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华裔汉学家“东夏西刘”的《水浒传》笔战*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李金梅·

　　论美国华裔汉学家“东夏西刘”的《水浒传》笔战*

　　·李金梅·

　　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称《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奉行的是“帮会道德”，是嗜杀者和厌女症者。夏志清对《水浒传》的指责引起了刘若愚的辩驳，最终导致了刘若愚与夏志清的笔战。引起两位华裔汉学家笔战的原因主要是他们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不同，夏志清浸润于西方思想和批评方法，借用西方批评术语指责《水浒传》，带有以西方文学为优的文化偏见，而刘若愚则维护中国文学传统，将中国文学置于与西方文学同等的地位，并褒扬中国经典文学作品。

　　夏志清刘若愚《水浒传》笔战

　　美国华裔汉学家中有“东夏西刘”之称，“东夏”是指位于美国东海岸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西刘”是指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夏志清和刘若愚二人在西方汉学界拥有重要影响和地位，刘绍铭曾指出二人的成就及治学方向：“国人在英美学界替中国文学拓荒的有两大前辈，小说是夏志清，诗词是刘若愚。”①夏志清非常钦佩刘若愚的学术成就，并高度评价了刘若愚的学术贡献。夏志清在《东夏悼西刘》一文中曾说：“若愚兄二十多年来，不断用英文著书立说，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争取国际重视，用心良苦，功劳甚大。”②刘若愚也非常赏识夏志清的学识和学术批评。他们相互欣赏却也论争不断，据夏志清自己所说：“若愚兄同我两次笔战，都为中国古典文学及其公认的经典作品辩护，我们二人互相钦佩，实在是一无私人怨仇可言的。”③夏志清和刘若愚的两次笔战，第一次是由夏志清有关《水浒传》批评引起的，第二次是有关夏志清《中国古典文学之命运》的论战。可两位华裔汉学家的学术争议一直未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夏志清和刘若愚有关《水浒传》的笔战，并探讨形成他们各自观点的原因。

一、夏志清对《水浒传》的道德批判

1962年，夏志清(C. T. Hsia)在《〈水浒传〉的比较研究方法》(ComparativeApproachestoWaterMargin)一文中声称，他不再像以往评论者那样“偏向于小说的突出部分，而不愿谈其错误之处”④，并提出梁山好汉嗜杀、厌女，具有“帮会道德”的特性。夏志清在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TheClassicChineseNovels)一书中对《水浒传》的“帮会道德”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称要讨论《水浒传》所谓的反政府立场和革命雄心，就必须把好汉个人和梁山好汉整体区别开来。《水浒传》中单个英雄恪守的的确是英雄信条，他们讲义气、爱武艺、仗义疏财、慷慨大方、不贪女色却贪杯嗜食，这在好汉的个人行为中都有所体现。但整个梁山英雄团伙属于一种帮会组织，奉行的是“帮会道德”，他们不是革命性的反抗力量，也并非都是被“逼上梁山”。反之，他们为了生存到处招兵买马、抢夺物资、杀人放火，他们奉行是对英雄信条拙劣模仿的“帮会道德”。夏志清指出，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接受《水浒传》中石碣上的刻字“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表面意义，因为这块石碣是从天而降，用来宣称梁山兄弟结义之天命。然而，即使以儒家道德思想来审视梁山集团的行为，他们也远不能作为忠义理想的例子，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是利己的、公然漠视正当行为、有侵略的欲望，并对有丁点儿冒犯他们的敌人无情迫害。简言之，《水浒传》七十回本实际上呈现了两种相同的腐败：一种是官府的腐败；另一种是自发的却更具灾难性的梁山团伙本身的腐败。很大程度上，七十回本《水浒传》是一部帮会道德压倒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⑤

　　首先，夏志清指出梁山好汉非常嗜杀。与梁山集团有仇者肯定不能免遭杀害，林冲杀陆虞侯、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杀西门庆和潘金莲、石秀杀裴如海和潘巧云等，都是讨公道的复仇。除复仇外，梁山还有如林冲杀王伦的争地盘、火并杀人；鲁智深和史进杀瓦罐寺道人的除害杀人；杨志杀泼皮牛二的怒气误杀等等。可见，杀人对梁山人马来说不是什么值得深思熟虑的大事。个人英雄具有野蛮、虐杀特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武松和李逵。乱砍乱杀的武松可以看成是被恶魔驱使的代表，尤其是“血溅鸳鸯楼”一节，武松将张都监齐耳根连脖子砍着，一刀将张团练头先剁下来，割了蒋门神的头，也割了张都监的头，然后又接着下楼杀了夫人、玉兰等，一共杀了十五人。夏志清称：“即使武松恶魔般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这部小说也还是描写了一些极度残忍的报复行为，这些行为都不值得同情。”⑥梁山为揽朱仝，导致李逵杀四岁小儿。朱仝与宋江等人都是旧好，因私放雷横而被刺配沧州，但深得知府和小衙内喜欢。梁山为揽朱仝入伙，让李逵拐走并杀害了小衙内，绝了朱仝归路，逼他入伙。朱仝说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意，只是忒毒些个！”而且一见李逵，心头一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并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第五十二回)⑦可见，梁山好汉内部对这种杀戮也存有不满。夏志清称西方文学在基督教的浸润下，冷血地杀害无辜儿童被认为是对上帝最大的冒犯。即使在中国传统中，营救一个落井的孩童也是人性本善的决定性证明。荒唐地杀害一个小孩绝对是恐怖的，但梁山团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⑧梁山好汉不仅采取野蛮和残忍的方法杀人，还经常杀人后食人肉。李逵嗜食人肉更是野蛮至极。黄文炳因曾告发宋江而使宋江对他恨之入骨。梁山在抓了黄文炳之后，宋江命人复仇，李逵起身代劳：“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着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第四十一回)夏志清认为《水浒传》赞赏英雄们采取野蛮的报复行为，并不是对文明的肯定，小说中充斥着极端英雄主义和极端歹毒的角色。

　　梁山好汉不仅个人嗜杀，集体也嗜杀。梁山团伙经常进行军事出击，攻打城池，有时是为解救兄弟，有时则为获取物资。为夺取供给，他们有系统地消灭了祝家庄和曾头市，与对手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结下深仇，并组织攻打将其消灭。在对手曾头市的首领死去两个儿子忍痛讲和时，梁山团伙仍设计诱骗对手落入圈套，结果把他们全部杀尽。这些都说明他们的行为是野蛮、暴虐和贪婪的。

　　其次，夏志清除了称梁山好汉为“嗜杀者”(sadist)外，还称他们是“厌女症者”(misogynist)。夏志清在《〈水浒传〉的比较方法研究》一文中将《水浒传》与冰岛传奇《恩加尔传奇》对比，分析两部作品对女性的态度，从而提出梁山好汉是“厌女症者(Misogynists)”，但未具体展开论述。在《中国古典小说》一书中，夏志清对梁山英雄的“厌女症”作了很多补充，也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夏志清提出梁山英雄厌女、不好色是为了保证履行英雄信条。对好汉更重要的另一项考验是他不能好色。梁山英雄大多数是单身汉，而那些已婚英雄，他们婚姻生活方面的事，小说中也很少提及，除非他们的妻子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据说杨雄和卢俊义一心习武，简直就是将他们的妻子“打入冷宫”；宋江出于善心买了阎婆惜为侍妾，却极不情愿去找她，即使是这样，李逵这位鲁莽却非常出色的英雄仍然将宋与阎的纠葛当作宋江的一个污点，同样的污点还有宋江秘密进京会见名妓李师师。对有心习武者而言，禁欲可能被视为是一项首要的保健措施，但到梁山传奇形成时，禁欲已经成为一项最主要的英雄信条。⑨小说中的田虎、王庆和方腊等都贪图女色，因而被描写成淫棍色狼。在梁山集团内部，贪女色也一再被认为不是好汉的勾当。矮脚虎王英因贪色不成而被同伙公开嘲笑；武松、鲁智深每看到和尚、道士与女人在一起，就会火冒三丈，杀机顿起；李逵更是一看到美貌姑娘就不胜厌烦；宋江称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都惹人耻笑。梁山好汉们对有通奸行为的女性的杀戮极其残忍。一旦女性被发现有奸情和淫荡之举，则惨遭杀害，且方式极其残忍。潘金莲“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第二十六回)。杨雄杀害他妻子的手段更为惊心触目：“杨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第四十六回)可见，梁山好汉不仅嗜杀，而且还很厌女。

　　好汉们“不好色”这一英雄信条虽是以分析男性人物为主，但实际上是关注小说中的女性。夏志清将“厌女症”应用于《水浒传》批评开启了小说中一直被忽略的女性人物研究，他认为《水浒传》中的女性遭杀遭虐并非是因为她们奸淫和恶毒，本质原因是她们是女人。

　　《水浒传》中的妇女并不仅仅是因为心毒和不贞而遭严惩，归根到底，她们受难受罚就因为她们是女人，是供人泄欲的怨屈无告的生灵。心理上的隔阂使严于律己的好汉们与她们格格不入。正是由于他们的禁欲主义，这些英雄下意识地仇视女性，视女性为大敌，是对他们那违反自然的英雄式自我满足的嘲笑。小说中所写的四个罪恶女性——讹诈贪婪的阎婆惜、毒杀亲夫的潘金莲、谗言害人的潘巧云以及卢俊义的前妻——不管她们的其他罪行如何，除各自所犯的罪行外，都是对婚姻不满或不甘受约束的偷夫养汉的女人。她们的克星——正直可敬的英雄好汉们，都仇恨她们那种对欢乐的渴望和对生活的追求。他们把她们处死，以使英雄的信条的履行得到保证。⑩

　　夏志清对梁山英雄“厌女症”的心理探讨，不仅关注了《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更是将其上升到中国明清小说中女性整体的生存高度。夏志清运用女性主义的“厌女症者”术语给《水浒传》中的男性人物下了一个定义，而定义的力量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利形式，具有引导和限制读者欣赏和解读作品的力量。《水浒传》的“厌女”现象引起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二、夏志清和刘若愚的《水浒传》笔战

刘若愚写《中国游侠》(TheChineseKnight-Errant)一书，《水浒传》中的侠义人物也是他论述的对象。他认为夏志清的论文太看重梁山英雄仇视女性的“帮会道德”，所以在征求夏志清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对这一观点加以驳辩，于是才有了两人为《水浒传》交锋的第一次笔战。

　　

　　刘若愚尤其指责了夏志清因对《水浒传》的道德不满而得出的令人惊奇的结论——小说中无人能达到西门庆的“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并以林冲为例，反驳这一观点。林冲受冤流放是因为高衙内想霸占其妻，林冲离别前坚持休妻，以使她获自由之身，可以再婚，因为他不大可能回得来了。从林冲的角度看，这看似狠心，但这也是由于他深爱她、无私地关心她。林冲落草梁山后，也并没有忘记她。当他让晁盖做梁山山寨之主后，他遂将心腹备细诉与晁盖，道出：“小人自从上山之后，欲要搬取妻子上山来，因见王伦心术不定，难以过活，一向蹉跎过了。流落东京，不知死活。”晁盖建议林冲写书搬取，林冲当即写下了一封书，叫两个身边心腹小喽啰下山去了。不过两个月，小喽啰还寨告诉林冲因高太尉威逼亲事，娘子已自缢身死，林冲听完“潸然泪下，自此杜绝了心中挂念”(第二十回)。刘若愚认为林冲有如此行为，怎可能是嗜杀的厌女症者呢？

　　

　　夏志清称，为了平衡小说中残暴和厌恶女人倾向的分量，刘教授举了林冲这个恰恰与“残暴、厌女之人”的相对人物作为人道主义的光辉例子，不过，我在我的文章原文中并没有忽视林冲这位小说中最富有同情心的英雄的情况。

　　

三、夏志清和刘若愚《水浒传》笔战的原因探析

中国学术界通常以研究者的具体身份区分汉学家，基本上包括外籍汉学家、无国内教育背景和有国内教育背景的华裔汉学家。夏志清和刘若愚同属于有国内教育背景的华裔汉学家，二人教育背景非常相似。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其父为银行职员。夏于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已大量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1946年9月，夏志清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Blake Archive)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在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刘若愚1926年出生于北京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传统的儒家绅士，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文化教养，秉承着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因此刘若愚在上大学前已打好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他大学时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学。由于他自小就表现出来的语言天赋使得他的英语才华极为突出，所以他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就争取到了去英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夏志清和刘若愚二人都具有中国文化知识基础，并都在大学期间学习英文，也都获得了机会出国留学，都属于有国内教育背景的华裔汉学家，但他们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和立场明显不同。其实，夏志清和刘若愚有关《水浒传》道德的争议是由于各自对中国文学价值观念的不同。

　　

　　“厌女症”是源自西方文化、文学语境，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各国文学中也都有体现。夏志清面对中西两种文学价值观的差异，主观上将西方文学传统置于上层和优等的位置，而将中国文学传统置于下层和劣等的位置。文学价值等级上设定的不平等层次导致了夏志清不可能客观、平等地审视中西两种文学。夏志清在比较冰岛传奇《恩加尔传奇》和《水浒传》中的男性的杀戮和对女性的态度时，《恩加尔传奇》中的加纳也曾“想杀死多少海盗就可以杀死多少”，女性也被描绘成“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傲慢自负的人”。可见，“嗜杀”和“厌女”并非《水浒传》所特有。西方文学中不乏残忍的杀人场景描写，更不乏厌恶女性情绪的表露，但西方文学中的这些因素却得到夏志清的维护，甚至颂扬，但夏志清在将它们套用于《水浒传》时，却借此批判和指责水浒英雄的“残暴”和“不公”。夏志清对于文学作品中同样的“嗜杀”和“厌女”行为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这表现他颂西方贬中国的一种文化偏见。

　　

结语

夏志清和刘若愚有关《水浒传》的笔战表明，即使是在海外，即使是具有同样学养和理论背景的华裔汉学家，由于批评者对中国文学的态度和指导思想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同一问题的评论也会截然不同。夏志清和刘若愚对《水浒传》道德的争论都带有评论者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取向的深层原因。但无论是褒扬，还是批判，他们的批评拓展了该小说的研究范围和视角，同时也反映了《水浒传》在异域的不同接受。

　　注释：

　　① 刘绍铭《孤鹤随云散——悼刘若愚先生》，《中国时报》1986年7月24日，第8版。

　　②③ 夏志清著，陈子善编《岁除的哀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54页。

　　