-2级，核心区域热度3级)，进而至颜色更深(核心区域热度4级)的江西，科举热度呈逐步升高的趋势，之后小说情节转入浙江和南直隶，而在热点地图上，浙江与南直隶的色度又比江西更深，科举热度最高的6级区域恰在两省内。可见，作者对小说地图区域的选择并非仅仅源于自己的地域经历，还有着精心的布局安排，地域的流动也有着一定的逻辑顺序，即由科举热度低的区域趋向热度高的区域。小说地图的核心区域是热点地图上色度最深的浙江和南直隶，情节单元出现频率最高(均为19次)，两省地理位置正位于东南，与第一回楔子中“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构成了巧妙的呼应，小说主题由此凸显。

　　在之后的叙事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出现故事出现在南直隶，但之前的山东、江西、浙江也参杂其中，还增加了之前情节中未出现过的陕西、四川等区域。有研究者认为陕西、四川等地域故事可能并非原书所有，而是后人附加的部分。在没有确证之前，我们不妨认为它们仍属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查看科举热点地图，陕西主要区域的科举热度在2级，而四川大部分区域科举热度在1级，在小说地图中空白的东北、内蒙、青海、西藏、云南等区域，科举热度为0。唯一不一致的是，在科举热点地图上热度较高的福建省，在小说地图上却缺席，没有任何情节单元。而查看清代科举热点地图，会发现江浙两省仍是热度最高的区域，而福建的科举热度已经退居到次层级，或许是因为身处清代的吴敬梓参照了当朝的科举状况，而将次层级的福建进行了舍弃。至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儒林外史》小说地图的地域流动：先从外围渐次集中至东南，又由东南核心区域南直隶向外层层辐射，至浙江，至山东、江西、广东，扩散至陕西、四川。从地图上来看，无论向内集中或是向外辐射，小说选取地域的地理位置都恰似半环状，将核心区包围起来。科举热度越高，士子受害越深，热度范围越广，受害范围越广。作者对科举的反思和批判，对士人的担忧与同情，皆在对小说地图区域精心的选择与布局中被无声地传递出来，小说文本也因此具有了多重性的意义。

　　

　　图1明代科举热点图(资料来源：根据哈佛大学CHGIS系统中的Ming Entry Exams查询合成绘制，http：//worldmap.harvard.edu/chinamap/)

　　(二)对地理空间的表现

　　

　　

　　(三)对地理元素的设置与处理

　　如果仅仅将文学地图与历史地图比较，分析小说与真实历史地理之间的接近与背离程度，那么，文学只不过成为了对历史地理的映证。实际上，无论是与真实地理相合或相悖，作家在创作时对地图元素的设置与处理，往往有着一定的意图。因此，文学地图研究应该更进一步，去探讨作家在设置和处理地理元素中的“制图策略”。

　　

　　《三国演义》中与历史地理不合之处，也是作者的有心构思。如《三国志》载关羽单刀赴会在湖南益阳，《三国演义》却说鲁肃在湖北陆口邀请关羽赴会，两地相距甚远。然而，这样的地理设置让关羽远赴陆口，独闯孙吴重兵之地，更加突出了他“义勇”的英雄形象。再如小说将历史上刘备“涪县——绵竹——雒城——成都”的取蜀线路，变为先进兵雒城，再转攻绵竹，这是为了使诸葛亮及早入蜀；让诸葛亮从当阳“移动”到江夏，以免受失败之憾；将其几次出兵地点“合并”到祁山等。正是作者在小说地图对这些地理元素的挪移，诸葛亮的智者形象才得以深入人心，“六出祁山”的故事才这样脍炙人口，祁山这样相对偏远的地理景观也因此广为人知。

　　

　　

　　图2唐代长安里坊地图(资料来源：据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标注，《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

三、比较文学地图

如果说绘制一张文学地图可以帮助我们发掘文本的深层意义，探索文学现象背后的成因，那么绘制多张文学地图，并将它们进行比较，则可能在动态的视点中获得更多的新发现。以小说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以时代为视点，则可以共时性地比较同时代小说地图区域的叠合与溢出，也可以历时性地比较不同时代小说地图区域的重心移位。例如，将唐传奇单篇小说中的地名注记在地图上，再将全部小说进行叠合比较。经过词频统计，231篇小说出现的810个(1230次)地名中，复现率排在前三位的是长安、洛阳、太原，分别为50次、11次、11次，此外，指代都城的“京”也出现了11次。可见，唐传奇地图中的主要区域正是唐代的三大都城，其中长安的出现频率又远远高于其它地区。而长安内叠合区域又主要于长安东南平康、新昌一带区域，而西北区域多为空白，这当与东南区域官僚住宅多、商业网点密集、有乐游原及曲池这样的文化活动中心有关，反映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再历时性地来看，宋代小说地图的区域中心则转移到汴京或临安，明清小说地图区域多分布在江南地区，而在不同时期又有移位，如从扬州、苏州移位到上海，而即在晚清上海，不同时段又各有侧重，如初期聚焦四马路，后期向大马路移位等。这与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基本是一致的，小说地图总体态势是以都城或繁华城市为中心区域，这与小说家地图也是基本一致的，体现出中国古代小说的生成与传播特点。

　　

　　

四、结语

由于视角的转换，文学地图可能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打开新的视野。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地图虽是空间性研究，但它不是孤立分析空间，而是要以空间维度为视角，结合时间维度，建立起多维交织的立体时空；虽是地理性研究，但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社会和文化，不能脱离具体的文本，因而文本细读与文化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唯此，文学地图的功能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注释：①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杂志》1986年第4期，第85页。

　　② Mike Crang，Cultural Ge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8，p. 44.

　　③ Robert T. Tally，Geocritical Explorations：space，place，and mapping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

　　④ Yi-Fu Tuan，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London：Edward Mold，1977，pp. 6-7．

　　⑤ 杨义《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⑥ 颜红菲《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16页。

　　⑦ [美]马克·蒙莫尼尔著；黄义军译《会说谎的地图》，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页。

　　⑧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页。

　　⑨ 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 》，《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0页。

　　

　　

　　

　　

　　

　　

　　

　　

　　

　　(责任编辑：倪惠颖)*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学地图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5CZW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文学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地图’研究”(15CX04066B)阶段性成果。张袁月(1985— )，女，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国际教育学院系副主任，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